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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林:企业在乡村产业振兴中要强化五种思维

[ 作者:刘宗林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22-09-21 录入:曹倩 ]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国家战略,具有广阔的时空纵深。从纵向看,它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即使实现了民族复兴,乡村仍要繁荣昌盛;从横向看,它涵盖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及社会治理各方面,而且城乡要融合发展。

实施这一伟大工程,需全党动员,全社会参与,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肩负重要使命。这是因为:在五大振兴中,产业振兴是基础、是关键,是其他振兴的前提。产业振兴的实施主体是有组织的农民,它包括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其中,农业产业化企业作用特殊,地位重要,因为它上联生产基地,下接消费市场,在产业链中处于中枢地位。

当前,农业企业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对参与乡村振兴充满激情,期望在这壮阔的历史画卷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但其中一些企业参与的目标不明确、思路不清晰、举措不具体,带有较大盲目性。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树立五种思维,从“根”上辨清方向,以期收到纲举目张之效。

一、市场化思维

刚刚过去的八年脱贫攻坚,是在规定时间内,使所有贫困地区全部摘帽,所有贫困人口全部出列,工作目标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因而,推动方式主要是运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各种优惠政策集中投入,各类优势资源叠加聚集,成效卓著,创造了人类脱贫史上的奇迹。

产业振兴则不同。产业属于经济范畴,其成长发育,固然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植和支持,但更多要遵循市场规律,运用经济手段,讲究投入产出,计算成本效益,检验其成败的是“市场”而非“市长”。

因此,企业参与乡村产业振兴,一定要树立市场思维,对接市场需求,掌握市场信息,减少盲目性,提高精准度,力求收到既推动产业发展,又壮大自身实力的双重效益。调研发现,一些企业下乡村参与产业振兴,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其动因在于利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大战略,到乡村去圈“政策红利”,分“政策蛋糕”。我曾应邀参与某企业乡村产业发展项目的规划咨询,他们在项目效益评估时,赫然将“拟争取政府支持”列入其中,我毫不犹豫地发表了否定意见。很明显,这个企业是奔着“政策蛋糕”而来的,压根就没考虑企业的经营效益,套完了“政策红利”,很可能就洗脚上岸,或者“政策红利”消失了,企业也就随之消亡。还有一些企业,出于回报桑梓的朴素感情,明知产业项目无利可图甚至是赔本生意,为了增加乡亲们的收入,也要硬着头皮做。这同样不可取,因为做企业与搞慈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追逐利润”是企业的宗旨,“慷慨解囊”是慈善的义举,只有将企业做大做强,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才有做慈善的能力,否则,有慈善之心也无行善之力。

二、现代企业思维

调研发现:我省为数不少的农业企业是家庭式、家族式的,以血缘为连接纽带,父亲(母亲)当董事长,子女做总经理,管理层都是“七大姑、八大姨”。这种企业很难做大,往往营业收入在亿元这个门槛上徘徊。

家庭(家族)和企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家庭是血缘关系,具有生物学上的排他性,遵从的是伦理道德,比如上慈下孝,惟老是从等;企业是社会关系,具有生物学上的包容性,遵从的是市场准则,比如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等。当家庭体系与企业体系、家庭规则与市场规则混为一体或界限不清时,就可能发出错误的决策信号,使企业陷于混乱。家长和董事长合二为一,如果做出的决策不正确,按家庭伦理必须遵从,“孝顺”在中国的家规占有特殊地位;按企业规则应否定或修正,因为它背离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终极目标。作为集家庭成员和管理者为一身的执行人,在家规和企规的碰撞中会无所适从,甚至引发尖锐冲突,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不是个案。

因此,农业企业必须树立现代企业思维。要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公司制度为核心,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构建法人治理结构,设立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各行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作为家长,父命子从,有绝对权威。作为董事长,却要忠实执行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定,接受监事会的监督,尊重经理层的意见;要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吸收非家族成员股东,扩充非家族成员股份,形成多元股本结构,变家庭(家族)独资为合资合股,变家长(家族)“一言堂”为股东会、董事会“群言堂”。

三、产业链思维

农业企业与工业企业的显著区别是:农业企业是直接生产初级农产品,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经营对象都是鲜活的生命体,其生长需要适宜的环境,工业企业则不然。因此,不论是直接生产农产品,还是农产品加工,都要掌握农作物的特性及生长规律,树立产业链思维。比如说,农作物生长有很强的季节性,实物收获长则十天半个月,短则三、五天,不像工业原料,一年四季随时可供。那就需要在项目设计时充分考虑原料仓储设施和初加工环节,做到应季收储,全年均衡生产。再比如产品质量,也体现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如果农产品产地环境不达标,品种不优良,种养技术不规范,就难以产出优质原料,加工环节即便有世界顶级的厂房设备、一流的工艺水平,也生产不出高质量的终端产品。有的农业企业只注重加工端,忽视上下游,这很危险。因此,农业企业一定要将上游原料基地建设作为第一车间,要么自建与加工能力相匹配的原料基地,要么制定原料标准,与种养企业及各类经营主体结盟,确保源头有水、源头活水、源头优质水。

与产业链思维相关的,是产业链各环节的利益分配。农业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链初始端的效益微薄,每延伸一个链接效益就拓展一个空间,而且初始端集聚着庞大的从业群体,这些人的利益对产业链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不能急功近利,为了企业的眼前效益,降低生产成本而不顾初级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其结果要么保证不了原材料的质量,要么在供不应求时原材料断供,类似情况不是个案。这些年,省茶叶集团不断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上游茶农结成利益共同体,组织茶农按标准生产,给茶农稳定的预期收益,建成高标准茶叶基地99个,面积63.5万亩,实现了茶农增收、企业增效双赢。

四、互联网思维

如前所述,我省不少农业企业是家族式的,导致这些企业思维僵化,眼界不宽,格局不大,走不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很难跟上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形成的时代节拍,在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现代科技面前眼花缭乱,甚至晕头转向。

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方式。能否融入互联网时代,能否适应因“网”而生的社会变革,对农业企业是极大的考验。

树立互联网思维,就是要善于运用互联网这一现代科技成果分析供需、谋划产业、制定标准、指导生产、开拓市场。

长期以来,业界存在一种“跟风”现象,就是看见别人赚了钱,赶紧跟着搞,项目刚建成市场又发生了变化,做了赔本买卖,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反复出现的“猪周期”。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速度,信息在传递中或失真或转向。互联网技术出现后,这一问题可迎刃而解。通过大数据比对,互联网传递,能及时精准分析某种产品供求现状、空间容量和发展趋势,从而为项目决策提供精准引导,防范因信息迟缓、失真带来的决策失误。再比如,建立在互联网之上的线上营销、直播带货等商业模式,实现了供需双方瞬间无缝对接,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长期困扰我们的“谷贱伤农”和“米贵伤民”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在透明状态下“买世界”“卖世界”。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可实现农业生产过程远程控制和农产品质量远程溯源。

要将互联网思维的确立、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作为评价现代农业企业的重要标准。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必将为农业安上腾飞的翅膀,使之成为风光无限的朝阳产业。

五、品牌思维

品牌,是现代农业的标签。因为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现代理念、现代装备、现代技术、现代组织形式之上的崭新业态,而品牌就是这些元素综合作用的标志物。

中国农业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转身,即由以数量取胜的路径依赖转到质量兴农上来。这一转身是由供求关系变化决定的,农产品短缺时代终结,结构性过剩已经出现,买方市场全面形成。在买方市场主导下,产业和企业的兴衰,决定因素不再是数量和规模,而是质量和品牌。因此,在省政府的“六大强农行动”中,“品牌强农”位居其首。

品牌是建立在实物之上的文化和精神,是产品的内核,是无形的市场竞争力。同样一种产品,有无品牌,品牌影响力大小,其市场占有率、经济效益天壤之别。克明面业能够在远离原料市场的南县做“无米之炊”,其挂面占了全国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十以上,就得益于“一面之交,终身难忘”的品牌影响力。反之,有的农产品质量非常好,但没有品牌做支撑,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优质不能优价,甚至无人问津。

品牌以品质为依托,而品质来自标准化。标准化是一个体系,产地标准、生产标准、产品标准几个方面缺一不可。要选准并优化与特定农产品相适应的产地环境,包括土壤、空气和水;要制定并严格执行生产标准,建立生产过程负面清单;要量化产品质量标准,做到可检测、可追溯、可投诉。同时,要破除“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惯性思维,加大品牌包装、宣传、营销力度,让品牌靓起来、活起来、响起来,使品牌转化为企业形象、经济效益。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湖南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业行业观察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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