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讲座内容是关于中国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回顾，题目是“激进与改良”。激进是指我们平常所了解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中的暴力革命，具体而言是指在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土改运动等过程的激进主义性质；乡建运动则是属于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这里既涉及到对这段与中国现代乡村、农民和农业相关的历史进程，也涉及史观等历史学研究的问题。
我先谈一些基本的概念和代表人物的介绍，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这段历史时期中，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除了我们平常所了解的关于辛亥革命、国共两党斗争、抗日战争、国内内战等这些政治史、战争史的发展脉络之外，还有其他也很重要的历史发展脉络，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历史内容。
我们都不难明白的是，当我们研究和叙述各种历史运动、事件和进程的时候，不应该孤立地来看，而是应该把它们放在各种可以相互比较的视角中和各种有历史意义的坐标体系中来进行分析与论述。这些视角和坐标有利于看清我们历史发展的不同脉络，认识潜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中的愿景、性质和历史功过。
因此我把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放在改良主义与激进主义这两个维度之间的论述：“改良”更多涉及的是现代性叙事，“激进主义”则无疑是属于革命的叙事，我认为在这个坐标系统中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乡建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在我的思考中当然也参考和采纳了目前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在下面的讲述中就难以一一列明出处。
在这个乡建运动中当然出现一些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些我们可能已经比较熟悉，如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但是像董时进、沈宗瀚等农学家大家不一定很熟悉，而他们的农学知识、思想和实践与乡建运动实际上也有重要联系，因此也是我思考乡建运动的重要论题。
从研究方法来看，过去谈乡建运动的论著基本上是从文献史料出发做研究，对于图像资料的关注显然是不够的。
我因为是研究美术史的，所以我在关于乡建运动的思考中增加了一些图像方面的研究，希望从当时左翼美术的角度思考这个时期的农村问题、农民的生活状态、农村的斗争等情况，这也是一种图史互证式的研究。
我的意图就是在历史叙事和图像解读这双重脉络中去讲述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基本情况。
其实，上面所谈的也正是“导论”的第一个问题：关于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的状况。学术界一直有不少学者作乡建运动的研究，近十来年相关的论著、论文的发表数量还是不少的，从区域研究到人物研究都有新的进展，这是基本的研究状态。
但是，就我个人看来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许多专门研究乡村建设运动的学者的目光就局限在乡村建设运动本身，似乎比较少研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激进主义的中国革命如何发动农民运动、土改运动等作为重要的坐标来参照论述，似乎在我们平常所讲的国共斗争中出现的关于农村问题的解决、农民的动员、农民力量的运用等等都与乡建运动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实际上从中共当年对于乡建运动的批判话语中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无法回避的。离开了这种比较的角度，我个人觉得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解、认识是不全面的。
其次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讲的图像问题，实际上我主要不是把图像作为文献论述中的插图性质来运用，而是把这些美术创作图像本身看作是有重要历史内涵的文本来研究。在我看来很多关于乡村题材、农民题材的美术图像的创作本身基本上已经隐含了乡村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
“导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研究乡建运动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个研究的意义从两个方面来讲：首先，这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论题，这是无庸赘述的。但是在目前近现代史的叙述中，尤其是在一般的教科书和历史读物中，乡村建设运动即便会被提到，但是其具体内容、重要性、地位和意义仍然是相当粗疏的，与它在真实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具有的意义和历史地位远不匹配。
这种状况当然是与主流近现代史叙事中偏重于革命叙事、激进主义价值观有很大关系，因此我觉得加强对乡建运动的研究和普及论述是有必要和有意义的。
其次就是对研究现实生活的借鉴作用。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起步就是从农村的包产到户改革开始，其实中国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当年乡建运动的经验教训是有一些直接借鉴作用的。
比方说晏阳初的乡建运动特别重视在农村办教育、搞卫生，以农村的本土资源解决文化、医疗问题。在“文革”的赤脚医生实际上与当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建有很相似的地方，虽然在“文革”中当然不会说是对当年乡建运动的借鉴。
又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进行的选举村委会的改革，其实这正是当年乡建运动中最为重要、非常核心的部分，又很多具体的做法都是可以思考和借鉴的。无论如何，乡建运动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农村问题和建设农村仍然有它的借鉴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
接下来和大家谈谈乡建运动的一些基本概念。
“乡村建设”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其实现在基本上不叫“乡村”，而是叫“农村”。
“乡村”显然带有一种历史的意味和甚至是非主流的意味。那么“乡”和“农”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在30年代的乡建运动思想者和践行者都叫“乡村”而不叫“农村”？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
在中国现代史论述中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历史概念，一个专有名词。
当我们在中国现代史中一般说到“乡村建设运动”，肯定是指在20年代到30年代发生在中国农村的由知识分子与某些官员和广大村民共同合作、改造农村的这么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从晚清起步，可追溯到1904年米春明、米迪刚父子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创办的“村治”。
辛亥革命后，这个“村治”的影响继续扩展。20世纪20年代，余庆棠、陶行知、黄炎培等提倡办学，南北各省闻风而动，纷纷从事“乡村教育”，以图实现改造中国的目的。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进入了高潮。其中以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和晏阳初领导的河北定县两个试验区影响最大。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只有晏阳初坚持在四川等地继续推行乡村建设，并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由国内转到国外继续进行试验。
现在的教科书或在许多论著中都说乡村建设运动最后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解决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动员农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农村的压迫等等，也就是说他它没有从真正社会革命的角度去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和改变农民的命运。
把研究止步于“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政治问题，因而乡村建设运动最终都是失败的”这样的结论，其实这种结论是当年梁漱溟早就认识和讲过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改良主义与激进主义有不同的认识和价值追求。
从成败的角度来看，乡村建设既是对不同政治力量和知识力量在社会改造、为中国寻求出路的能力的一种检验，更是百年中国最主要的两条发展脉络“激进—革命叙事”与“改良—现代性叙事”之间的影响、竞争和替代等历史发展的呈现。
我个人觉得从乡建运动最后被迫终止有更直接和具体的原因，就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抗战胜利后接续而来的国共内战，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些规模巨大、极为残酷的战争使正常的乡村改革、乡村建设无法进行，这是很简单、很明显的原因。至于从理论上说它由于没有试图改变根本的政治制度所以必然失败，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法验证的假命题，因为我们无法设想假如没有抗日战争，乡建运动在中国农村的发展是否一定全部失败，这是我们无法论证的。
第二个概念是“乡村建设派”。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凡是在二、三十年代进行乡村建设运动的各种不同的社群、团体及其领袖人物，他们都属于乡村建设派。
但是我们又会发现在很多著作中还有一种狭义的用法，那就是专门指梁漱溟先生所领导的山东邹平乡建研究院，这个狭义的“乡建派”的主要特征是以恢复中华文化古老的儒学思想作为乡建运动的思想基础，带有中华本位和文化复古的某些特征。这种狭义的乡建派以及梁漱溟先生个人，显然在整个乡建运动中有很大影响，甚至在1949年以后梁漱溟先生在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争论中所引发的那场风波，也是他的乡建派理想与已经从根本上产生变化的中国政治语境的深刻冲突，接下来我们还会讲到这个问题。
另外从“派”的角度来说，也有一种说法把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称作“旧派”，主要是因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中国文化本位为根基的基本特征。
那么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由于信奉基督教、依靠美国的援助等特征而被称作“新派”，其特色是西方的、教育的、平民的。
第三个概念是“乡村建设理论”，就是以乡村教育、乡村改造和乡村建设来解决中国的出路和前途问题的改良主义理论，流行于20世纪20～3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乡建理论就是梁漱溟和晏阳初提出一系列论述，其他的乡建领袖当然也有各自的思想论述，由于时间关系在这里只能简单介绍梁、晏的基本思想理论。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乡建理论的基础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是从儒家文化孵化出来的。梁漱溟的乡建理论是作为复兴中国的起点和基础来加以论述和提倡的。
从二十年代晚期开始，他在广泛调查和试验的基础上，将源自定县翟城村的“村治”设想发展为乡村建设理论，认为解决农民问题、复活中国传统文化是改造中国、复兴中国的唯一出路。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孔子文化）又铸造了中国的伦理思想和社会组织结构，形成了“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的思想与社会结构。
梁漱溟认为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只能走农业立国、乡村建设的道路，其他如俄国的革命道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以及革命暴力斗争的道路，在中国都是走不通的。他把复兴儒学文化以解决乡村问题看作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
他提出的乡村建设方案是：从乡村教育、农业改良、行政改革做起，由乡村影响城市，以农业促进工业，逐步建设一个保持“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传统的新国家。
梁漱溟的理论是针对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现实，提出中国还是要农业立国，以乡村影响城市的理论很自然会使我们想到在后来的中国革命论述中的那个著名口号“以农村包围城市”，事实上这两种口号有实质上的区别，在梁漱溟这里是“影响”和“促进”，是要在保守的保持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础上去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而“包围”的目的是要夺取全国政权，完全是另外一种历史叙事。
晏阳初先生从美国留学回来关注的是教育，所以晏阳初的乡村理论最核心的部分是人的问题。他的乡建理论的出发点就是针对中国国民素质的状况，他用四个字来概括：1.“愚”（愚昧）；2.“穷”（穷困）；愚昧是因为农民没有知识，穷困使得农民忙于应付生存。3.“弱”，中国人体质上的弱。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东亚病夫”，认为我们这个民族在体质上是弱，这种说法的具体语境还可以讨论，但是中国社会的卫生医疗状况导致体质上的“弱”和国民不讲公共卫生则是可以肯定的；4.“私”（私心、没有公德），缺乏公德陶冶和公民训练。要克服这些缺点，只有在教育方面下功夫。
中国人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所以要在农村开展平民教育。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就有希望改造中国。针对中国农民的四大病症，他主张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
“文艺”教育就是要通过文艺中的审美培养对人性的理解、同情，从人性的角度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的精神价值观念；所谓“生计”教育，就是指谋生的手段、也就是适应经济发展的各种技能；“卫生”教育，晏阳初从美国回来后特别关注中国农村的卫生状况，比方说水源的污染、村民的卫生习惯、农村的接生技术等情况，他要通过卫生教育来提高整个民族的卫生水平。至于“公民”教育。他认为我们要培养的不仅仅是新的村民，而且更要培养的是新的公民。
梁漱溟和晏阳初的这些理论基本上就构成了这个时期的乡建运动的理论核心，在理论的引领下，我们看到乡建运动是怎样以各种具体措施来落实他们的思想，回应他们要解决的这些问题。
1、下面简单介绍乡建运动的代表人物，虽然有一些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但是他们与乡建运动的一些具体关系还可以在这里讲一讲。
梁漱溟是生于1893年的北京人，在辛亥革命前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之后在司法部工作，同时还在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这门课程担任教职。1921年梁漱溟发表了一部重要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其文化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论著。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誉为”震古烁今之著作”
1928年他到广州担任广雅书院校长，同时关注农村的问题。在1929年他回到北平，与一些朋友从事《村治月刊》的编辑工作，提出村民自治的想法，同时到了河南辉县百泉村办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办刊、办学校是梁漱溟具体投入到乡建运动的起点。
1931年，在韩复榘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县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乡村建设》。韩复榘作为一个军阀在民国时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物，他对于梁漱溟的乡建理论很感兴趣，所以在河南省支持他，后来1931年他到山东省当省长的时候，梁漱溟跟着他就到了山东邹平。在这个地方，梁漱溟就真正开始了他的乡建实践。
这些乡建实践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因为他提出了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村基层政权的腐败、贪污和各种落后的情况，而解决的方法首先是要依赖村民自治，也就是从底层开始改造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1933年7月，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推选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士廉六人为主席团，至此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
1953年9月，梁漱溟应邀在政协常委会上就过渡时期总路线向中共反映农民问题，因为他一直以儒家文化的本位看待中国农民问题，有为农民利益代言的道德勇气。两年之后，由冯友兰带头，对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开展全面的和公开的批判，为时半年。当时有所谓“二梁”受到批判之说，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梁思成。同时还有胡风和胡适也同时受到了批判。批判“二梁”、“二胡”，构成了1955年前后中国意识形态与思想界的背景之一。梁漱溟还有一个很重要事情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批林批孔”的运动中拒绝批孔，因此又受到了批判。
1988年梁漱溟病逝于北京，据他生前遗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就埋在山东省邹平县小黄山。他去世之后冯友兰还写了很长的挽联，看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这就是梁漱溟先生。
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
晏阳初是四川人，1890年出生。他在传教士办的学堂中接受教育，在1912年的时候他的传教士老师介绍他到香港读书。在香港读了四年书之后，1916年晏阳初到美国留学，在耶鲁大学读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也是晏阳初后来被批判为是“美帝走狗”的基本背景。
1918年在耶鲁毕业，然后就到了法国。当时中国在“一战”中派了华工团体去欧洲，晏阳初以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身份去到法国，他的主要工作是代华工写信回国。由此而产生了教华工识字的想法，也是触发了晏阳初后来进行平民教育的一个最早的契机。他尝试从复杂的中国文字中选中一千个常用字用来教华工识字，后来还创办了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劳工报纸《中华劳工周报》。他离开法国后回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继续读完了一个教育学的硕士学位。
1920年七月回国，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从事平民教育工作，编写了教平民识字的基本教材。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在湖南长沙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并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发动长沙市的几百名小学老师来帮他上街游行派传单，宣传平民教育的意义和做法。他得到一些名流的赞助，在长沙成立了200所教平民教育的夜校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先后招收的学生也有2500人，也算是有一定的规模。
在长沙开展的平民识字运动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验，取得了重大的影响。青年毛泽东也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记得以前我们在课本上读过青年毛泽东的故事，说他在给长沙的人力车工人上课的时候首先就写了一个“工”字，然后底下紧接着写“人”字，就说你看工、人合起来就是“天”，有天大的力量。
下一步的发展更为关键。1923年晏阳初到了北京，在一些文化名人、名流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任总干事。平教会成立后先后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扫盲活动。晏阳初明确认识到平民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乡村，因此专门设立了乡村教育部，经过在各地的调查，平教会选择了“村治”思想和实践的发源地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试点。
上世纪30年代初，晏阳初和平民教育促进会同事在河北定县
1926年晏阳初来到定县翟城村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1929年平教会总会迁往定县，全力以赴地在这里开展乡村教育的实践。刚才讲过晏阳初的思想中认为中国农民的核心问题是“愚、穷、弱、私”四大病，他的“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并举和“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方案就是他推进乡建运动的基础。
在河北定县推行的乡建活动都从：为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从具体的事情出发，例如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训练学生向村民宣传卫生知识，建立保健所和培训合格医生；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更为根本的改造是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各级政府。
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教育实践得到国民政府民政部的肯定，要将晏阳初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在各省抽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试点，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等乡村教育实验区。
更有意思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湖南省省长何建把晏阳初邀请去湖南去长沙，希望晏阳初帮他动员全民投入抗战。晏阳初在湖南曾经掀起一个试验，把全省2/3以上的县级官员都罢免了，培养和训练了5000名知识分子、学者到政府部门中去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举措，说明中国的乡建运动与政权结构和管理的改造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刚才讲过乡建运动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基本上就停止了，只有晏阳初辗转四川等地坚持进行他的乡村建设的尝试。1945年抗战胜利后，晏阳初向蒋介石提出要拨款在全国重新开展乡村教育和乡建运动，蒋介石当时所面临的是国共内战一触即发的历史关头，所以就拒绝了他的要求。
结果晏阳初就向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会议呼吁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提供资助，结果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晏阳初条款》，规定当时美国政府援华每年拨款中起码有不低于5%、最高不超过10%的份额是用于晏阳初所领导的乡建运动的。
1949年重庆军管会解散平教会，有媒体将晏阳初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批判平教会是“反动组织”。晏阳初离开大陆后，辗转到了台湾、美国，1956年在他帮助下菲律宾建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推广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协助后进国家培训从事平民教育工作的教师。1985年晏阳初第一次回到大陆，获准访问河北定县，也受到了当时高层领导的接见。1987年他再次回国访问。1990年晏阳初病逝于美国。
对晏阳初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是尽量淡化的，因为革命叙事与乡建的改良主义叙事的冲突关系。改革开放之后，对晏阳初的评价逐步改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偏颇，在网上检索的有些信息其实是不真实的，夸大了晏阳初在世界上的声望和影响，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第三位要介绍的乡建代表人物，卢作孚也很值得我们关注。可能人们一般都知道卢作孚，在四川人中他最有名的是创建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到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近万员工的大企业。其实卢作孚不仅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四川的保路运动。
在1927年，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以峡防局为基本机构开展乡建运动，这个峡防局本来是作为一种民防自治的机构，但是他很快转进了乡村建设运动。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主要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改造和建设，比如修建道路、整治环境卫生、广植树木等；其次是大力发展地方的实业经济，先后投资建设铁路、煤矿、染织和农村银行等，在这里更为突出表现了他作为企业家的实干才能；还有就是创办教育与文化事业，以及一些社会公共事业，如各类民众学校、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地方医院等，这些现代的公共文化设施即便在今天看起来都还是非常先进的。
卢作孚在1930年还发表过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题目就叫《乡村建设》。总的看起来，卢作孚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就是要实现“乡村现代化”，具体来说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交通运输的建设与乡村城镇化结合起来，而文化教育则是为这个现代化事业培养人才和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他制定和实施的北碚乡村建设20年发展规划，可以说是创造了一种乡村建设的北碚模式。
卢作孚后来的结局是比较悲惨的。我刚才忘记说了，卢作孚和梁漱溟都是同一年出生的，都是1893年。在1950年代初期的民营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中，在“三反、五反”的时候，他被人揭发说他腐蚀国家干部，1952年2月卢作孚在重庆的家中自杀，就是这么一个悲剧。
下面介绍最后的两位人物，这两位人物一般在谈乡村建设运动的时候人们未必会关注，但是其实他们非常重要，这两位都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农学家。
董时进（1900-1984），192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25年归国担任北平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农学院教授及院长
董时进大概是近十多年来才被重新的关注，有学者写了一些文章称他是中国关心三农问题的第一人。他不属于“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领导人物，也没有开创乡建派别，但是他在农业思想、乡村建设与政治乃至农业与政党等方面都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和探索。这位“先知”不是书斋中的冥想者，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探索者与践行者。
董时进于1920年毕业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之后就去了美国继续深造，1922年赴美国深造，1925年获得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回国后先后从事农学教育工作和政府的农业行政工作，另外也在乡村从事农村建设和从事推动民主宪政的社会工作。
1938年他在成都创办的《现代农民》月刊一方面积极传播现代农业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发表农村政治时评，以作为农民的喉舌为己任，侧重在揭露、抨击国民党乡村政权的腐败。那些文章光从题目上看就可以使人们感慨不已，如“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役政的弊端”等等。
在他的思想中，中国农村最重要、中国农民受到的最大迫害的根源不是土地问题，而是政治黑暗与贪官污吏，这对农民的残害是最大的。
从中国农村问题出发，董时进积极参与现代政治中的党派活动，但是却一再受挫。到了1947年5月，董时进干脆成立中国农民党，该党在政治上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对时局的发展持中立和观察的态度和主张。
这种特立独行的政党立场显然不会被无情的历史所见容，但是当时的董时进对此尚没有清醒的意识。1949年4月，董时进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而遭到失败，李维汉在6月约见董时进时批评他的农民党是地主党，劝告董时进还是以从事农业建设为好。董时进于是很快宣布农民党解散，他的农民政党梦彻底破灭。
他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不是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因为地少人多，硬性的土改会导致以后出现很大的问题，他甚至预言到以后政府还会把土地收回来的等等很多的情况他都做了一些精准的预言。
1950年他到了香港后，继续关心中国政治与农村等问题，写过三本小册子。其中有一本是他离开大陆前在全国约十个省的区域中旅行笔录，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很广，所记录的不仅仅是生活现象，更有对社会心态的转变等等问题的观察。作者的思考也非常深刻和犀利，应该说这是一份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在定居美国后，董时进以记忆中的中国农村生活和家族历史为题材，写了《两户人家》这本自传体小说。这本小说在前几年在国内出版了，内容是以作者父辈两兄弟的家庭兴衰为内容，既是董家的真实家史，更是中国农村的真实缩影，对于读者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乡村生活与农业问题很有帮助。
最后要介绍的这位先生是沈宗瀚，今天在大陆知识界对他的了解恐怕比对董时进的了解还少，虽然在1990年代北京的几个学术单位都曾经举办过一些学术活动纪念沈宗瀚先生。
沈宗瀚（1895—1980），农学家、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农业行政管理专家，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
沈宗瀚与董时进的经历基本上是一样的，也是北平农业专门学校毕业，1927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但他有自己的特点，他不像董时进那样进行关于农村问题的政论、政党的活动，而是一直从事农业的技术革新、良种的培育等工作。
沈宗瀚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作为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在金陵大学期间培育成功的小麦良种大大提高了产量，深受农民欢迎。在抗战期间他提出的一些措施也对发展后方粮食生产有很大贡献。最后在国共内战的艰难时局中，他仍然坚持推行农业革新，仍然风尘仆仆地来回奔走于杭州、上海、台北、广州四川等地，还在与农民、官员、农业技术人员讨论如何实现农业减租、推广农业技术、培养农业技术人员等合作事项，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一个重新挖掘、研究民国时期的农学家的研究动向，董时进、沈宗瀚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2、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就是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历史脉络。
这个历史脉络可以从古代说起，因为中国以农业立国，战国时期就有“农家”学派，是百家争鸣里的一家。楚国的许行是被称为农家学派的创始人，孟子同时，他的这两个姓陈的门徒原来是孟子的徒弟，后来他们离开了孟子投靠了许行。那么许行的思想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和“市贾不二”，提倡人人平等劳动和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社会改革思想。是一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农业思想。
作者：吕思勉（1884—1957），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
历史学家吕思勉曾经在《先秦学术概论》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农业与政治，这两点的结合似乎可以看作是现代乡村建设的传统渊源，但实质上还是有根本性不同。现代乡建运动要面对的是外患（帝国主义）和内忧（激进革命）。
我们跳过中间的历史而谈到清代，为什么要谈清代？因为清朝顺治皇帝开创了一种叫做“乡约宣讲”的制度，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基本上是固定的宣讲日，由专职宣讲人向农民宣讲来自历朝皇帝的道德训诫，其内容自然是劝善戒恶，后来更增添了讲解法律规条。
清朝政府非常重视这项活动，不断要求各地官员要以最大的热情和加倍的努力使乡约真正发挥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的作用。但是普遍来说都只是徒具形式。讲约员或只是喝茶抽烟，或只是偶尔举行一次，而他们自身的品行和能力更值得怀疑。
萧公权的《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这部著作很深入底研究了这种制度及其实施的情况。
他指出：“整套复杂的乡村控制体系，是统治者设计出来的，目的是要把对权威的害怕贯输在人民的脑海里，养成他们接受现状的意愿，防止他们发展自立的能力——简言之，使他们在政治上无害、在思想上迟钝。这些制度并没有达成理论上应有的结果，但它们的长远作用，藉由历史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加强，有助于强化一般村民的特点，让他成为温顺的、缺乏自信的、无法自立的人。”
的确说得很有道理。为什么要把这个乡约宣讲放在我们的乡建历史脉络里来谈呢？因为在乡建运动种提出的村民自我教育、自治等问题其实也是回应清代以来关于乡村教化统治的这样一种历史的脉络。
3、我们下面看这个历史脉络中主要的几个最重要的乡村建设流派。
刚才说过，最早的乡建实践来自河北定县翟城村的米氏父子——米春明和米迪刚，他们来自当地的一个望族（米迪刚还曾在日本学习），从1902年就开始开展识字运动和乡村自治的工作。1904年之后更是开始以翟城村为示范，实施一系列改造地方的举措，积极开展以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成立自治组织和发展经济为内容的乡村自治。
在清末的“新政”中，袁世凯在农业方面也多有贡献，率先成立了直隶农务局，创办农业报刊和农业试验场和农产制造所，宣传农业科技知识。
刚才也说过，晏阳初于1926年选择河北定县进行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试验，进入三十年代后形成高潮。除了河北定县之外，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以梁漱溟为首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所进行的江苏徐公桥等实验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所从事的各实验区、金陵大学农学院所举办的安徽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等等，总计达千余处，其中尤以邹平和定县的实验区为典型。
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1934年，各地乡村建设团体达600多个，这些团体建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达1000多处，关于乡村建设的报道、评论、争议在各种刊物连篇累牍出现。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有专节“乡村建设运动”，把当时的乡村建设实践分为六个类型：西方影响型（晏阳初）和本土型（村治派，梁漱溟，陶行知在南京建立的晓庄师范），教育型（晏阳初，陶行知）和军事型（彭禹廷在河南镇平县建立的地方防卫政体），平民型（晏阳初，陶行知）和官府型（例如由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支持的浙江兰溪和江苏江宁两个实验县）。
并指出，所有这些乡村建设类型的共同点都与政治密不可分：“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关系。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主体目的和内容主要有三大块：第一，对乡村政治进行自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第二，对农业经济推行企业化和市场化的股份制合作社建设；第三，对农民素质实施知识化和文明化的普及教育。从当时报刊的有关记载和报告来看，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改善农村政权，组织乡村自卫；组建各种合作社，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设立各种教育机构，推进基础教育；改善卫生和医疗状况，整治村容和道路，禁绝鸦片和赌博，破除迷信，等等。
即三大核心：地方自治、平民教育和农业经济建设，显示了一种力图对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进行全面改造的现代性模式。
其实第一个方面的内容非常关键，也就是力图实行农村政治的自治化和民主化，是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早和最明确提出的目标，虽然各实验区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实质都是在追求这一目标。
最突出的例子是1931年梁漱溟在邹平县的实验区废除了原来的7区157乡镇及各区乡镇公所，改划为14乡336村，相应设立村学和乡学。村学相当于乡级政府的乡公所，乡学相当于区级政府的区公所。在实践上，梁漱溟把它们办成为既是乡村的文化教育组织，更是行政自治组织，其实就是“政教合一”，而这个“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
具体的操作院子是民众选举和聘任相结合，是一种民主性的乡村社会组织，并要求全体乡民遵守伦理道德的原则。其主要领导者和办事人员不仅由民主推选产生，而且都要求德才兼备，热心于乡村建设事业；其职责除了从事教学工作之外，主要是办理本村、本乡的一切公共事务和上级政府交办的事务。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机构改革做法是设立公民服务团，是属于村一级的，然后是镇委员会，然后才是县委员会这三级。不管他们用什么样的名称，不管他们有什么样不同的规模，实际上看都是力图以民主推举、职责分明、民众可以监督罢免的方式实现乡村自治。
晏阳初和梁漱溟他们都反复强调要改造农村的话，那么民众不能一盘散沙，肯定是要有一个领导者与领导机构，但是按照原来的很多县级政府机构的非常腐败的状况，肯定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一定要通过自治的民主的方法来改造基层政权。其他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也都同样把乡村自治作为核心内容之一。
可以说，乡村的政治自治建设在乡村建设派的理论及实践中，不仅是中心内容之一，而且是整个乡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如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要借助乡村政府的力量，但是原有的乡村政府只知道剥削农民，因此要进行乡村建设，首先就要改革乡村政治。
再看看乡建运动中的农村经济企业化和市场化尝试努力。
各乡村建设实验区都成立了多少不等的各类合作社，主要有金融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销合作社。金融合作社主要是信用合作社，种类比较单一。生产合作社种类最多，各地根据其农业资源和出产的不同而设立不同的合作社。运销合作社主要是为了解决产销的市场问题，既组织和指导社员进行生产，又把社员和其他农民所生产的物品经过粗加工运往所需地区直接销售，其中邹平的美棉运销合作社是比较成功的范例。
当然，上述各种合作社，无论从资金上来看，还是从人员上来看，其规模都是很小的；其生产经营的市场化程度也是有限的，距离真正的企业化和市场化还很远，但它显示了企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具有了初步的企业化和市场化性质。
乡村建设运动的各个实验区都建立了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的农村教育机构。这些乡村教育活动既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而且使农民逐步破除了守旧心理和传统观念，通过逐步掌握农业科技知识而提高了自信心和个人尊严。当年的乡建运动在今天看起来也是很有启发性的，而且是能够与世界的发展趋势接轨的。
4、下面看到的这些图像资料是当年一些村治的记载文献、刊物等。
这是翟城村最早的村治执行委员会下面所拥有不同的机构，管辖的内容相当全面，可以发现早期的村治运动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农业生产、教育，还涉及到社会的禁妓、禁烟、禁赌等问题。这是梁漱溟在1937年出版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集中体现了他的乡村建设思想。
1937年3月，集中体现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乡村建设理论》由邹平乡村书店出版。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个书名的旁边写着“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意思是另外一个书名应该叫做《中国民族之前途》，可见我们刚才所讲的乡村建设不仅仅是农村问题，而是关于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问题，这在梁漱溟的思想里是非常明确的。
他的这一段话也是非常重要，他说：“外力的破坏对于农村是有限的。自动的也就是所谓内部的，我们自己内部的破坏是十倍都不止。”“一部中国百年史，就是一部乡村的破坏史。”“乡村建设，并不是跟着乡村，而是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甚至提升为一个建国运动。”这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我们从1933年四川灌县征收粮税的收据可以看到。居然在1933年就提前征收1974年的税，可以见到对于农村经济的破坏程度。
《农民》（旬刊）第100期封面，1927年12月1日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教育部出版
这是1927年《农民》刊物，晏阳初平教会出版的，我们可以看到目录和整个的编排都很清晰，是比较成熟的关于农村的刊物。
《民间》刊物中关于大学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关系，也是有专门的文章去讨论。
1929年创刊的《村治月刊》，1934年的文集《乡村建设实验》，收集了各种乡建实验的报告。
《村治月刊》1929年创刊号封面-北平村治月刊社编
5、下面谈谈革命派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
乡村建设运动当然存在不少缺陷和问题，在整体性政治条件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乡村建设所面临的政治瓶颈不仅阻碍它继续前行，也是导致它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问题是，乡建运动的失败（刚才讲过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因为战争）难以成为论证激进主义的暴力斗争方式的依据，因为在成败之上还必须讨论各种道路的性质、目的和方式的价值判断。
1936年，新知书店出版了《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一书，集中了千家驹和李紫翔等中共地下知识分子对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批判。
千家驹认为晏阳初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是有问题的，愚、穷、弱、私只是表面的现象，不能由这四个字本身得到解决的；他还认为梁漱溟的乡学与村学，虽然披上了“组织农民”的新招牌，也不过是为了维持现存的统治秩序而已。
因此在他看来，这两种实验都会把中国带入历史的歧路。他想论证的就是必须以阶级斗争动员农民、颠覆现存制度。这正是共产党当时动员革命的理论依据。在激进压倒改良、革命叙事压倒现代性叙事的历史脉络中，中国乡村建设的唯一结局：多元化的、渐进改良的道路被强制纳入到一元化的、体制化的和越来越激进的模式之中。
无论是乡绅、知识分子、开明官员或是西方传教士及学者，无论是社会团体、政府机构还是西方合作化组织，所有那些在20世纪中曾经关注和处理过中国农村问题的力量最后不得不在中共领导的激进的、暴力的革命面前承认他们的失败。
现在继续谈谈从国共合作到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土改运动的革命之途。可以看到在乡村建设运动与以暴力革命为核心的农民运动、土改运动之间，存在着目的、性质、方法和结果巨大差异。
中共对农民运动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青年与农村》号召青年到农村去作宣传和开发工作，他的出发点是对农民境况的深切同情，他的理想目的是要在农村培育民主、宪政的精神，最后改善农民的生活。更值得思考的是李大钊在1926年一篇文章中对农民武装的认识，认为农民自卫的武装组织应该自治的，守望相助的，而不是供军阀、土豪所驱使的。
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对于中国农民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和论述。但是，在国共两党不断推进对农民运动的认识的同时，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共产党地方组织就发动了声势颇大的农民运动。
1921年沈定一在浙江萧山地区领导农民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1923年彭湃领导成立了海丰总农会，也是开展减租斗争；这些早期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却为日后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农民问题上争得了主要的话语权。
同样是有来自外国的影响——本来中共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关于中国革命的农民问题并非是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独立发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的认识和指示。
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包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1922年列宁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等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要组织农民。于是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中，指出农民“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提出了工人和农民要联手进行革命的重大问题。
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产生的巨大变化：由对农民状况的同情和思考而产生了到农村去开展改造运动的使命感（这几乎是所有关心农村问题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的认知和行动的出发点）变为在农民身上发现了所蕴藏的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和几乎是无穷的人力资源，对于国民革命的成功、继而是对中共领导武装斗争的成功的考量迅速成为发动农民运动的主导思想。
从这种“变化论”还可以进一步思考“支持论”，即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因为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这当然是对一种历史事实的表述，但是应该思考的是，“支持论”即便只是对一种历史结果的概括表述，也有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容易遮盖了其中更为复杂的问题。
不妨以中共在抗战结束后在解放区迅速掀起的土改运动及其做法为例，可以对“支持论”多做一点思考。
1946年中共的解放区土地政策突然从减租减息转向全面的、要求迅速完成土地改革，人为地把原来经过减租减息运动而形成的土地占有和财富分化的对立已经并不严重、阶级关系和农村生产气氛比较平和的局面变为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无情杀戮的局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急剧的政策转变和农村社会因此而造成的急剧动荡？无论是中共领导人的自述都认为这是为了动员农民参军、取得战争的人力与物质资源的目的。
这就是在“支持论”背后的真实历史语境，也是与乡村建设运动完全不同的目的、性质和结果。改良主义是试图通过对乡村进行改造从而达到改造中国的目标；激进主义是以农村、农民作为革命的人力和资源来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的最终标志就是夺取政权。这就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
6、下面进入图像的脉络来看看中国乡村问题在艺术创作中的表现。
这是从摄影的角度反映中原地区的饥民状况，是中国农村真实状况的缩影。
作品《流民图》，1943年抗战后期创作的，当然这个作品本身创作的动机和具体的历史背景、语境都有很多问题是有争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就画面来讲他的确是描绘了农村灾民在流亡中的悲惨情景。
这是国共合作期间的农民问题宣传品，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宣传单张漫画，包括一些农民周刊之类的画报。这些漫画里可以看到对于农民悲惨状态的描绘，以一种阶级斗争、阶级怨恨的角度去进行描述。
这些都是广州的农民协会当时艺术宣传的单张，《中国农民》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办的，其实也是共产党人在办，这是刊物封面。
黄新波是杰出的左翼美术家，这组作品很有意义。1933年黄新波到上海，当时上海新闻时有关于农村问题的报道，其中一份报纸就报道了江苏、浙江地区连续发生很多的佃农抗租而被政府镇压的事件。
黄新波先生显然是依据这类新闻报道创作了这一组《平凡的故事》版画。其内容就是农民交不出租，政府派兵把农民抓起来，农民通过卖儿卖女拿到钱之后去还了租钱，但是人放出来之后没多久又重新被抓进去，这是政治黑暗、农民痛苦的过程。
这组作品说明基层政权对于农村、对于农民的压迫是非常严重的。这不是后来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为某种阶级斗争叙事理论而创作出来的，而是有其真实的历史情境。黄新波创作了不少关于农民的怨恨、反抗的版画，都是有他的真实历史依据和生活体验。
胡适先生比较少谈到农村问题，但是1933年他在这篇文章里居然用这么些激进的语言去描述农村的痛苦。
刚才我们讲过董时进成立中国农民党，《农民党宣言》里面谈到农民所受到的剥削主要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军阀、官僚利用他们的权威来掠夺人民，所以乡民贫穷。
李桦是著名的左翼美术家，1947年他创作的这幅作品非常形象地传达了农民的痛苦。
符罗飞是海南出生的广东画家，早期加入了中共，抗战时期在国统区采访、描写了灾民，这幅作品有很强的感染力。在左翼美术中，除了斗争与怨恨的主题以外，还有表现农村生活中的农民图像，传达的是劳动者的美学，这与乡建运动的审美精神也有着内在的联系。
李桦的这幅《晚归》非常朴实而抒情，歌颂劳动者在大地上的丰收之情。李桦还有一些这样的反映田间劳作的水墨画，也很有抒情的意味。
赵望云是著名的长安画派代表画家，1933年他给《大公报》画了一个农村写生专栏，他回河北农村家乡去写生，这批作品也是反映当时的农村状况，与乡村建设运动更有联系。
冯玉祥看到了他的这个《专栏》非常感兴趣，为他的画配诗。在冯玉祥题的诗中就可以看到关于农村生产的很多问题，比如这里谈到外国人种地用机器，我们用气力。这些都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农村问题，所以我说在美术图像的脉络中同样呈现出中国乡建运动的一些基本情况。
这张画的是老人，冯玉祥的题诗也特别讲到农村的问题就是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农村破产。这些都说明来自政治上的黑暗是导致中国农村问题最大的源头。
广东画家余本《晚归》也表现出非常朴素的情感，甚至带有宗教般的情感。
余本《晚归》，油画，1935年，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庞薰琹的这幅作品也是特别有意义，他把《地之子》，中间一个孩子的形象作为中国农民、农村的象征符号，后面两个成年人其实他认为是中国的象征，从构图各方面来讲有点像基督被放下十字架，一种宗教的悲悯由此产生。
古元是延安的革命版画家。他于1942年创作的《逃亡地主又归来》反映了延安时期的土地政策，刚才我们讲到“支持论”的时候提到1946年在解放区普遍出现的激进的土改运动，在42年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是欢迎这些逃亡的地主回来，给予他们比较宽大的政策。
但是地主回来之后还是要有斗争的，所以这是描绘农民在减租会上的斗争。彦涵也是延安著名的版画家，他的这幅《浮财登记》具体地描绘了1948年新土改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分地主的浮财。
从中共关于土改的指示、要求来看，地主的浮财是不能够分的，能分的只能是土地和一些生产工具，但是在具体运动过程中很多地方为了动员农民向地主作斗争、分土地，往往手法是先分地主的浮财，衣服、被子、首饰等这些东西，吸引农民进而要求分土地，起来和地主斗争。
农民在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河南偃师县，1950年新华社摄，图片致谢李公明教授
刘子久创作的新年画《领地契》，1951年农民领到了土地契约。对于《共同纲领》关于“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的规定，毛泽东认为，一边保护，一边也可以动摇。現在保护它，就是为了逐步动摇它。
他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不动摇私有？保护之，就不能动摇之？对于华北局批评山西省委设想通过互助合作，用零敲碎打的办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还要经过什么？
这是宣传画《合作化高潮》，1953年甘肃省委宣传部创作发行，说明即便是在土改和49年以后仍然在激烈的行动与比较温和的政策方面存在着这么一种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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