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我在2015年前后给研究生授课时的一篇讲义，后来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补充，很多事例与数据都是当时采集，分析也是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但考虑有些观点与看法同那个时候“红头文件”的精神不大一致，本着大局观念，一直没有发表。现在可谓是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了，当年许多被激烈讨论的事情早已或正在得到实践的检验。今天借蒙格斯论坛的专栏机会，又重新作了一点点修改，主要是增加了2015年至2020年间的一些新收集的数据，在内部发表一下，仅供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同仁们批评指正和参考。
编者按：文章将以系列推出，分为《从“自给自足”到“两个市场”的形势变化》《外国农产品为什么能在中国城乡“横冲直撞”》《中国农产品难与洋货“刺刀见红”的几种说法》《应该怎样看待我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成本》《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也要冷静剖析》《农业生产方式多元化视角下的再考察》6部分进行讨论，今天发出之五。
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也要冷静剖析
第二种说法：劳动生产率低“爆的雷”。
中国学界讨论和分析中国大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为什么缺乏竞争力，以及中国农业经济效益为什么比发达国家低下的问题时，很多专家喜欢使用“劳动生产率”（还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说法，也喜欢顺着这个由西方人开辟的分析路径去寻找农业比较效益差的主要症结。原因一是经过几十年的“西风东渐”，人们慢慢地习惯了其理论的依据性；二是既然多数人认同这个理论依据和分析路径，你若不“跟”，便显得学术研究缺乏权威性。
其实，中华民族具有近5000年的农业文明历史，一直高度重视务农活动，把吃饭当成一个“天大的事情”。历朝历代均推行“重农轻商”或者“扬本抑末”的基本国策，便是无可辩驳的明证。而且，中国的农民群体最富勤劳、智慧的禀性，即使到了晚清，农业无论是生产水平还是建设成就皆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几乎无人有兴趣去掰扯什么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问题。
1994年，在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莱斯•布朗提出“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问题之前，仍然很少有中国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去讲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要算账也是只算农业经济的政治账。“文革”期间，曾流行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说法，但这是特殊产物，不具备普遍性。我当年上山下乡务农，辛辛苦苦干一天，生产队给我计10个工分，年底结算时仅折人民币0.08元。那时候没有人说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是因为人们几乎从不怀疑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
即使在处于“八亿农民搞饭吃而饭还吃不饱”的尴尬境地时，我们也总是自豪地宣称中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其劳动生产率之高自然是理所当然和无懈可击。直到2019年9月份，时任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张红宇还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学生讲：“我们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了我们对于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需求，依靠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提供了世界25%以上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可见人家农业农村部的领导对农业算账的格局确实很高。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农产品的政治地位逐渐被淡化，经济属性不断地被显化。在国际市场上，我们先是“游击战”，继之“运动战”，最后“阵地战”，终于形成了全方位的对接。通过日趋激烈的近距离“格斗”，人们发觉中国农业就像中国足球队：后场守卫盯不住人，防御漏洞百出；中场老在盘带横传，不能组织有效进攻；前锋则无法摆脱对方夹击，就算拼到了禁区之内，却又缺“临门一脚”。所以，中国农业技不如人的情况几乎成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为了知己知彼，专家们遂在相互比较中开始借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理论框架来解剖难以“刺刀见红”的原因。
在农业劳动生产率领域中，研究得比较系统而且成就斐然的专家，应算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2012年他通过一个模型分析得到一系列数据：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之低，约为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约为美国和日本的1%。美国是中国的90多倍，日本和法国则是中国的100多倍，即使连相当落后的巴西也比中国高。
他的判断是：在农业现代化的各项指标中，中国大约只有2%的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4%指标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4%的指标为初等发达国家水平，61%的指标为欠发达国家水平。如果以农业增加值比例、农业劳动力比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计算，截至2008年，中国农业经济水平与英国相差约150年，与美国相差108年，与日本相差100年，与韩国差36年。
因此，他在2012年5月13日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中明确提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应该重点面向三大战略任务：一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二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三是改善农民综合素质，包括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综合生产率、农业集约化程度、农业科技投入比例，并提升农民受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水平。
“劳动生产率”并非特别高深的理论。按照通俗地理解，所谓劳动生产率低，就是劳动能力与劳动效率之差大，投入与产出之比小，最终成果必然贡献少的一种状态。这种说法与逻辑倒是切合一些专家的胃口，方便对号随意入座，很快就得到学界的青睐。有些人还顺着这个分析路径变着法儿去算账，以证明该理论模板之不谬。
报刊、网络上可以经常看到一些反映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经济数据。例如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北京水木九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庆曾提出了一个新数据，说美国农业人口的养人比率大概是1:236，即一个农民可以养活236个市民，荷兰的比例大概是1:870，日本的比例大概是1:120多，而我们中国的比例大概是1:0.8左右。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也在一次公开的大会上更是大声疾呼：“荷兰只有22万农民，2015年却创造了820亿美元的农业出口；中国有2.2亿农业劳动力，同期农产品却比荷兰少110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逆差达400多亿美元。”认为外国1个农民的能力水平顶我们中国1000个农民的说法，这是唯心主义思维模式诞生以来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按照他的说法，劳动生产率如此悬殊，农业经济的比较效益自然而然地成了天壤之别。
除了与发达国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之外，还有与国内其他产业劳动生产率进行比较的。张红宇认为，“1978年中国的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效率是1:7.5:5.8的关系，换句话说，一个农民仅仅相当于七分之一的工人劳动生产效率，接近六分之一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劳动生产效率。”改革开放之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虽然不断地在提升，但仍然低于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按他算账，2017年，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比例仍然达到1:4.5:3.8的关系，即只有工业的4.5分之一和服务业的3.8分之一。从数学角度讲，这么算，技术上并不难。但也有不少人怀疑，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效率比较，恐怕不能简单地以数学的公式算出来。
“劳动生产率”（Labor productivity）本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专业术语，基本概念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最核心的内涵是讲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或者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
然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要让同一劳动在竞争对象之间进行科学合理的比较，首要前提应该是必须具备基本相同的客观条件才能获得真正的可比性。农业产业很大程度上属于“生命工程”，劳动对象主要是动植物，具有非常鲜明的区域性、季节性、周期性、分散性等明显特征和内在规律。既然如此，那么，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我们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定义在一些工业领域也许能够得到符合范式的实践论证，形成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为工业品的加工生产在工厂里可以不分日夜晴雨，也不管春夏秋冬，只要按一定标准便能程式化反复操作。但是，在与千变万化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农业领域则未必有效。因为农业生产对于耕地、土壤、淡水、劳动力、气候等自然资源条件有着极强的附着力与依赖性。农业生产能否获取较好效益，很多时候并不完全依靠“人努力”而往往取决于“天帮忙”，也就是说得由“老天爷”说了算。此方面有无数例证，东西方国家皆可俯首即拾。
所以，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因地因时而具有明显的可变量和不确定性，很难抽象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范式和规则。如果主要以这个并不精准也不大靠谱的劳动生产率高低来衡量与评价国际间农业产业领域的效益优劣，武断地判决谁先进谁落后，甚至定性其差距高达上百年的搞法，就算是理论功底再高深，恐怕也难以“糊弄”人。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区位地理与资源禀赋不同，优势和劣势则各异，加上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种种历史与现实因素之影响，农业生产率便应该具有彰显本国特色的独立概念与具体内涵，并必然呈现出差异性、多样化的分析模式和发展路径。因此，无视国家与国家之间农业状态的千差万别，简单地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标准照搬照套中国农业的生产水平，这种教条主义的方法本身就毫无科学性可言，比较结果便必然错误百出。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耕地面积为18.27亿亩，人均仅有1.39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美国现有可耕地约1.52亿公顷，牧场5.6亿公顷，加在一起，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13.18%。人均耕地0.66公顷，是世界人均耕地（0.23公顷）的近3倍。美国总人口只有3亿，其中，农业人口更是微乎其微，大概为600余万，农业就业人员数则为242.2万。
根据官方统计资料，截至2018年底，中国乡村常住人口为56401万人，农业就业人员数为34178万人，劳动力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为9.24亩，美国农业劳动力平均经营耕地面积为957.47亩，美国劳均经营耕地面积是中国的103.6倍。因此，如果我们简单地套用劳动生产率的概念来分析，美国农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比极小，中国农业成本中人工成本占比极高，故劳动生产率以及人均产品数量与经济效益当然大大低于美国农民的水平。在中国农村，不管农民怎么去扩大复种指数，也无论如何去精耕细作，一家人就那么几亩薄地，而且还要分成好几块儿，无论怎样去算账，农业的投入产出比也是算不过人家美国农民的。
但是，计算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应该充分考量整个社会资源对农业的投入产出比，而不只是单纯的农业人力投入产出比。美国的现代农业是一种资本、技术和能源密集型产业，靠的是用高投入来换取高产出。作为专门研究农业问题的学者，我曾经去美国一些州参观过农业，觉得让视觉神经最“过瘾”和最“震撼”的东西便是美国农业的资本化结构、规模化经营和科技化支撑。
然而，正是这种资本化结构、规模化经营和科技化支撑，也使得美国为农业现代化付出了非常巨大而高昂的代价。从现在收集到的有关资料看，美国对农业领域的投资历来比工业领域的投资大，每生产1美元农产品，约投入8美元，在联邦政府预算中仅次于国防开支而占第二位。在生产消耗上，美国每年生产3亿～4亿吨粮食，要消耗6000万～7000万吨石油、800万吨钢铁，同时消耗大量的磷、钾等肥料，导致土壤恶化和环境污染的现象亦很严重。我想提醒的是，在对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算账的时候，这些要素是该加进去还是要刨出来？
中国和美国在农业经济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巨大差异，完全是由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国家综合能力等复杂因素“挖掘”而成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排斥这种明显的差异性，硬要人为地造一把“尺子”（而且还非说它是科学的结晶）去统一度量两国之间农业比较效益的优劣，结果肯定只能是强权任性和蛮不讲理。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笼统地以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来衡量和评价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农业经济效益的优劣，也不能随便用来衡量和评价不同产业领域经济效益的优劣，而是应该充分考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农业状态的千差万别，正视劳动生产率理论本身存在的绝对化与排他性缺陷，而迫切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彰显差异性、多样化的解析模式和发展路径，使之真正具有因地制宜的实践可操作性。
还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与欧洲等一些国家，他们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尽管可以创造经济学理论上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却不能天然地降低而且还会不断地抬升生产综合成本。换个角度讲，就整体而言，如果将全社会对农业产业领域的各种贡献，其他经济领域边际效益对农业农村的溢出，特别是把物化了的人工（化肥、农药、能源、机械和社会化服务等全要素）投入也都放进去全面比较的话，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不一定高于中国。
我国政府对农业生产的综合补贴是从2005年税费改革之后才开始发放的，而且很少，占农户农业经营收入的比例也很小。发达国家就远不止这个数了。根据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仅联邦政府财政发放的农业直接补贴，目前已经占到农场总收入的11％。如果算农场农业经营净收入，则占比高达42％。可以说，假如没有政府财政年复一年不间断的优厚补贴，美国农民绝对没有胆量敢漂洋过海来向以精耕细作著称于世的中国农民“叫板”。就算来了，也可能会“死”得很难看。
所以，中国一些传统的农产品份额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不断萎缩，遭遇外国“洋货”的挤压与打击，不简单地是个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而是因为农产品生产本身特有的区位地理、资源禀赋、产品质量，以及土壤、气候外加科技进步等客观上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中国虽然疆土辽阔，特产丰富，农民也勤劳，几乎什么都能生产，但不少农产品的产量、品质却远不如人家“洋货”好。以大豆为例，我国大豆每亩平均产量为230斤，仅为美国的二分之一，几十年来一直无法突破，而且其出油量更是只有美国的二分之一。如果我们奉行自力更生的政策，很多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是肯定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生活需求的。
第三种说法：生产方式陈旧“显的形”
关于中国农产品为什么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弱的问题分析中，还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声音或者说具有压倒性的观点，就是认为我国现行的农户家庭经营模式太陈旧落后，必然会严重影响和大幅降低中国农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导致农产品先天性“贫血”与“缺钙”。就连很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也唉声叹气，觉得这种完全“原子化”了的社会组织体系与生产结构形态，就如同冷兵器时代的一大群手执大刀长矛的散兵游勇，根本就无法抵抗和战胜工业化、城市化时期用“洋枪洋炮”武装到牙齿的西方现代化农业“军团”。
现在，多数人的眼中，看一种农业生产方式是否先进与陈旧，衡量的“标尺”主要是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农业模式。在他们看来，这些西方国家以大规模、集约式、专业化和社会化分工合作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代表的就是农村社会的典型性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反之，则肯定是传统的落后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农业生产综合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比较效益之所以普遍很差，“原罪”就在于农民家庭经营模式的落后性。
2018年，我看了一位叫张云峰的农业科技人员写的一本书，书名为《中国农业路向何方》。他认为，我国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组织体系上的“一盘散沙”。他觉得农业农村改革虽然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搞活了市场，但也“将早期社会主义阶段构建的、完整的农业生产与农产品流通组织化体系完全打散，而伴随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无论是在农业生产上还是农产品市场流通方面，不但未能构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和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反而使整个农业生产领域和农产品市场流通领域变得更加分化，相互间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你争我夺，进而难以像党和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那样，能够对农业进行一体化统筹，并实现资源的优化与合理配置。”
这位张云峰先生觉得中国目前推行的家庭生产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小农经济只是叫法上相异而已，性质上几乎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以，他严肃地提出，要想突破“三农”工作的历史困境，努力步入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增强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拼搏能力，首先必须坚决地对当前的农业组织体系进行创新。
原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也曾就农业经济效益差的问题明确指出过自己的看法：“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难以为继，农业日益沦为投入高、回报见效慢的弱质产业；工业化、城镇化又在与农业争夺人力、土地等资源；粮食增产又面临对农业投入能力和投入意愿不足的困扰等。因此，改变农业的组织方式和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是我国必须要啃的‘硬骨头’。”
这个观点当然不是新视角，而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些专家学者包括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在坚持此论，或对此论感同身受，甚至还进一步推断：40年前安徽省小岗村18户农民创造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属于一次农村生产关系的明显倒退，就像是向传统落后的小农经济模式的简单回归。在他们看来，一盘散沙般原子化的家庭经营组织形态，即为中国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翻版，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细碎化，要素配置差，资本构成低、抵御自然与市场风险能力弱，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作者简介：宋亚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政协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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