一、稻作发展对吴越历史地位的影响
如所周知，公元前7-前5世纪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都有过辉煌的强盛时期。吴王阖闾用孙武为将军，大举攻楚，五战五胜，重创楚国，这是东周时期的第一次大战。越王勾践曾北进山东，大会齐、晋诸侯，共尊周天子，号称霸主。吴越两国都有发达的水军，在交战中，都出动强大的水军，为北方各国所不能想象，这也是有力量向海外发展的标志。两国的强大基础就是有发达的稻作农业，这在《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古籍中有充分的反映。春秋时吴越稻作的发达，不能不联系到史前灿烂的良渚文化的因素，尽管良渚文明的消失依然是个谜，但五六千年以来这一地区的稻作生产始终没有间断过，也是事实。稻作历史连绵不断，既积累了经验，又丰富了品种资源，是其他地方无法取代的。
然而进入秦汉统一以后，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统治的专制集权，防止地方的自主和反叛，加以目光的短浅，不能利用统一的威势去发展南方，而是采取消灭地方割据势力，集权于中央的强干弱枝的政策，以巩固其万世帝业。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集中于咸阳及巴蜀；汉继秦后，采取同样的手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帝迁徙六国国王后裔、豪杰、名家及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五大族10万余人入关，从而使得东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进程，遭到人为的打击而受挫，发展甚是缓慢。如西汉会稽郡(设治吴县)有户22万，口103万；到东汉时，虽分为会稽(设治山阴，旧越国，今绍兴市)和吴两郡，其中会稽郡有户12万，口48万；吴郡有户16万，口70万①。两郡合计有户28万，口118万。在长达200余年的时间里，户只增加6万，口只增加15万。说明农业和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与关中地区的富庶繁荣形成鲜明对比。西汉初，盐铁还是民间私营，武帝元狩三年以后才收归国营，在全国置盐铁官，实行垄断专利。汉代盐官共48处，东南仅海盐1处，其余47处都在北方。汉代共设铁官44处，东南仅盐渍、广陵、堂邑3处，其余绝大多数在中原北方②。这种专营的结果只有利于北方统治中心，而不利于南方的发展。
秦代的浙江设置了19个县，其中17个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这其实是吴越时期遗留的格局。而在西汉的200年中，只有沿海增设一个回浦县(今临海)；东汉100多年中只有瓯江口增设一个永宁县(今温州)③。由此春秋战国时的吴、越、楚农业和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被强制堵塞，这是南方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低谷。这个低谷使得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和经济发展推迟了二三百年，无怪乎司马迁说：“江南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④
南方经济的转机发生于秦汉大统一格局被分裂为三国以后，东南地区在孙吴统治的百来年间，农业和社会经济开始了复苏。浙江县治在孙吴期内很快增加了26个县，填补了浙江的大部分空白⑤。西汉时百越族人民一部分被强迫迁往江北，其余逃往海外岛屿的称外越，逃往山区的称内越。在孙吴统治期间，内外越在孙吴的胁迫下，开始了与汉族的进一步同化。原先称稻为“依缓”的吴语(吴越同语)由越人渡海东传至日本，故日语也称稻为“依缓”(亻 礻)，而吴越本身已接受汉语称“依缓”为“稻”。当然，越语保存于日语中的还有不少，如越人谓盐日“余”，音近日语シ才；日语读吴为クL，即“句吴”之句读如勾⑥。这也是在探讨吴越文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点。
此后南方经历东晋、宋、齐、梁、陈200余年的发展，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土地大规模的开垦，水田向山区坡地的进展，使得以水稻为代表的农业开始有了很快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和文化的欣欣向荣。在此之前，北方的粟麦和南方的稻虽同为各自的主粮，但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无法与粟麦相比，而从东晋始，南方水稻开始了与粟麦平起平坐的地位，也即与汉魏时北方之粟麦并驾齐驱了。据分析研究，秦汉时的粮食平均产量折今市制约亩产264斤，其中南方水稻平均为250斤，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到了东晋南朝时，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为257斤，其中水稻平均为263斤，比秦汉时增加了5.2%；而北朝的粮食平均产量比秦汉时减少了2.42%⑦。所以王羲之说：“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八九。”⑧虽或有所夸张，也足以说明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开始受到挑战。
唐宋以来，南方没有受到如北方的长时间反复战乱，农业的发展一直比较稳定，加之北方人士为避战乱而大量南下，带来北方先进的农业经验，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北人喜麦食的习惯带动了南方麦子的种植规模，人口对粮食尤其麦的压力，把原种植在旱地的麦子引入稻田，形成了太湖地区闻名至今的稻麦两熟复种耕作制。宋以后，除麦子以外，油菜、蚕豆、豌豆等也纳入稻麦两熟制，这些冬季粮、豆、油作物被专称“春花”。这样，既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也大大增加和丰富了粮食的供应和品种，又使得有可能分出部分田地改种桑、棉、烟草等经济作物，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太湖地区对国家的田粮负担也随着不断增加。唐时江浙财富首甲东南，因而漕粮高居各省总和之半。唐中叶时浙江东西两路岁运漕粮75万石，至北宋中叶两浙岁运漕米达150万石⑨，乃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宋、明、清三朝浙北苏南地区的水稻产量一直较其他地区为高，北宋至南宋，稻米平均亩产约2.5石，其他地区只1.5石；明朝浙北苏南为2～3石，其他地区为1.5石；清代有所下降，浙北苏南为2石，其他地区为1.5石⑩。太湖地区的粮赋负担愈到后来愈重，据记载：明朝时，“赋重莫如苏州，亩科粮至有一石三斗及二石者。洪武初，正耗止二百十四万石，永乐后益为三百万余石。两京百官禄俸，尽派苏州，计米几三十八万石。又，供亲王白熟米一万石余。”⑾尽管到清朝后期，稻米产量有所下降，苏南浙北地区仍然是商品粮的重要基地，这种情况一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仍然如此。
二、稻作发展与吴越文化的密切关系
笔者在查检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自唐宋以后，有关稻的文献量激增，遥遥领先于其他的粮食作物，其情况同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自唐宋以后南移完全一致。更引人注目的是，全国稻文献量中又以太湖地区居首。这是一种很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收录有各种作物的历史文献，笔者试将自古以来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粟、黍、粱、稷、稻、麦6种作物的文献量加以统计(高粱等文献很少，不加统计；玉米、甘薯等是明代后期才传入的，文献量更少，也不作统计)，收入《集成》中的文献计90页，约136500字；其中水稻占30页，46500字；麦29页，43500字；粟12页，18000字；黍10页，15000字；粱稷9页，13500字。稻占总字数的34.06％，麦类占总字数的31.86％，粟占13.18％，黍占10.89％，粱稷共占9.89％①。如所周知，粟黍是古代黄河流域最重要的主粮，稻在古代黄河流域只占很小的比重。但是，经过3000年来的演变，小麦在北方逐渐取代粟而上升为首位，稻则在南方的发展不断上升，终于成为全国按人口计、或按单位面积产量计、或按总产量计都属最重要的主粮；临驾于麦子之上。到清代为止的这种差异，至今仍然如此。
《古今图书集成》所收的文献资料，是到清初为止，所收有限。50年代，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并把收集的时间延伸至民国初年，从而所收集到的文献就远较《集成》为多。该选集按作物各出分册，每册都先出上编，上编是专门摘录历代有关作物的文献，下编则是专门摘录地方志中有关该作物的材料。笔者将选集的稻、小麦、麦类和黍粟类的上编内容加以统计，其结果更显示出稻的突出地位。稻的总字数达247000字，占这四大类作物总字数的45.91％；小麦总字数为11500字，占2.31％；其他麦类(大麦、燕麦、裸大麦、荞麦等)为117000，占21.74％；黍粟类为162500字，占30.91％。上编的资料是不分地域的，下编的资料则按地方志抄录，因而可以统计分析其地区分布特点。以稻来看，所收全国24个省的文献量，以江苏和浙江居首二位，江苏为95900字，浙江为86100字，江苏占总字数的11.32％，浙江占10.16％，江浙合计占21.48％。如果按流域分，长江流域占全部字数的54.50％；华南及珠江流域占25.60％；黄河流域占14.30％；东北、西北、西藏等占5.80％。这种情况 至今仍然如此，并且同现在水稻品种资源库所保存的品种资源份数一致。如现在我国水稻品种资源共约33000份；小麦约23000份；粟约11000份；其余的作物都在10000份以下。
江浙地区以稻米为主食的情况持续了六七千年以上，不能不带来某些深远的文化积淀的影响。北方的粟麦也是如此。如上所述，江浙地区在吴越国时期曾有较发达的农业和文化，只是在秦汉的400来年中反而停滞落后，直到东晋南朝开始恢复，唐宋以后才起而超过北方。这在全国人才的分布变化上有充分的反映。据缪进鸿的研究②，中国历代杰出的专家学者在地域上的分布，起自先秦，终于近现代，共得2395名，其中居首位的江苏为484名，第二位为浙江，443名。除河南第三为206名以外，其余各省都在200名以下。以长江三角洲计，共有948名，占全部的39.58％，太湖流域共591名，占24.67％，即约四分之一。如果分历史朝代来看，北方各省的特点是前期多，自唐宋以后开始下降；南方是前期少，唐宋以后增加明显。如果看中英庚款留英学生的地区分布情况，在总数684名中，江苏占首位，为176名(上海20另列)，第二浙江，为129名，其余各省除广东(83名)、福建(53名)外，都在25名以下，或10名以下。缪文所说的太湖流域包括；茅山以东，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的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嘉兴、湖州8市及所辖的40市，面积约36000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0.37％，人口约365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25％，而杰出学者则占全国的约四分之一，每10万人口所出的杰出专家学者累计数为全国平均数的6倍，所出的理工农医杰出人才占全国的27％，相当于全国每10万人口所出的平均数的7.9倍。
太湖地区自唐宋以后的农业、经济和文化的迅猛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生物学和农学的角度看，有两点很值得注意而鲜有人提及。一是人口的大流动和远距离婚配为人才的孕育提供了优生的基础，也就是为文化的兴旺创造了先天的条件。现代优生学提出，人的体力强弱和脑力的高下都是多对基因与环境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的结构虽然是遗传的，但还要取决于后天包括从怀孕到儿童教养的环境条件和优化。《左传》早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藩”的记载③，因为近亲婚配会给隐性遗传疾病(痴、聋、哑等)以表现的机会。近亲结婚所生的子女，其隐性病患者的百分率较非近亲婚生子女的要高几倍甚至几十倍④。所以人口流动和远距离的婚配非常有利于防止不良等位基因的组合，而增加优良等位基因的组合。中华民族在秦汉前，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进行着频繁的东西南北各民族的交融，孕育了汉族及其灿烂文化；魏晋南北朝以后，在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继续融合的同时，又开始了向南方的大迁徙，最大的三次是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和辽灭北宋。尽管历史上的这种人口大迁徙上以残酷的战争和无数的伤亡为代价，不通过战争同样可以达到人口流动和交融的目的，但历史不容选择，我们也无法否认这种人口流动无形中也为汉族种质的优化创造了条件。立足于太湖地区的吴越文化，虽然呈现出独特的地区文化色彩，但同时也是善于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才发展起来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自行发展起来。排外的文化是会萎缩甚至消亡的。所以我们应该正确评估历史上太湖地区接受人口流动带来的巨大影响。
其次，从农学的角度看，农业生产稳定持续的发展，是人才成长的外部条件保证。北方以粟麦为主食，南方以稻米为主食，二者的差异并不显著，甚至单独的粟麦营养较稻米要好些。但从综合的营养角度看，北方人民的动物性蛋白质来源主要依赖牛羊和猪肉，人均的消费水平不高，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⑤，表明还要靠大豆的植物性蛋白质补充。东南人的动物蛋白质来源有丰富的海产和淡水鱼类，加上猪、家禽等，消费水平高于北方，特别是鱼虾类的蛋白质最容易消化，又容易取得。中国历来有食鱼使人头脑聪明的说法，英国自古也有鱼是智慧的食物的谚语⑥。稻米蛋白质的消化率高，据最近研究，精米的蛋白质含量为7%，虽然偏低，但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赖氨酸含量在稻米蛋白质中高达40%，此外，还含有15 %的白蛋白和球蛋白；20%的醇溶性蛋白及65%的谷蛋白。在日常用粮中，稻米可以提供人每日所需的19%～80%的热能，12%～71%的蛋白质⑦。凡此，皆是稻米营养上的优点，而且稻谷的单位面积产量潜力高于粟麦。因此我们说，吴越地区既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又保证了优质的膳食结构，这是这一地区人才特别集中的物质基础。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史研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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