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改革都有迹可循，农村信用社改革也不例外。
如果要寻找近5年来农信社改革走向的轨迹，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最好的观察载体和窗口。
从2013年到2017年，关于农信社改革，中央“一号文件”都作了怎样的表述？
首先，“稳定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被反复强调。如果要问2013年以来的5年中，涉及农信社改革的话题在“一号文件”中什么被提及次数最多？那非“稳定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莫属。2013年“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县（市）农村信用社法人地位”；2014年继续强调，要“保持县域法人地位长期稳定”；时隔一年后的2016年，“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稳定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5年来3次提及农信社县域法人地位，绝非无缘无故。县域农信社（县联社）的法人地位一直存在着不稳定的问题。一方面，县联社“婆婆”多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民银行、各地银监局、省联社、地方政府分别从不同层面对县联社行使监督管理职能。一个“媳妇”伺候多个“婆婆”，县联社法人地位被严重弱化。尤其是省联社与县联社之间共享一个正式银行所拥有的人权、财权、物权与事权，导致在一些地方，省联社并未充分尊重县域农信社独立经营自主权。另一方面，县联社法人地位现状有着明显的“产权残缺”特征，即县联社对资产没有完整的使用权（严格的贷款规模控制等）。产权上的缺陷，让县联社不愿保留县级法人，更愿意要市级或省级统一法人地位。中央反复强调稳定县联社的法人地位，是看到了拥有法人地位的县联社与大型商业银行等大法人相比，服务定位更加明确，可以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三农”；决策链条短、反应快，方便实行差异化经营，有利于提高效率；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接收政策并贯彻实施，在定制与地方经济特点相配套的信贷产品时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与地方政府相关性紧密，政策扶持多。而目前县联社法人地位的尴尬处境，要求有关方面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让县联社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
其次， “支农”要求不断深化。县联社是县域支农主力军，。“支农支小”、服务地方经济、推进普惠金融，也是很多县联社努力的方向。在“一号文件”中，对县联社支农方面的要求是不断深化的。2014年“一号文件”提出，要“增强农村信用社支农服务功能”。从“服务功能”上提要求，说明要发挥县联社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必须在服务载体、服务方式和服务机制上下工夫，只有这样，才能增加有效投放，拓宽、拓深服务领域和范围，让县联社支农服务功能更强大。2015年“一号文件”强调，要“牢牢坚持立足县域、服务‘三农’的定位”。突出“定位”二字，说明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县域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盈利压力不断增加，一些县联社在服务“三农”的定位上有偏差，甚至出现动摇。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有些县联社将支持重点放在当地制造业等工业企业身上。“一号文件”强调县联社的“三农”定位，就是要求县联社必须姓“农”，必须毫不动摇地为支持国家“三农”事业发展贡献力量。2017年“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大服务‘三农’力度”。从服务“力度”上部署工作，一方面表明当前“三农”这一薄弱环节，仍存在金融支持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信贷投入，提供更加完善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是预警一些改制上市的农商银行，不要因为成为公众公司了，就过度追求利润最大化，削弱在“三农”方面的支持力度。从“功能”，到“定位”，再到“力度”，“一号文件”对县联社支农的要求一直在因时而变。
再次，“农信社改革”被高度重视。如果说2013年“一号文件”提出的“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重点还是落在农信系统中数量庞大的县市联社产权改革的话，那么，随着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安徽、江苏、湖北、山东、江西等省市已全面完成了农信社银行化改革，更多省份的农信社银行化改革也步入尾声，省联社的改革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在2016年“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试点，逐步淡出行政管理，强化服务职能”后，2017年“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要“抓紧研究制定农村信用社省联社改革方案”。从县市联社产权改革，到省联社改革；从被管理者的改革，到管理者自身的改革，显示出我国农信社改革一直坚持由易到难、稳步推进的改革思路。面广量大的农信社改革，需要省联社出手协调；而省联社改革又事关整个农信体系的稳定发展。要不要省联社？省联社向何处去？这些都不是小问题，需要在改革过程中听取各方意见，制定好方案，谨慎实施。
最后，“农村信用社资本实力和治理水平”进入政策视野。如果说县联社产权改革只是整个农信社改革的重要一步的话，那么，随着产权改革的逐步收官，改制后的“农村信用社资本实力和治理水平”就越来越牵动管理层的神经。特别是截至2015年年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总资产达25.81万亿元，超过中国工商银行(601398,诊股)22.21万亿元的总资产规模，成为“宇宙第一大行”后，农信体系对金融业的影响举足轻重。也正是在2015年，“一号文件”提出，要“提高农村信用社资本实力和治理水平”；随后的2016年，“一号文件”提出，要“提高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2017年，“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健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这一连串的政策导向，都意在防控农信系统出现区域性或者系统性金融风险，显示出有关方面对县联社当前不良率反弹的高度关注，希望这些县域法人能通过提高治理水平和资本实力，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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