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的儿子，1982年参加工作就去了公社，在基层做了17年的乡干部。2000年辞职，2001年跟随温铁军先生开始从事三农研究、并做志愿者型的乡村建设。2005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首乡建100年，有待我辈新建设》。2011年和孙君等人创建中国乡建院，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专业化、职业化的新乡建。
2015年，我曾经在“四面田”讲堂比较系统的阐述过中国乡建院的乡建理念、方法，介绍过中国乡建院的乡建实践。
很多人恭维说，中国乡建院在当今中国乡建界是一面旗帜。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心中越来越忐忑不安。在2015年乡建院年会上。我主要讲了四个字——敬畏乡村，和我的同事们共勉。
做乡建时间越长，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情感越多，越发觉得乡村越来越陌生。
过去的乡村是什么，其实我们未必了解；当下的乡村是什么，其实我们未必认识；未来的乡村该是什么，其实我们一无所知。
我隐隐约约的预感到5年后，遭到诟病最多的可能是：精准式扶贫和乡愁乡建。
我有十年的扶贫经历，在精准式扶贫还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系列关于精准式扶贫的文章。最近看中央电视台一系列关于精准式扶贫的典型报道，错的有些离谱！说句实在话，现在的精准式扶贫的做法基本上偏离了习主席精准式扶贫构想！
2008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假如给我2万亿》，发表在《改革内参》和《南方都市报》上。后来全国各地逼农民上楼式的乡建，形式上基本和我文章所说的大体一致。文章如下：
假如给我2万亿
李昌平
为扩大内需，中央决定投资4万亿，地方则提出三年要投18万亿以上，合计有22万亿以上。有经济学家预测，22万亿3年用完，每年可以刺激GDP增2-4个百分点。
我一草民，没法“跑步钱进”。但我真想要2万亿。
假如我有2万亿，我就把亿万农民都调动起来，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搞新农村建设。不仅可以调动农民6万亿以上的建设投入，还可以节约出5000万亩集体建设用地，为5000万户农民建造新房，建设6万个左右的新村庄（中心村），为5000万以上的农民提供就业岗位（机会），为100万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
我的办法非常简单：和各个县长、县委书记或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签订新农村建设协议书，凡是依据规划建设新农村，通过村庄整理每节约出1亩土地的，奖励4万元。当然，协议中会有一些民主管理、财务公开的监管约定和违约处罚约定。
我问了几个中部地区的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他们都说敢和草民李昌平签这个协议。他们准备这样运作———
一般2000-5000农村人口可以建一个新村庄（中心村），通过组与组、村与村换地的办法，可以将分散的农户集中到中心村居住，水、电、气、路、互联网路、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一次性到位。2000-5000人的村庄整理，可以节约土地500-1200亩不等，如果按800亩计算，可以得到3200万元的奖励资金。
3200万，准备这样用：每户补助3万元，按800户算，合计2400万元；50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有些困难农户做房子的钱还是不够，不要紧，每个乡镇建立一个土地信用合作社（以剩下的300万为本金，接受本乡镇农民入股和存款）。村庄节约出来的土地，可以在土地信用合作社抵押贷款，1亩集体建设用地抵押贷款4万元。这样，钱应该够了。
我相信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的智慧和能力，认为可行。如果国家成立土地银行（或农业银行增加这个功能也行），开展集体建设用地抵押贷款业务，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财政贴息贷款，就更好了。
这样使用2万亿，多值呀！节约5000万亩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价值至少10万亿；可以给农民增加5000万个以上就业岗位，完全可以吸纳“民工回乡潮”；带动农村合作金融和社会事业发展，为大学生创造10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比现在的“大学生村官计划”不知大多少倍；可以在3年内，由农民自主建设6万个现代化中心村，为5000万户农民新建住房，比现在的“两依靠”（一靠领导带钱，二靠引进外资）的新农村建设强多了；至于这2万亿能够创造多少“鸡的屁”，还是留给专家学者们计算吧。
本人最看重的还不在这些，而是这2万亿的使用，可以帮助中国摆脱外向依附型经济增长模式，建立起立足内需的经济增长模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用过“积极财政政策”促进GDP增长，效果是明显的。但有一个问题，增加农民收入不明显，还加速了中国外向经济模式向外向依附型经济模式的转变。我认为，这次4万亿（+18万亿）扎下去，如果不能超越过去，只是为了增加GDP，4万亿（+18万亿）用完之后，中国依然维持外向依附型经济模式不变……将来还有这么多钱扎吗？
拿2万亿，和县乡干部签协议，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建设新农村。只有李昌平这样的傻瓜才会这样想，在很多人眼里可能是个笑话。但我还是相信过往的农村发展宝贵经验：既不靠中央的积极财政政策，也不靠外资，就靠政策调动千千万万农民自主发展的积极性，不仅解决了中国人吃饱饭的难题，还演绎了“乡镇企业半壁河山”、“小城镇雨后春笋”的伟大奇迹！
本人认为：只有重视过往的发展经验，才能有效应对中国眼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危机！
逼农民上楼式的乡建是一场灾难，今后会逐年显现。不管后来的逼农民上楼式的乡建与我的文章是否有关，但我很后悔写了这篇文章。
2010年，针对农民上楼的新农村建设，我提出“适应逆城市化趋势建设新农村，重点在30%的中心村推进农村农业服务业化”；和我一起创建乡建院的孙君喊出了“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口号。北京绿十字和中国乡建院等机构协作地方党委政府进行了有价值的实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襄阳堰河村新农村建设、武汉小朱湾新农村建设、信阳郝堂村新农村建设等。对全国轰轰烈烈的农民上楼式的乡建冲击很大。
近年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习式乡建成为了主流，逼农民上楼的乡建臭名昭著了。
现在，习式乡愁乡建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城市的力量开始涌向乡村了，我又开始担心起来了，乡愁乡建会不会再一次造成灾难呢？我已经预感到又一场灾难即将来临了。
中国乡建院是职业化、专业化的乡建机构，近100人的团队了。乡建市场爆炸式的增长，乡建院的扩张速度总是赶不上市场的需求。如果从商业的角度看，中国乡建院赶上了好时机。但是，我却忧心忡忡。
我一再告诫我们的员工，不管你多牛，曾经做过多么牛的案例，你必须对乡村心存敬畏之心：
第一，未来的乡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们并不清楚。乡村人、城市人……不同年龄的人，他们期待的未来乡村各有什么不同，我们并不清楚。自以为清楚了，其实只是自以为是。不说别的，你问问哪些生活在农村的老人，他们是农村的主体，他们期待的乡村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要什么样的生活？你问过他们吗？你的规划设计回应过他们的需求吗？中国人发展经济，经常拿先发国家和地区做借鉴。但在农村建设上，世界上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都可能不适合中国，你见过世界上那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有如此高比例、大规模、长时段的流动人口？！中国的城市可能定型了，中国的乡村可能正在经历或还要经历巨变。我们现在造的很多村子，有可能在未来人看来都是垃圾！
第二，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变得太快。人心也在变，变得更快。农村的外在好像没怎么变，其实比城市变得更快更剧烈。坐下来好不容易想清楚了，起身刚要出发时，就感觉到跟不上变化了。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如何做不变应万变的规划和设计呢？！就规划和设计本身而言，是不是也应该变。三规合一，四规合一，五规合一……多规合一，深入到生产生活生态、组织体制机制的方方面面；乡村设计，是不是也应该超越城市建筑设计的概念，深入到生产生活生态、基础硬件软件的方方面面。
第三，我曾经把乡村划分为1：3：6三类，三大类的乡村有不同的发展规律性。其实，中国这么大，各地乡村多层面的差异性更大，不是一个简单的土地功能性分类就可以概括的。这是不合适的，这方面的工作或许还没有开始。
第四，中国的乡建研究总是滞后的，对实践几乎没有知道作用。你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读书，你发现收获的可能是“糊涂”。在所有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几乎没有乡建的专业和专门人才的培养，乡建人有的只是情怀。现在，城市的规划师和设计师们大批量加入到了乡建中来，但面对农村复杂巨系统，或许必须要重新开始摸索乡村规划设计及其实施的规律性。所以，作为做乡建的职业化、专业化的机构，几乎是在荆棘中走出一条新路来。
第五，现在官方主导的形式主义、功利主义的“乡愁乡建”，正在消解前些年民间摸索的实实在在的乡愁乡建的比较优势，当下的乡愁乡建可能正在制造未来的真实乡愁。当一种体制性的力量推动全社会都来学习我们乡建院的时候，就是逼乡建院死而复生的时候。乡建院必须在理念、方法等多方面在创新。
做了这么多年的乡建，有了这么大的专业团队，没有增强我对乡建的自信。恰恰相反，有诚惶诚恐之感。前年前，说乡建，我可以一套一套的滔滔不绝。现在，觉得自己开口就是错。
因为敬畏乡村，又添新的乡愁！愁愁愁！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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