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中，农村社会的主体性和互助性是如何一步步失去的？在党中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重要战略的当下，我们应如何看待农村社会的衰落这一事实？本文以福建省培田村为案例指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同时也是与之相对应的全球化知识体系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代价是在地化知识体系的消解，其表现之一即是农村社会主体性和互助性的丧失。
1.全球化知识
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向我们展示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是市场不断脱嵌于社会并最终将社会吞食的过程，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全球化知识体系的建立。人们逐步对如下的一些观念习以为常：自发调节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是人类经济生活的方向，可以“使人得到世俗性的拯救”，因为它不仅可以最有效地把蛋糕做大，而且自然会让每个人都有得吃；这个世界是由强者和弱者组成的，弱肉强食是自然法则，也是人类的生存法则，生命的意义在于在与同类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只有成为商品才能体现出它们的价值，货币本身也只有成为商品，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社会是围绕市场经济而组织起来的，也只有如此，社会才能实现其使命；科学是社会和市场最有力的翅膀。这些观念已经成为常识刻在人们的脑海中，经过几代人的固化，而成为人类思维的原点。
在这种知识体系的形成、发展、巩固过程中，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巩固下来。工业文明在各方面呈现的特征，正是全球化知识体系所内含的。在经济层面，工业文明主张大量地生产和消费，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扩大生产，在这种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中，社会的物质财富将不断得到增长，人们的生活将不断得到改善；在社会层面，工业文明让物质成为社会的主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己的关系中，物质成为最重要的媒介，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自然在工业文明的眼里，就是一堆可以转化为财富的资源，人本身则是可以创造财富的工具，“社会的自然本质和人性本质转化为商品”；在教育层面，由于人是财富的工具，是可以买卖的商品，是一种类似于铁矿的资源，是有可能转化成“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所以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人训练成适应工业生产和市场需要的各种劳动力，其特点是标准化、制式化、产业化，学校就是一条工厂流水线，老师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学生是经过不同老师的知识原件组装成的产品，这种产品的特征就像同一条流水线上出来的电话机一样，一模一样，没有生命。这正是工业文明的发展需要的人才，尽可能少的独立意志，尽可能高的生产效率。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异化为商品，是工业文明最主要的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入，全球化知识也乘着这改革之风，吹遍大江南北，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远的农村，都深受影响。全球化知识正在逐步地消灭农村，消灭农村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多样性，其表现涉及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等多个层面。
2.被全球化知识消解的农村社会
2.1 极度增长与环境代价
大量地生产，大量地消费，这是全球化知识信奉并极力推崇的价值之一，因为资本只有在这一价值里，在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中实现增值，生产越多，消费越多，资本的积累也就越多。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GDP逐步成为考察各地政府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政府越来越成为公司型组织，以追求资本积累为目标。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造成政府缺位，唯有资本大行其道。其代价之一，就是自然生态的恶化。我们以培田为例，探讨这一代价有多大。
首先是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对土壤和水质造成的破坏。培田属丘堎地貌，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田地较少，人均耕地只有不到七分。过去这些田地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且多是双季稻，最近十几年来，则主要是烟叶和水稻的轮作，没有轮作的，也以单季稻为主。过去培田村民种田，所用肥料多是自家积攒的农家肥，或是上山烧草木灰，除虫的办法也是五花八门，但都是物理除虫法，而且，就近的农田，村民还会实行稻鸭鱼共生的方式进行种植。那个时候，家家都会养一些猪牛，有些家庭也会养殖山羊，土地的肥力补给是够的。当然，同时，劳动力的消耗也是较大的。
大概是二十几年前的事吧，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农民不再使用农家肥了，化学肥料很快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物资，牛圈慢慢空了，厕所的粪尿也越堆越多，最近十几年，猪圈也慢慢空了，诺大一个培田，只能找到十几户还养猪的农民。与此同时，各式农药也很快取代了农民自制的杀虫剂，物理杀虫法被化学杀虫法取代。农民种地轻松了许多，尽管由于多梯田的原因，农业机械的使用有限，但起码农民不用攒肥挑粪了。同时，随着沿海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培田青壮年也在这个时候纷纷外出，而农田，就交给了老弱妇孺。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多好啊，化肥农药把农民解放出来，而工业需要劳动力，人们需要工业品，社会各取所需。然而，培田农地土壤的重金属Cd已超过了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培田的这种发展过程牺牲了自然的利益，这种牺牲将陷培田于不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中。
其次是森林的滥伐现象，造成培田山体植被稀少，水土流失较严重。解放前，流经培田村的小河是可以行船的，当时培田村民外出经商考学，水路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我们可以想像一下，那时候培田河的水势是多么地大。现在则是整个地改变了，即使是最深的地方，水也只能淹到一个成人的膝盖。培田水量的减少有各种原因，可能也包括气候的变迁，但最主要的，是其植被的大面积减少，包括山体裸露，雨水冲刷，河道被泥沙淤积。过去，农民对自然还有敬畏之心，只是根据盖房和烧柴的需要进行砍伐，而且主要是已成材杉木和松木。现在农民仍然根据需要进行砍伐，但其需要已成了无底洞，因为他们砍伐是为了在市场上贩卖赚钱金钱，而且除了杉木和松木，他们也砍杂木，有时候深山里长了几百年的杂木也被砍掉，实在让人心疼。培田共有山林面积近万亩，植被保护完好的面积不足两千亩，且呈逐年下降趋势。
2.2 公共服务及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和商品化
全球化知识认为，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最终能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同时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实现效用最大化，即帕累托最优；而如果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则必然能同时实现市场均衡，也即存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这种认识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下被普遍接受，培田也欣然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在过去几十年的岁月里，培田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都逐步被私有化和商品化了，因为据说，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人的效用最大化。
培田原来有不少的公田，主要用于发展本村的教育事业和其它公益事业。小小培田，鼎盛时期，曾有九座书院，此外还设有妇女学堂和农业技术学校，另有振婴社等公益组织，其经费来源除了乡贤捐赠，主要依托村里专门划拨的农田，这些农田被称为“公田”，也即属于公共用地，用于公益事业的农田。同时，这些公田还用于学校的生产教育之用。除了公田，培田还有公山，其作用除了和公田一样，用于助学等公共事业外，同时也有保护培田风水的功能。分田单干后，公田被分到户，培田的教育等公共事业从此衰落下去，公山则没人管理，大家滥砍滥伐，变成了荒山，只有临近村里的风水林仍然保存完好。
此外，众所周知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本来属于政府的公共服务，也被取消了。培田也不例外，原来小病不出村的，现在也只得到乡里去，村里的诊所基本上成了卖药的，而且药价还不低。
2.3 农村经济文化同质化，消费主义盛行
全球化知识对农村的把控，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它消解乡土文化对农村的影响，代之以城市以资本为核心的文化。电视在农村的大面积普及为资本文化在农村的渗透铺平了道路，农民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和城市取向的节目面前渐渐地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开始以城市作为衡量标准，而有处处不如人的感觉。同时，大量外出务工的人员，他们的传统根基本来就不深，很容易被城市中耳濡目染的事物给俘获，而慢慢地从里到外变成一个“城里人”，当他们回到农村，就有了某种强势的文化感觉，这对农村原有的文化形成另一种冲击。当然，更重要的，是农民日常的经济生活，越来越与城市连接到了一起，农民原本相对自足的经济被打破，从而产生对外来经济的依赖，包括其孩子外出务工汇回来的货币。
培田村是一个有着很深的孝道文化的古村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尊老敬老的传统是相当深厚的，老年人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其自明末清初就订定的家训族规中，第一、二条即分别是“敬祖宗”、“孝父母”，这些家训被抄贴于祖堂的天子壁，以及妇女学校“容膝居”，列入书院、女校的“校本教材”，先于教，督于行，使培田“庶风民俗美可称里”。几百年下来培田村民经十几代人的努力，打造出由30幢华堂、21座宗祠、六所书院、三庵两庙、两扇跨街牌坊和一条千米古街组成的七万余平方米的明清古建筑群，以及与这些建筑相映成趣的，源远流长的教育血脉，民国十九年，汀州八县23位留学生，培田村就有三位，还选送九位军校生，其中出自黄埔的就有四位。培田的这些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上的成就，与其浓厚的孝道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这一切美好的传统都被打破了，培田在经济主义的侵蚀下，经济能力成为衡量长幼尊卑的标准，老年人的地位急剧下降。老人们的经济创收能力有限，一不能外出务工赚钱，二在家里也不能干重体力活，他们基本上已无法直接创造货币收益，在出门就得花钱的现代农村，他们甚至已无法养活自己，用农民的话来说是“累赘”，用学者的话来说是“劳动力残值”。当人的眼里被金钱所覆盖，他行动的准绳就变成金钱了，能给自己带来经济效益的，就是值得尊敬的，反之，则是可有可无的。培田村民在对待老人这一问题上，这几十年来，就是逐步被金钱左右的，培田孝道文化渐渐地消失无形，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文化。
有一位老人，已八十几岁高龄，育有五个孩子两个女儿，其中两个孩子已出门在外定居。原本是他们老两口单独住在老房子里，两年前，老人的老伴去世，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开始一年，她自己还能料理生活，后来不小心跌了一跤，变得行动不便了，她在同个村的三个孩子才商量轮流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吃住，一个月轮一次。可怜了这位老人，到老了反而居无定所，这个月搬到村东头，下个月又搬到村西。笔者曾去过老人家住的房间看望，这房间在家里的第一层，是放杂物的地方，老人就住在杂物间里，阴暗潮湿。
还有一位老人，也已经八十多岁了，她的背很驼，一个人生活，没有近亲，靠捡垃圾为生，笔者偶尔能在村里碰上她，驼起的背上背着大大的一袋塑料垃圾，看着让人心疼。社区大学曾向社会募款接济过她一段时间，但由于需要帮助的老人很多，接济也只是杯水车薪。但就是这样的老人，村里头大人小孩都熟视无睹，甚至很看不起她，不愿意走近她。
此外，培田互助的传统也在全球化知识的冲击下渐趋丧失。守望相助是农村地区最可宝贵的品质之一，这是农民在漫长的年代里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在多变的自然面前生存下去，他必须得到他人的帮助。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帮助他者，这是比较消极的互助，但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变，助人已内化为习惯，成为农村的重要文化内涵之一。即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普遍都还保有着互助的传统，培田亦然。那个时候盖房子，还是你帮我，我帮你这么盖起来的，花费很少，几百块钱就能盖起一大栋房子，土木结构的，农民不必像现在一样背井离乡十几二十年才盖起来，他在上可孝敬父母，下可在身边养育孩子的情况下，就能够完成家庭的主要事业。互助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农业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正是互助文化支撑了我们的文明于不倒，她是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核心部分。现在，年长的人回忆起年轻时光，对那个年代大家彼此互帮互助的情景，仍心怀向往，他们用客家话“兴”，也就是高兴、心情舒畅的意思，来概括自己的感受。
仅仅过了三十年的样子，一切就都改变了，商品经济的活跃需要大量的货币流通，货币从而取代情感，成为村民之间的主要交流媒介。不管是盖房这等大事，还是农忙时节的插秧或收割，都从“以工换工”变成了直接的现金交易，即使是走亲戚，人们也直接用货币代替了物品，而红白喜事，人们干脆从市场上请“流动酒家”来帮忙操办，不再需要邻居亲戚来帮忙打理了，他们只需到时揣着红包来吃个饭就好了。这一切，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大家彼此都很方便，不用欠彼此什么人情。殊不知，互助文化正是在这些变化中，不经意间，就从人们的身边溜走了。现在人们普遍感觉农村的人情淡了，不管是出门在外的游子，还是本村的村民，他们对社区的认同和感情都有一日不如一日的感觉，社区不再是大家可以彼此依靠的地方，不再能带来温暖。于是，人们更多地从家庭中寻找慰藉。但是，无一例外地，家庭也日趋货币化，除了父母对儿女的爱仍然真挚，夫妻之间仍然同心（这种同心也在演变为对他者的算计），其余的关系，则都或多或少涂上了金钱的色彩。兄弟之间，为了一点点宅基地，可以大动干戈，互相仇视；甚至，如前面所述，人们因为经济的关系，不再孝顺父母。
资本文化对农村互助文化的消解，非一日之功，仔细分析，我们会看到它是很系统的一项工作，是搭载在资本经济这艘大船上来实现其目标的。
2.4 资本经济蚕食社区经济
长时间以来，农村的经济形态是一种自给自足型的经济，不能说全部，但可以说是大部分的人们生产生活所需均可从社区获得，最多不会超过一个乡的范围，本社区不能提供的必需品，大多也可以在乡里的集市上买到或交换到，而集市上的商品，大多也来自本乡本土，小到一枚鸡蛋，大到一个风车，本地都有生产者。我们通常说的“农村七艺”，即木艺、竹艺、铁艺、陶艺、塑艺、泥艺、布艺，构成了农村的小手工业经济，这几种工艺，基本涵盖了农村生产生活所需的全部。盖房子，木工和泥瓦工就可以包下来，木材从自家的山上来，泥土也是；种植用的锄头、犁耙，厨房用的刀具、铁锅等等，村里的铁匠就可以搞定；睡觉用的床，吃饭用的桌椅，村里有好几个木匠呢；身上穿戴的衣服鞋帽，则有村东头的裁缝师傅。这些手工艺人，靠着他们的手艺，在村里头还可以过上中上水平的生活。现在，这一切已成记忆的一部分，工厂流水线上下来的工业品，特别是塑料制品，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着农村的这些小手工业，使它们渐趋消失。培田因为古村落保护的需要，对木艺还有一定的需求，还有稍微年轻一些的木匠，其他几种手工艺，就只存在于七八十岁的老人身上了，随着他们的逝去，这些手艺在社区就算彻底失传了。而随着农村手工艺的失传，以及如前所述，农业经济不管是原料还是产品都依赖外部市场，农村的本土经济将完全丧失独立性，而成为城市工业的依附。现在随便到农村的集市上走走，你会发现市场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商品都不再出自本地。你可能会说，这是商品经济发达的表现，殊不知，这表面的发达背后，是农村经济的衰落，是人们的背井离乡，是越来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环境的破坏。
培田接近1400人的村子，已有一半多人外出，其中外出打工的有将近六百人，培田的经济主要依靠的正是这打工的收入。在培田所在乡宣和每五天一次的市集上，不管是畜群水果，还是日用品，一律从宣和乡以外进来，商贩也越来越成为以外地人为主，本地的则商贩和产品则慢慢减少。
此外，农村社区经济被资本经济摧毁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农村资金的被抽离。除了前述农民买高卖低即工业品和农业生产原料以高价卖给农民，农民种养的产品则以低廉的价格卖出，这中间的资金流失外，农村金融也扮演了重要的从农村抽取资金的角色。
2.5 消解农村教育
培田的教育曾兴盛一时，且不说她九个书院的辉煌历史，即使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培田小学也还是当地的教育重地，有学生三百余人，周边好几个村的孩子都往这里送。但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实施，经济资源和教育资源都往城市集中，一方面人们不得已离开家乡到城市谋生，渐渐地也把孩子带到城市就读，一方面老师们不愿意在农村呆着，想着法子往城镇跑，特别是教学水平较好的老师，更是如此，这样造成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急剧下降，家长们也就不得已把孩子往城镇送，只有一些较为弱势农村家庭的孩子留在村小就读。如此，培田小学一落千丈，只剩下不足三十个孩子，眼看着要关门大吉。
此外，教育和农村生产生活的分离，也是全球化知识消灭农村教育的一个方面。单一的智识教育体系要求学生埋首书本，不闻窗外之事，它把毛泽东时代定下的“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的教育目标，压缩为一个，即“智”，其余四个方面则变得可有可无。这种教育从小就以城市工厂流水线的标准来培养农村的孩子，将其与乡土隔绝起来，即使有乡土教材，也是形式主义，并没有将之真正落实于教学中。如此，因农村教育质量本来就低，农村孩子根本无法与城市孩子在同一个标准上进行竞争，造成农村学校教育出来的孩子处在不上不下的境地，上无法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下则五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再能像其父辈一样勤劳肯干，也无一技之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反成了祸害。现在农村盛行“读书无用论”，并不是农民见识浅，实在是教育在资本的裹挟下“脱胎换骨”了的缘故啊。
全球化知识体系对农村的把控，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但不限于此。其核心是消解农民的主体意识，使其在意识层面毫无保留地接受全球化知识加诸农村的资本文化，没有任何的反思或反抗，反而欣欣然。很多人翘首期盼资本的力量再大一些，如果能把我们的村庄消灭了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钱，而在这钱面前，什么家园、邻居、乡情，统统都是小儿科，不足挂齿。我们看到，资本的逻辑已经非常彻底地把控了农村，而农民是温水里的青蛙，乡土文化是案板上的鱼，很多年以后，我们也许可以在故纸堆中找到他们。
3.农村社会的重建是可能的吗？
在中央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的当下，如何消除全球化知识的负面影响，我愿意用“在地化知识”来表述与生态文明相对应的知识体系。
吉尔兹在全球化知识以资本为逻辑向全球扩散并被各地尊为圭臬时，提出“地方性知识”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人们对全球化知识这一所谓“普遍性知识”的反思。地方性不是区域性，这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它在根本上否定了“普遍性”，是对科学等诸领域普遍主义的质疑，同时也是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对地方性、民族性的侵蚀的质问。
我所提出的“在地化知识”是地方性知识的升级版，在更高的台阶上俯看全球化知识及其对应的工业文明。它具备地方性知识倡导的多样性、包容性特征，也具备普遍性知识表面上倡导的开放性、平权性等特征。在地化不是地方化，也不是与全球化的分庭抗礼，它是普遍性的，是科学和理性的，也是个体的，是非科学和感性的。实际上，它是什么样子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自由的，没有在资本和权力的牢笼中。因其自由的本质，它更接近常识，接近能够支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真道。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在地化知识是在对全球化知识体系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
如何加强在地化知识体系的建设，从而重塑农村社会的主体性和互助性，在经济、文化、自然生态等各个方面实现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自民国以来直到今天仍生生不息的乡村建设努力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是一种“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对应着乡土知识的多样性、知识体系的在地化以及乡土文化的传承等多个方面，社区大学作为乡村建设的一种形式，是实现教育多样性的重要载体，是在地化知识再生产的重要平台。亦即，新时期乡村建设，必须以组织创新和教育创新为抓手，以在地化知识为思维原点，才有可能实现互助型社会系统的构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现任教于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愁经济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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