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城市化？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生态学、军事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对其进行了定义。笔者认为城市化就是农业人口逐步向非农人口转移和集中的过程，同时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成为一种以现代工业、信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且居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素质全面改善和提高的过程。在我国一般不直接提城市化，而提城镇化，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要考虑到城市、农村、大城镇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城镇化就类似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一样，走过了艰难、曲折和复杂的历程。国外的很多城市化理论不能照搬到中国的城镇化中来，因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单单由经济发展的过程来决定，它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划分方面，国内专家呈现了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和五分法。笔者认为根据1949-2012年统计年鉴中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统计数据可将中国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恢复和初步发展期（1949-1961年）；第二阶段为调整和曲折发展期（1962-1978年）；第三阶段为改革和加速发展期（1979年至今）。本文将从城市化进程的三个阶段入手，通过文献资料的查阅，总结和归纳各个阶段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情况。
一、恢复和初步发展期（1949-1961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这表明新中国的工作重心将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同时城市化建设工作也逐步展开，但是在城镇化理论方面基本照搬前苏联。1953年开始的“一五”期间前苏联援建了156项重点工程，大大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诞生了11座新城市[1]。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加速了城镇人口的畸形发展。195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在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文献甚少，有少量关于人民公社的研究成果。张淑智（1958）在其论文《一个人民公社的情况介绍》中提出了人民公社要有目的的扩大规模，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使规模效应发挥到最大，进而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
二、调整和曲折发展期（1962-1978年）
为了克服大跃进造成的工农业比例失调，城镇人口膨胀、生活供应紧张等问题，国家从1961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减压城镇人口的措施；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提高了建镇标准，对各地原有的建制镇、市进行审查，撤销不符合设置标准的建制；1964年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政策规定》，开始对迁入城市人口施行严格控制政策，出现了第一次“逆城市化”现象。同时，二元城乡格局也逐步形成。随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成批青年学生和机关干部上山下乡迁居农村，全国范围内再次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但是，当时政府强力推行的“五小”工业建设和“三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推动了西南和西北三线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此外，农村农民公社社队企业的逐步发展，对小城镇的建设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学术界在这一阶段对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基本停滞。
三、改革和加速发展期（1979年至今）
（1）政策回顾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随着农村改革的开展，城市改革也开始起步，逐步恢复和加强了有关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工作机构，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城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1979年9月在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有计划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并将其纳入了政府工作日程；1980年10月在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全国城镇化建设方针；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组织，突出了镇的城市特质；1984年1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0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集镇落户的通知》适当放宽了城镇入户限制；同年，国务院同意民政部《关于调整建镇标准的报告》，公布了新的设镇标准；1985年“七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坚决防止大城市过度膨胀，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城镇”；1989年12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1990年“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提出“进一步调整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小城镇建设进程”；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强规划，引导乡镇企业适当集中，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小城镇，建设新的小城镇”；同年，国务院又发布了《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批准了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的报告》，公布了新的设市标准；1994年建设部、原国家计委、体改委、国家科委、农业部和民政部等六部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个关于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1995年11个部委联合发布《中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决定选一批小城镇进行综合改革试点；199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小城镇大战略”问题。2000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第一份由最高当局发布，且将小城镇建设放在战略高度的纲领性文件；同年11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把“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列为21世纪初必须着重研究解决的战略性问题；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又将“加快城镇化进程”列为21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2007年11月，中共“十七大”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2年12月，中共“十八大”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据悉，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十几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初稿已完成。
（2）研究成果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城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城镇化理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很丰富的成果，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也涌现出了很多城镇化问题研究专家，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研究成果也越来越深入。总的看来，这一阶段城镇化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化的一般理论研究，一是城镇化的相关问题研究[3]，本文只选取了几个研究比较热门的领域，除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外，国内学者还研究了很多其他问题，在此不赘述。
1、城镇化的一般理论研究
（1）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杨重光、廖康玉（1984）针对当时关于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规律还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共有规律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是否也要走城市化道路，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的问题[4]；王维峰（1986）从城市的空间维度和城市的职能探讨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也认为城市化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逆转的潮流[5]；陈彤（1988）从时间的维度探讨了城镇化发展阶段的规律[6]；高佩义（1990）探讨了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规律、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和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双向互促规律[7]；王圣学（1992）认为城市化主要有速度发展规律（即S型曲线）、规模和数量发展规律、空间分布发展规律等三大方面[8]；张京祥（1998）认为城市化既要遵循经济规律，又要发挥政府的适当调控，不拘于西方模式与简单的现象分析[9]；王晓玲（2006）从城市产业结构生成与结构升级演变规律、城市综合效益实现规律、城市投资分配对立统一规律探究了城镇化的内质性规律[10]。总之，城镇化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最为热门，研究主要集中在时间、空间和产业发展等三个维度。
（2）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跟城市化的发展规律研究相反，动力机制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研究较少。张庭伟（1983）指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动力主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前者主要靠政府投资建设，具有强制性，后者主要靠市场的力量，属于自发性[11]；徐学强、张文献（1986）以广西四邑为例，认为农村城镇化的动力应该包括：农业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必须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实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技术和设备[12]；辜胜阻（1993）从马克思主义人口城市化理论出发，认为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13]。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研究逐步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李秉仁（2000）通过对建国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指出经济发展是城市发展和城市化的源动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相当长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14]。孙中和（2001）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农村工业化推进、比较利益驱动、农业剩余贡献和制度变迁促进等四种动力[15]；刘耀彬、李仁东（2003）利用多元统计方法，定量研究发现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因素是工农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换和出口替代外向[16]；陈波翀等（2004）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决策模型，认为城市化快速发展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吴建峰、周伟林（201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推力是工业化进程、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贸易[17]。杜作锋（2001）和方维慰（2003）等人认为信息时代下，信息化也是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动力。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中国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也逐步呈现出多元化，同时对城镇化的动力研究也开始因地制宜，呈现细分化。
（3）城镇化的道路。1979年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方针，1980年，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2000年又将小城镇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纵观1978年以来的中国城镇化研究，采用何种城镇化道路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宗寒（1982）认为大中城市人口应该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尽量就地转化，一是在农村发展广义的农业和社队企业，一是大力发展小城镇[18]；杨重光、廖康玉（1984）也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就是发展小城镇[4]；费孝通（1984）对江苏小城镇调研后认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19]。吴友仁、夏宗轩（1981）从城市的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和我国当时的经济现状出发，认为在2000年之前，中国应大力发展中等城市[20]；廖丹清（1995）认为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化战略是有偏差的，应当借鉴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转向以大中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城市全面发展的道路[21]；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1996）分析了美日城市化道路，通过与之对比，认为我国应该采用发展大中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并提出了到2010年在我国建立“九大都市圈”的设想[22]；王小鲁、夏小林（1999）认为，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并通过不同规模城市的聚集效应（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进行数量化分析，认为我国城市的规模效益以100-400万人口为最好[23]；严正（2004）认为工业的聚集效益、公用设施的共同使用、产业的分工协作、资金周转的加速、土地的节约、第三产业和信息化的发展, 都要求加快大中城市和城市群、都市带的发展，遍地开花地建设小城镇对我国来说是不经济的,世界各国城市化的经验也证明大中城市的发展优先于小城镇的发展[24]；蔡继明、周炳林（2005）认为从资源角度看应走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道路[25]。
关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在1980-2000年极为激烈,主要有小城市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多元发展论、城市体系论等。力主大中城市论的学者主要是从城市的聚集效应来考虑认为城市规模越大其产出效益越高。但是城市越大，也涌现出了大量的城市病。比如城市空地越来越少，交通越来越拥堵，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将是一种不可抵挡的趋势，但是小城镇建设也不能遍地开发，这样会极大的浪费土地资源，而应该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规划，靠市场的手段，当某地人口聚集，产业聚集，经济发展的时候，政府应该因势诱导。因此，我认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下一步还应该以小城镇发展为主，通过对农村城市化来扩大城市化成果，在发展道路上应采取“多元化、非均衡、逐渐递推、综合发展”战略,走大中小、多产业类型共存的多元的新型道路。
（4）城镇化的发展质量评价。这一研究课题在国内起步较晚，这与城镇化的开展密切相关。罗茂初（1988）从小城镇和小城镇人口增长趋势、增长结构和区域格局等三个方面对我国的小城镇建设进行了评价[26]。聂苏、陈东明（1996）研究制定了农村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将其设计为人口结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四个方面十二个指标[27]；王炜等（2000）从经济、社会和城镇建设三大类指标推断出了农村城市化综合评价量化指标体系[28]；刘耀彬等（2005）根据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时空规律，基于协同论的观点列出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的评判标准[29]。徐建中、毕林（2006）利用因子分析法对35个样本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30]。李崇明（2010）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的思想，对城市化从发展度、持续性与协调性3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与时间序列分析，建立了三维可持续城市化综合评价模型[31]。
近年来，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随着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追求而逐步转变，八十年代主要评价指标的是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效益。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开始关注人文环境，因此，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都成为评价一个城市的重要指标。同时，国内有大量学者对不同地方的城镇化道路因地制宜的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评价指标，使得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
2、城镇化的相关问题研究
（1）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的关系。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是城镇化问题研究的热点，纵观各国的发展历程，工业化与城市化一直是紧密相连的。大部分研究点主要从关系测度、关系模式和理论阐释等三个方面展开，因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不仅受到经济的影响，还受到政治的左右，因此在国内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时空差异研究、滞后城市化之争和偏差问题研究。信息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是最近几年才兴起来，其研究角度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化成为推动城镇化的又一动力机制；二是信息化如何推动工业化，进而促进城镇化；三是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城乡一体化或者农村城镇化。姜爱林在2004年撰写的《城镇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研究》一书中系统的阐述了三者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三者协调发展的思路与战略选择。
（2）城镇化与“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它涉及到产业、社会形态和人口等问题。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入手，这就涉及到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因此，“三农”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重点、也是难点。在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土地的问题，如何安置就业，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等都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当农村人口转移到了城镇，如何让他们享受城镇化带来的成果。多年来受到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以后根本就无法享受到城里人一样的待遇。这些问题都是近年来城镇化问题研究的难点。
（3）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城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证研究，通过相关数据来证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二是政策研究，城镇化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农村城镇化。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新三农 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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