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精准扶贫的战略取向是实现贫困区域精准和贫困个体精准的有机统一, 从区域发展能力和个体内生发展动力2个方面对当前我国农村贫困的主要形成机制进行剖析, 可为当前精准扶贫和未来的扶贫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在分析我国扶贫开发历程时, 首先, 在区域视角上, 从社会经济因素和地理环境资源因素等方面对我国农村贫困的形成机制进行归纳分析;然后, 在微观个体视角上, 从自主发展能力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 和自主发展意识 (贫困文化、心理贫困) 等方面对个体贫困的形成机制进行总结提炼;最后, 基于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的耦合关系, 以个体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目标导向, 分别从区域层面和个体层面对精准扶贫措施未来的研究重点进行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扶贫和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村体制改革主导式扶贫、区域开发式扶贫的实施和投入,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呈逐年降低的趋势。2014年我国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农村脱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农村贫困人口由2013年末的8 249万人减少到2016年末的4 335万人, 贫困人口年均减少约1 300万人。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 运用科学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精准扶贫意味着将扶贫工作单元从区域瞄准转向农户瞄准, 在区域发展格局下更加注重扶持贫困农户发展[1]。虽然精准扶贫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贫困个体精准脱贫, 但实施精准扶贫并不表示可以忽略甚至放弃区域扶贫[2]。个体扶贫与区域扶贫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 个体扶贫的稳步推进能从微观层面提高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 降低区域扶贫难度;区域扶贫是个体扶贫实施的基础和前提, 如将扶贫资源全部用于扶持贫困个体, 虽能实现扶贫对象的精确瞄准, 但鉴于其个体发展能力和潜力的局限, 其脱贫实效往往不具有持久性和可持续性。因此, 精准扶贫既包括个体层面上的农户脱贫, 也包括区域整体性贫困的解决, 是区域精准扶贫和个体精准扶贫的统一[3]。在精准扶贫背景下, 深入研究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的形成机制, 可以促进贫困个体扶贫需求与贫困区域发展的耦合创新, 做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人因户因需施策, 最终实现贫困个体精准脱贫。
当前, 我国精准扶贫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向绝对贫困发起总攻的关键时期。随着精准扶贫的纵向推进, 农村贫困的“孤岛效应”日益突出, 农村脱贫难度逐渐加大[4]。在区域分布上, 农村贫困逐渐向我国地理环境恶劣、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差、经济发展滞后、公共服务设施落后的地区集聚;在个体特征上, 农村贫困逐渐在发展能力差、发展途径少、主动脱贫意识弱的家庭或个人上凸显。我国农村扶贫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贫困人口规模庞大, 返贫现象问题突出, 脱贫攻坚的难度正逐步增大。本文在回顾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历程的基础上, 以解决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为契机, 对区域层面和个体层面贫困形成机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 并提出精准扶贫实施的措施, 以期为我国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及当前精准扶贫和未来反贫困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
1、我国扶贫开发的历程及精准扶贫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的贫困治理政策, 农村扶贫和减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根据主要实施内容和瞄准对象, 可将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分为5个阶段 (表1) 。
第1阶段 (1949—1978年) :小规模救济式扶贫。建国之初, 由于我国底子薄弱, 国家主要采取小规模救济式扶贫[5], 主要瞄准对象为极端贫困人口和“五保户”, 虽然扶贫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我国农村仍处于普遍贫困状态[6]。
第2阶段 (1979—1985年) :体制改革主导式扶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大大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农村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该阶段以体制改革减贫为主, 以救济式扶贫为辅, 主要瞄准对象为具有发展潜力的农村区域和具有发展能力的农村贫困人口, 有目的地开展相关扶贫行动[3]。
第3阶段 (1986—2000年) :以贫困县为重点的开发式扶贫。此阶段, 中央开始实施以区域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开发式扶贫战略, 通过专项资金划拨, 对592个国定贫困县实施交通、农田水利、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多项扶贫措施, 并开始建立东部沿海地区支持西部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机制[7]。
第4阶段 (2001—2010年) :以贫困村为重点的开发式扶贫。随着区域性、整体性贫困得到缓解, 国家适时将扶贫重点由贫困县转向贫困村, 全国14.8万个贫困村成为贫困治理工作的重点[8], 采取整村推进、劳动力技能及转移就业培训、农业产业化等综合扶贫开发措施, “公司+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及“雨露计划”教育培训等具体治理手段开展扶贫工作。
第5阶段 (2011—2020年) :精准扶贫阶段。2011年, 我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贫困标准, 同时, 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的颁布和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 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消灭绝对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阶段[9]。精准扶贫以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 扶贫瞄准对象精确到户, 实现特困片区、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多位一体”层级联动脱贫;在政府的主导下,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广泛参与, 构建政府、社会、市场机制“三位一体”的扶贫主体和扶贫机制;在扶贫格局上, 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方式。
从我国扶贫的战略 (政策) 演变来看, 从被动、针对性较差的小规模救济式和经济体制改革主导式扶贫政策到积极主动的区域开发式扶贫, 是我国扶贫模式的伟大变迁, 然而区域开发式扶贫是以经济增长能自动解决贫困问题的理论假设为前提的, 随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 区域开发带来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越来越差, 即收入分配底端的贫困人口越来越难以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精准扶贫以微观贫困个体脱贫为目标导向, 采取贫困人口直接瞄准扶贫和贫困区域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2种方式实现扶贫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达到实施效果“精准”的目的, 即将区域瞄准和贫困个体瞄准相结合, 最终实现贫困个体的精准脱贫。因此, 总结区域贫困形成机制和微观个体贫困形成机制, 有利于从区域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提出精准扶贫的措施, 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2、我国农村贫困的形成机制———区域视角
从我国区域发展客观规律和贫困的地域生成机制来看, 区域贫困的形成机制主要受社会发展因素、地理环境资源的影响和约束。
2.1 社会经济因素与贫困
对贫困地区而言, 国家政策体制因素是几乎无差异的, 所以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等2个方面分析社会经济因素的形成机制。
2.1.1 经济发展水平
由于经济发展较慢, 导致财政支出和公共投资不足, 城镇化速度滞后、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较弱, 落后地区的农村很容易形成贫困陷阱。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 (图1) : (1) 直接效应, 经济发展水平低导致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和城镇化水平低, 农村就业机会少, 农民非农收入低; (2) 间接效应, 经济发展落后导致财政收入低, 对农业和农村扶贫开发资金投入少, 导致农民和农业收入低, 农户生计脆弱。经济发展水平低, 发展速度缓慢, 不但使区域发展差异日益扩大, 还使农村贫困状况不断恶化, 这是我国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处于持续贫困的重要原因。
因此, 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是战胜贫困最重要的保证和最根本的力量源泉, 是贫困人口增收、减贫的关键和必要前提[10]。经济增长是大规模减贫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量, 为缓解农村贫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1], 但是不同产业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还存在较大差异。相关研究发现, 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具有更高的减贫效应, 第三产业次之, 第二产业增长的减贫效应微弱[12,13]。农业具有最大减贫效果的原因, 一是土地等主要农业资源的分配相对比较平等, 绝大多数农户容易从农业增长中受益;二是越是贫困家庭, 生计和家庭收入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就越高[7]。另外, 农业减贫作用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还是其对劳动力文化素质要求不高, 就业机会平等且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强。因此, 在精准扶贫中要特别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对绝对贫困消除的重要作用, 另外, 在产业扶贫中还应重视那些经济效益较好, 吸纳普通农村劳动力较强的产业。
但是, 区域经济增长对贫困人口并无自动瞄准功能, 市场环境、文化观念、政策体制等背景因素还可能阻碍“涓滴效应”向穷人传递。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差距增大会抑制或抵消其减贫效果[14,15], 甚至造成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 一些学者开始对经济增长的惠贫效果提出质疑。陈书认为, 经济增长与民生关系非均衡发展突出的表现为“增长性贫困”问题, 而导致该问题的根本原因来自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16]。沈扬扬通过计算并分解我国农村贫困指数发现, 经济发展更多地惠及较富裕的贫困人口, 较穷的贫困人口很难直接从经济增长中获益[17]。罗楚亮通过计算不同时期 (2002—2007年) 的穷人受益增长指数认为, 收入不公平性对贫困程度的影响程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不利于低收入人群的贫困减缓[18]。因此, 制定向穷人倾斜的收入分配机制, 使贫困人口更多地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可以提高我国精准扶贫的宏观政策效果。
2.1.2 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落后地区的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及其设施的数量和质量都存在严重不足, 使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变得更加弱小, 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19]。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可以分为2类: (1) 道路、通信、能源、农田水利等生产、生活性基础设施; (2) 教育、医疗、农业科技等社会性基础设施 (或服务) 。这2类公共服务设施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制有较大不同 (图2) : (1) 生产、生活性基础设施落后, 导致生活和生产成本太高, 生活质量和生产效率低下, 获得经济活动信息和市场可达性差, 交易成本高, 就业机会少, 最终结果是农村人口维持生计的物质资本差, 发展能力弱, 生活和增收困难, 从而陷入贫困。交通设施状况与农村贫困关系最为紧密, 农村道路让农户外出更加便捷, 通过促进本地各种非农生计活动的发展和外出打工、提高农户生存发展能力等途径对减缓贫困产生影响;道路交通还可增加市场可达性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 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区位劣势和减少运输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20];生活能源消费以薪材等传统能源为主, 现代能源使用机会和获得能力的缺乏导致能源贫困, 严重影响着家庭成员的身体和生活状况, 约束着贫困家庭生活的改善;通信设施落后, 农民信息接收渠道少、信息闭塞, 导致信息贫困[21];农田水利设施老化或缺乏的地区, 农业生产收益低, 引起收入贫困[22]。 (2) 社会公共服务设施落后, 教育、农业科技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导致农民文化技能低, 医疗公共服务落后使农民就医困难, 身体素质差。相关研究表明, 偏远地区居民到医疗设施的距离会增加其访问成本, 使其享受较差的服务质量, 却要支付较高的服务费用, 较高的医疗费使得家庭难以负担, 其结果导致家庭的贫困状况进一步恶化[23,24]。总之, 社会公共服务设施与人力资本水平有直接关系, 教育、医疗卫生设施、农业科技等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和空间分布不均衡将引起区域人力资本差异, 进而对区域贫困造成重要影响。
公共服务设施可以提高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家庭的福利水平、增强贫困地区人口的发展能力、减少社会排斥、降低生计的脆弱性, 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25]。因此, 要打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恶性循环, 必须实施全面增长的投资计划[26]。不同公共投资的减贫效应并不一样, 其中教育投资对农村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 其后依次是农业的研发投资、公路交通设施的投资、电话通信投资、电力事业投资、水利灌溉投资[27]。目前, 公共投资与贫困减缓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基于省域数据的国家宏观层面, 专门针对贫困地区中观和微观的研究成果非常少。在我国精准扶贫背景下, 关于贫困地区尤其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效应及其空间差异、不同贫困地区公共投资的优先次序等方面的研究也亟待展开。另外,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与贫困形成机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农村道路方面, 在精准扶贫背景下, 教育、医疗卫生、通信设施等与贫困的空间关系还有待深入探讨。
2.2 地理环境资源与贫困
2.2.1 地理环境
灾害、地貌、气候、生态等自然地理环境对农村贫困发生呈现出路径方向多样性以及作用机制复杂性的特征[28]。贫困地区由于自身的抗灾救灾能力较弱, 受到的自然灾害影响也更加严重, 巩前文等认为, 农业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呈正相关关系[29];李小云等探讨了地震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地震灾害发生后, 贫困农户物质资产受损严重, 加上金融资产贫乏, 农户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30]。地形高程、破碎度、平均坡度与区域贫困化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1];地形复杂、起伏度大导致自然灾害多发, 基础设施建设困难等问题。随着海拔与坡度的增加, 区域交通可达性减弱, 人口密度与经济承载力急剧衰减, 经济活动难度和成本剧增[32]。因此, 在地质灾害严重或存在隐患的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 就地脱贫困难, 扶贫效益难以显现, 在精准扶贫中应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等气候变化会减缓经济增长, 进一步威胁粮食安全, 使贫困问题更加突出[33]。气候变化通过降低贫困人口生计的选择性来进一步恶化贫困人口脆弱的生存现状。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 更容易受到气候风险冲击而陷入短期的逆转型贫困[34]。因此,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 应制定提高贫困人口的气候适应性措施, 以减少其生计脆弱性。生态脆弱区既是生态环境敏感和恶化程度高的区域, 也是贫困问题最集中的区域[35], 我国贫困地区的分布与脆弱生态环境的分布存在着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耦合[36]。在精准扶贫中, 一些处于严重生态贫困的区域不具备经济开发的基本条件, 不能简单地实施开发式扶贫战略, 应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切入点, 依托自身的人文资源与生态环境优势, 建立生态型精准扶贫战略, 使生态建设和反贫困工作相统一。
以地理区位为代表的人文地理环境对区域贫困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地理位置偏远影响劳动力的迁移[37,38]、生产要素投资收益及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供给[39], 进而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贫困的发生有重要影响。农户所处地理位置不同, 信息传递、交通条件、农户交易成本、劳动力就业机会等存在明显差异[40]。交通区位是反映区位条件优劣的重要指标[41], 交通优势度可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反映一个区域的贫困状况[42], 提高公路交通状况和道路网密度, 改善交通优势度, 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较明显的推动作用[43]。落后的地理区位还会增加政府官员、科研人员及扶贫机构等的调研难度和访问成本, 使得这些区域的贫困信息和致贫原因难以被外界充分了解, 从而无法实施精准的帮扶措施。因此, 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 对地理位置偏远地区应高度关注。
2.2.2 资源禀赋
资源禀赋直接决定着区域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 进而约束着所能容纳的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潜力。我国贫困区域与水土资源短缺区域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刘玲等通过对全国县域尺度耕地进行质量评价发现, 耕地自然质量指数的低值区多集中在贫困地区[44]。王雪妮等通过建立水资源与经济贫困空间耦合模型发现, 水资源短缺与经济贫困属于中度以上耦合的地区数量占全国省 (市) 总数的90.3%, 属于极度耦合的农村地区数量占1/2以上, 且极度耦合的农村地区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增加趋势[45]。还有研究表明, 在季节性饮用水缺乏的贫困山区, 青壮年劳动力为了满足家庭用水需求, 不得不去挑水, 从而降低其非农收入[46]。贫穷是自然资源退化的催化剂, 自然资源退化会进一步加重贫困[47,48]。张彦虎等从微观层面上探讨了环境资源与贫困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 贫困地区多位于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 农户的生计活动很容易引起资源环境的恶化[49];在经济水平落后、技术资金缺乏等条件约束下, 贫困的发生与环境资源禀赋状况及开发利用的难度直接相关。我国是世界土地退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土地资源退化与贫困问题在西部地区尤为显著。在西南喀斯特山区, 石漠化通过压缩可利用耕地面积、降低土地资源的肥力、加剧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等方式影响土地资源和生态资源禀赋, 剥夺了农民通过农业生产改善生活条件的部分发展机会, 造成农业收入不断减少, 陷入石漠化贫困[50]。
总之, 农村贫困发生的资源禀赋原因可归结为2种类型: (1) 由于资源数量不足或质量较差, 或资金技术缺乏导致开发利用不足而引起的贫困; (2) 由于资源利用不合理, 导致资源环境退化而引起的贫困。相关研究结论可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3、我国农村贫困的形成机制———微观个体 (农户) 视角
自主发展能力与自主发展意识缺乏所引起的内生发展能力不足, 是导致微观个体贫困形成的主要原因, 本文主要从以上2个方面总结微观个体的贫困形成机制。
3.1 自主发展能力缺乏
自主发展能力是在一定区域环境条件下, 贫困个体依靠自身劳动能力、社会网络资源、可获得的资金等生计资源改善生活现状和脱贫致富的能力。由于物质资本与公共服务设施高度相关, 自然资本与地理资源环境高度相关。因此, 本文主要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等方面来阐述个体贫困形成机制。
3.1.1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个体自主发展能力的核心, 基于家庭视角研究人力资本与贫困的关系有利于探讨家庭或个人贫困状况形成的微观机制。以教育文化水平、劳动技能、身体健康状况等存在的人力资本既是贫困的表现, 又是贫困的原因。低下的受教育水平是阻碍我国农村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重要限制因素, 受教育水平对农户的贫困状况存在显著影响,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51];健康水平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正相关, 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负相关[52];劳动者的技能对于就业和收入有着直接的影响, 家庭成员中有人接受过职业教育对其家庭收入有着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53]。还有学者从生计视角研究发现, 人力资本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非农为主型生计策略, 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 贫困发生的概率越低[54]。总之, 教育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低的农户, 多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 比如传统农业以及一些劳动强度较大的非农职业, 这些非农职业风险大、身体透支和损伤程度高 (比如搬运和建筑杂工) 、收入水平低。身体健康状况差的农户, 劳动能力较弱或无法参与劳动, 非常容易陷入贫困。另外, 人力资本低的家庭或个体, 其时间价值和养育成本也低, 他们在生育选择上则倾向于重视子女的数量, 而忽视提高子女的质量, 即不愿对子女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造成子女未来的低劳动生产率与低收入[55,56], 从而产生贫困的代际传递。
虽然人力资本公共投资有利于提高家庭人力资本存量, 改善家庭的贫困现状, 但对贫困家庭而言, 由于教育、医疗等投资中存在着不确定性风险, 短期内人力资本投资对消除贫困的影响并不显著, 甚至会不利于贫困的减缓[57],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力资本投资, 这是低收入家庭持续性贫困的重要原因[58]。相关研究表明, 教育、医疗支出确实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提高了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59];在低收入家庭中, 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与其收入水平正相关, 这意味着越是贫穷的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会越低, 经济的脆弱性导致其陷入贫困陷阱[60]。家庭贫困带来的风险溢价会成为其投资中的一项额外成本而削弱人力投资的吸引力, 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教育支出的机会成本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其投资决策[61]。在精准扶贫中, 人力资本公共投资应重点瞄准贫困家庭, 增强贫困家庭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能力;同时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应引起政府关注, 在制定精准帮扶措施时, 还应考虑贫困家庭在作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对于投资风险的心理负担, 防止其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因贫困现状而遭到削弱。
3.1.2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贫困个体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源, 能够带来未来实际收益和潜在社会资源[62], 是实现生计目标或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社会资本贫乏的农户, 社交面窄、思维定势、经济信息来源少、就业渠道缺乏、改善生计意识弱, 脱贫致富的机会也少。在面临疾病、失业、自然灾害、突发事故等外部风险冲击时, 社会资本缺乏的农户可获得救助或帮扶的网络资源更少, 生计更加脆弱。另外, 地位较高者容易获得和使用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 而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却只能占有较少量的资源[63]。社会资本分布的不均衡性导致贫困群体占有较少的社会资源, 从而陷入贫困的境地[64]。大量研究表明, 家庭社会资本的改善有助于缓解家庭贫困。首先, 社会资本对于提高家庭福利、增加农户收入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65], 社会资本可通过人力、物质、就业、微型金融等方式间接促进农户增收, 从而间接影响贫困[66]。其次, 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小额贷款对缓解贫困家庭金融需求有重要作用[67];社会资本能够提供非正式保障, 从而使家庭减轻或免受暂时贫困之扰[68]。另外, 建立在家庭、氏族、宗族、邻里、村庄等亲缘、血缘、地缘关系等基础上的传统社会资本对于贫困的减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9]。当前, 我国农村正处于传统社会资本流失, 现代社会资本正待建立的中间过渡期, 传统社会资本将随着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推进而趋于弱化。在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 可通过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扶持农村民间组织、参加机构劳动技能培训等途径投资社会资本, 增加农村社会资本存量[70];打造贫困地区外出务工的能人网络、建设电商平台、不定期地发布用工信息和组织招聘活动, 构建多元化、新型的社会网络, 专门为贫困家庭务工输出与创业搭建关系资源[71]。
3.1.3 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是贫困个体脱贫的资金资源。金融资本可以自由灵活地转化为其他各种形式的生计资源, 金融资本的不足往往限制了贫困农户的投资与生活现状的改善。在我国贫困地区, 金融服务网点少, 服务成本高, 抵押担保和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缺乏等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还普遍存在, 农村资金流失、资本匮乏、投资不足等不利于贫困减缓的深层次矛盾非常突出。因此, 农村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有重要作用。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减缓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金融部门提供的信贷服务可以帮助穷人改善投资能力, 提高教育和健康水平, 从而为穷人脱贫创造条件;提供的储蓄服务可以帮助穷人积累金融资本, 应对不确定性风险, 减少生计脆弱性[72,73], 以上2点是直接减贫效应。农村金融还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提高外出务工收入, 进而间接地作用于贫困[74,75]。因此, 政府在制定金融精准扶贫政策的过程中, 不仅要考虑其直接效应, 更要重视其间接效应[76]。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有效的农村金融发展手段, 对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引导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77]。但一些特别贫困的家庭由于无法承担金融服务机构的成本, 导致存在农村金融减贫作用微弱的问题, 因此只有当穷人能够承担相应成本时, 金融发展才有利于减贫[78]。因此, 在金融扶贫的实施过程中, 要分清财政扶贫与金融扶贫对象的差异, 精准识别金融扶贫的实施对象, 选择有利于贫困个体的扶贫政策, 循序渐进地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79], 扶持贫困个体逐步实现自主发展;同时, 对于承贷能力和生产经营能力较弱的农户, 应适度扩大财政资金的直接支持力度, 缓解贫困群体对金融减贫的过分依赖。在金融扶贫方式上, 根据农户的贫困程度、贫困原因、发展意愿, 探讨多样化、差异性的金融服务和资金支持模式, 有利于提高金融扶贫的效率。
3.2 自主发展意识缺乏
自主发展意识是一种主观思想意识, 是贫困个体发展志气和发展勇气的体现。让贫困个体愿意并相信自己有能力发展, 使贫困者成为扶贫的主体和主人, 是精准扶贫中提高贫困个体自主发展意识的主要任务。本文主要从贫困文化与心理贫困2个方面来分析贫困个体自主发展意识及其贫困的作用机制。贫困文化是从文学的角度解释贫困现象的理论, 是指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体在相对隔离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独特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 是一套使贫困本身得以维持和繁衍的特定文化现象, 是一种脱离现代主流社会文化的贫困亚文化[80]。在我国, 贫困文化又被打下传统小农文化的烙印, 使其又具有小农文化的某些特征。具体表现为安于现状、听天由命的人生观;懒惰消极、好逸恶劳的劳动观;厚死薄生、大操大办的消费观;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等、靠、要”的生活观等[81]。贫困文化是一种与贫困相适应的精神贫困, 使贫困者安于贫困并丧失挑战贫困、创造新生活的精神动力。贫困与贫困文化相互作用, 使贫困者陷入“物质贫困-精神贫困-物质贫困”的恶性循环[82], 而且贫困文化又促进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导致家庭“贫困基因”代代相传。相关研究表明, 贫困地区的消费“陋习”和不良风气产生的高昂人情支出让村民不堪重负, 对家庭食物消费产生挤占作用, 进一步损害了穷人新生儿身体健康, 为贫困代际传递埋下“伏笔”[83]。我国西部山区是贫困的重灾区, 是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区,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落后的社会经济、保守的思想观念、浓厚的文化习俗使贫困文化更加根深蒂固, 并表现出强大的辐射力和惯性。贫困文化阻碍了山区要素的市场化和资源配置, 抑制了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 同时阻断了外部力量的介入, 对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构成强大的阻力[84]。贫困文化产生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加大了山区的脱贫难度。因此, 在精准扶贫中, 山区贫困文化对贫困的作用应受到重点关注。
心理贫困带来的困惑迷茫、颓废消极、麻木低沉、得过且过等一系列消极情绪是产生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贫困文化中的好逸恶劳、意志消沉等负面人生态度, 映射在贫困者内心, 很容易产生“等、靠、要”的心理贫困。存在这种心理的贫困者将“贫困”看成是获得别人帮助的“资本”, 他们从不把希望寄托于自力更生的努力, 而总寄希望于政府和社会慈善组织永无止境的帮助。“等、靠、要”形成的贫困心理根植于贫困文化, 助长于直接“输血”的扶贫和救助机制, 形成“坐吃坐享”、不劳而获的思想行为, 这种病态心理是贫困主体陷入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另外, 心理贫困还与贫困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关。贫困者多倾向于将贫困归因于负担命运、个人家庭、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等外部不可控的因素, 导致其缺乏改变贫困的内在动机[85]。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信奉宿命、小安即福等贫困心理致使穷人缺少脱贫的内在动力, 使贫者愈贫。
贫困文化与心理贫困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贫困文化是贫困者心理贫困的集合, 心理贫困是贫困文化在贫困个体上的映射。贫困文化和心理贫困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贫困, 最终导致贫困个体自主发展意识薄弱。因此, 要消除这种精神贫困必须转变贫困者思想观念, 激发贫困者的发展志气和发展勇气。在精准扶贫背景下, 应进一步强化贫困文化和心理贫困对贫困的作用机制研究, 将“扶志”与“扶智”统一起来, 制定激发贫困人口内在发展动力的科学措施。
4、总结与展望
4.1 研究总结
由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构成的资源环境因素和由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等构成的社会经济因素共同解释着区域贫困的形成机制和减贫措施。自主发展能力与自主发展意识缺乏所引起的内生发展动力不足, 是导致微观个体贫困形成的主要原因。由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等构成的自主发展能力分别通过发展能力、发展途径、发展资金作用于个体贫困;贫困文化和心理贫困通过降低贫困主体自我发展意识 (发展志气和发展勇气) 对贫困的形成产生间接作用。在开展贫困形成机制及其对策措施的具体研究时, 既要总结当前研究的不足, 还要将其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结合起来, 为精准扶贫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
在脱贫攻坚新阶段, 我国精准扶贫的战略取向是实现区域精准和个体精准的有机统一。科学的精准扶贫 (帮扶) 措施制定是以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的形成机制为基础的。区域发展是个体脱贫的重要支撑, 可以为个体脱贫致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贫困个体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体脱贫可以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贫困是个体贫困在地理空间上的反映, 个体贫困是区域贫困的微观载体和最终体现。因此, 区域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必须以解决个体贫困为目的, 个体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必须放在宏观区域发展背景下考虑, 做到因地制宜和因人施策的统一。
4.2 研究展望
贫困形成机制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提出贫困治理的对策措施, 为贫困问题的治理提供科学依据。认识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的契合性和“人地耦合关系”, 正确处理精准深度和发展广度之间的关系[86], 是精准扶贫取得精准实施效果、顺利实现扶贫目标的内在要求。在区域贫困形成机制和个体贫困形成机制文献归纳的基础上, 将区域发展扶贫和个体精准扶贫相结合, 将区域发展能力与个体内在动力相融合, 提炼出贫困形成机制与精准帮扶措施的框架图 (图3) , 无论是在区域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上的帮扶措施, 都以个体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为目标导向。结合当前我国精准扶贫的相关政策方针, 重点加强以下研究。
在区域发展层面上, 将提升区域发展能力与个体脱贫相结合, 重点从区域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研究精准扶贫措施。 (1) 在连片特困区层面上, 重点解决重大基础空间布局问题, 统筹各片区经济发展规划, 将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布局、生产力发展布局和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结合起来进行规划;根据各片区的贫困人口规模、贫困程度、贫困成因等区域差异, 制定分区 (片区、流域) 扶贫总体思路和总体模式。 (2) 在县域层面上, 将县域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与扶贫开发统筹起来, 重点发展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吸纳就业能力强、能有效对接市场的产业, 并根据各村镇资源禀赋差异, 对县域内的扶贫产业实施统筹规划;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 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的外部条件。 (3) 在贫困村镇层面上, 对贫困户按贫困程度分级, 按贫困原因分类;确定各贫困村脱贫的主要路径, 按照“五个一批工程”“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 制定贫困人口精准扶贫的措施和规划。 (4) 由于贫困地区多为限制开发区 (重点生态功能区) , 在区域开发扶贫实施过程中, 应树立“两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 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 将生态环境治理和区域产业发展相融合, 实施生态保护扶贫和生态产业扶贫政策及其配套政策。
在微观个体层面上, 将提升贫困个体的发展能力放在区域发展的大背景下, 探讨精准扶贫的具体方法、措施和途径。 (1) 对人力资本缺乏的贫困户采取“扶智”措施, 研究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精准扶贫机制, 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家庭, 主要采取劳动技能培训帮扶措施, 以老年劳动力 (60岁以上) 或残疾人为主体的家庭, 主要采取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措施。 (2) 对于社会资本缺乏的贫困户, 研究从农村合作组织、村委会、乡村能人、互联网等方面提高农户社会资本, 发挥乡贤文化的作用, 探索通过微信、QQ等新型方式构建“乡贤”网络资源的具体路径;发挥政府在扶贫中的主导作用, 着重从转移就业扶贫和“互联网+”等方面提高贫困的就业和增收渠道, 帮助家庭拓展社会就业资源。 (3) 研究产业扶贫实施的路径及其模式。在产业扶贫中, 可根据贫困村的资源禀赋, 选择扶贫的特色产业和拳头产品, 开展实施产业扶贫的路径, 重点研究农林产业扶贫、生态或乡村旅游扶贫的具体实施措施;对贫困人口中有劳动能力或劳动技能、有耕地或其他资源, 但缺资金、缺产业的贫困者, 可立足本地资源禀赋, 通过扶持发展特色产业, 实现其就业脱贫, 并研究金融扶贫与产业扶贫、产业扶贫与电商扶贫、科技扶贫等相融合的具体模式。 (4) 对于居住在自然环境恶劣、资源禀赋较差、发展条件严重欠缺等地区的贫困农户, 要实施易地搬迁脱贫措施。根据区域城镇水平、解决就业的可能性、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 重点探讨搬迁安置方式的选择、资金措施渠道、安置区的产业发展、搬迁贫困户的社会融入等问题。 (5) 对于受贫困文化影响较深、心理贫困比较严重的贫困户, 可以采取“扶志”方式帮助其摆脱贫困。首先, 加强对贫困户的教育培训, 提高贫困户的文化水平, 通过“扶智”达到“扶志”的目的;其次, 通过心理疏导、思想宣传, 改变贫困文化和心理贫困的束缚, 对脱贫退出的贫困户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 树立脱贫光荣的思想;最后, 研究引导贫困户自力更生、主动脱贫的具体措施, 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可采用参与式扶贫理念, 找准贫困群众发展意愿, 激发战胜贫困的斗志, 研究帮助贫困户建立可持续生计的途径。
以上脱贫措施并不是孤立的, 在精准扶贫的具体实施过程中, 应因地制宜地将多种扶贫措施综合起来考虑, 研究脱贫帮扶的最优方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江苏农业科学2018年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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