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题】
中国的乡村变化与发展机遇
【特邀嘉宾】
刘守英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1次土地问题集体学习的主讲人之一，也是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城乡统筹基础领域的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刘守英教授多次参与相关农村改革调研、专家咨询，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等奖励，是中国农村一些重大政策和改革的直接推动者，先后参与了中央农村改革试验区方案的设计。刘守英教授自2000年以来，持续不断地研究土地制度与国民经济成长的关系，是土地财政最早的提出者和具体的阐述者，在农村税费改革、土地改革、普惠金融等方面许多提出的政策建议都被采纳，同时还是中国制度变迁研究的主要推动者，在90年代初就主持翻译出版了制度学一些经典的论文集。
【会议纪要】
（文中观点仅仅代表主讲人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也不构成投资建议，仅供内部讨论）
现在农业和乡村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会出现哪些机会，如何把握这些机会。针对农业、农村这个领域出现的趋势性变化，主要谈三个方面，一是从城乡的角度来看乡村的价值，也是投资者所关心的在城市化进程中，宏观层面的城乡关系出现了哪些变化，在这些互动中乡村有哪些可以去做的；第二方面回到农业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也是这些年中央政策很关心的一个领域，同时这几年投资者也开始进入农业，农业有哪些机会，农业有哪些可以投资的，农业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到底在哪儿，这部分从农业产业变化谈谈农业投资的机会；第三方面是改革红利，牵涉到城乡改革、农村本身的改革和未来乡村的变化，涉及到一些重大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包括中央提到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等。
一.城乡互动：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观察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过去“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型。过去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从典型的制度设计、政策关注的重点、乡村的生活来讲，基本上是“乡土中国”的形态。“乡土中国”的核心有几个要素：第一个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离不开土地；第二个是农民的收入和就业主要依赖于土地和农业；第三个就是粮食的供给，主要是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主要是靠自己来解决。2015年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6.1%，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是39.9%，这两个数的差距之间，实际上是将近2.7亿的人在城乡之间流动。总体来讲，中国现在已经从过去的“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也就是将近一半是城里人，一半是农村人。促成中国发生这个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以后城市化进程非常快，驱动力实际上是城市比乡村有更大的吸引力。尽管中央政府从2003年以来在讲城乡统筹，后来又提城乡一体化，但事实上是人口、土地和资本从乡村往城市单向流动，这种流动推动了中国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也带来了城乡之间在生产要素配置上的一些不平等。
这几年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从原来10%以上的增长现在降到6.5%左右，城市发展、工业化发展速度都开始慢下来了。工业化出口导向转变、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人口向出口导向地区的流动产生了影响，例如珠三角、长三角，人流、土地、资本单向高速流动的情况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从人口流动的角度来看就是：1、举家外出的人流开始减少；2、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开始减少；3、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长在加快，东部农民工增长开始减缓；4、第一代农民工，就是80年代这一批农民工开始回到本地生活。可以看到，受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影响，城市化和工业化都已经伴随增长速度下行进入减速阶段，人口也开始逐渐回流。城市慢下来，可以解决我们过去十多年时间过快增长留下的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变化是土地的变化。第一个是土地的转用开始放慢，前几年我们在10%以上的高速增长，包括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中央采取刺激性经济政策情况下，土地转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建设用地转用面积增加、土地指标紧缺。这几年到下面去调研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除了一线城市土地非常稀缺，中西部地区二三四线城市，开始出现土地指标不那么紧缺的情况。一是每年审批的土地指标没那么紧缺，二是土地的出让速度开始下降。但同时，农村的土地流转在加快，原来一家一户的小农土地开始转向适度的规模经营，到2015年的时候，整个土地的流转已经到了38%。第二个特点是乡村用地需求大增，这几年城市病大量出现以后，农家乐、民俗、乡村旅游等产业开始活跃起来，在用地上的表现就是乡村用地需求明显加速。
城乡互动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资本，第一个表现是从2012年以后，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开始波动，土地出让的净收益开始下降。土地出让净收益是指卖地的收入减去土地出让的成本，这些成本既包括征地拆迁的成本，也包括土地开发的成本，这两个成本尤其是征地拆迁的成本这几年开始大幅上升。尽管好的年份土地出收入开始上升，但是整体来讲，土地出让净收益开始下降。第二个表现是指尽管土地出让的收入上升，土地出让的净收益开始下降，但是城市建设对土地抵押的依赖在加强，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土地抵押的面积大幅上升，土地抵押的金额开始上升，金融风险值得关注。第三个表现是资本“下乡”加速，在城市很多机会开始减少以后，尤其是房地产、矿业以及制造业整体利润下降，很多资本希望去寻找机会，资本下乡的速度大大加速，像联想、网易等一些大的公司都在往农村跑，城乡互动过程中乡村的很多产业吸引城市资本，例如旅游业、乡村休闲业。资本城乡之间的互动在增强。
总体来看，就是从过去单向的城市化走向城乡互动、生产要素的对流，这种变化对城乡之间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就是城市化，只要进入了城市就有机会，城市确实又比农村提供了更高的收入，城乡之间的要素生产率差别也很大，生产要素都是在往城市流动。现在的城乡互动阶段，实际上是城市病在逼着城里人往乡村走，城市的消费升级又使消费者从城市之间转到乡下，人流和消费流的变化导致资本和土地都开始转向乡下。城乡之间的这种变化，既因为城市病使人们重新认识城市，又因为城市的机会开始减少，同时还有对城乡重新的认识和回归乡村的价值。实际上，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文明之间，一个城市文明，一个乡村文明，我们的乡村文明本来非常悠久、灿烂，但是在上一轮急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乡村文明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显得非常不自信。不仅城市人对乡村人歧视，还因为在城乡要素转移过程中乡村文明给乡下人带不来现金流，因而纷纷离开自己的家园。
在进入城乡互动阶段以后，乡村价值不断回归，甚至随着生产要素的回流得到提升。乡村价值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一个是乡村的宁静和休闲，相对于城市的焦虑，城市人周末、假日就往乡村跑；第二个方面就是生态和绿色，城市里面吃的东西很不安全，原生态的、纯自然的、绿色的这些产品和生态本身的恢复受到推崇；第三个是淳朴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回到乡村以后回归淳朴、和谐。发现乡村的价值以后，在乡村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在上一轮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乡村的衰败成为整个城乡关系中非常明显的现象。这一轮城乡互动以后，在大家慢慢发现乡村价值后，一些乡村开始出现复活的现象，尽管从总的趋势来讲，乡村的减少和衰败是不可逆的趋势。
进入城乡互动和发现乡村价值以后，未来有四类乡村开始出现复活的迹象：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城郊村，城乡结合部的乡村随着城市化进程，土地价值开始大大上升，城乡结合部和城郊村这些村庄实际上是成为城市一体的一部分，它不是死亡，实际上是参与城市化进程；第二类乡村的复活是有独特价值的乡村，比如有历史古迹、有独特的乡村文化的村庄，这些地方保留了乡村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些要素，尤其是乡村独特的文化，为此，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有很大的公共投资用于复活这些具有独特价值的村落；第三类是依靠健康的农业或者生态的农业复活的村庄，在人口大量流出以后，这些乡村的要素重新开始组合，土地开始集中，土地流转开始加快，这些地方的农业找到自己独特的产品，主要是更健康、更环保、更生态，而且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市场销路也不错；第四类是靠乡村精英使得一些村庄复活，一些在外面打工的人，回村以后成为村中精英，还有一些村庄，依靠外来的资本和知识输入复活。这些村庄复活以后，实际上带来我们整个乡村价值的复活。
对上面的分析做一个小结，就是中国已经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转向城乡互动，城乡互动的表现就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人口、土地、资本从原来单向的流动转向城乡互动，部分乡村的价值得到了提升，成为现在很多资本非常热衷、非常看好并进入乡村的去处。
二.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变化
经过30多年的经济结构转型之后，整个农业和农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中国的农业基础性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的农业位置放得非常高，但是竞争力不强，七八十年代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农业占GDP的比重将近百分之二十七，过去农业的基础地位就是用农业来解决农民的就业，解决农民的收入，靠农业来解决城市人口吃饭的问题，这样的农业很重要但强不了。尤其是跟国外的农业比较起来，中国农业曾经是一个解决吃饭的、稳定政权的、为工业化提供低价食品的这么一个农业，竞争力就变得越来越弱。现在的农业在GDP的占比降到9%以后，农业未来从基础地位来讲，从之前一个占GDP高份额的农业基础地位应该变成一个“强的农业”、“广的农业”，农业的功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未来农业会承担起几个主要功能：第一就是农业不可替代的部分，解决吃的部分。中央提出来保障主粮的安全，主粮要从原来的数量为主转变为质量为主，“强的农业”必须保证主粮的强，这就是粮食安全的概念。第二就是农业的高价值。主粮保证以后，接下来是结构的调整，也就是农业的供给侧改革。一是结构性问题，玉米过高的部分现在需要减下来，三年之内要减掉5500万亩玉农产品为主米，减下来的玉米面积就为发展其他农业提供了空间；二是将仅仅是数量的需求转向质量。第三个变化是，农业未来要注重环保、保护环境，过去农业高土地消耗、有污染的土地未来都要修复；第四个是健康的农业，城市周边的地区未来作为生态功能的地区，土地生态功能要增强，其他区域提供的农产品也转向以安全、健康的。第五个就是农业作为文明的保留和传承。
第二个是农民未来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投资者进到乡村以后，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谁给你种地，你自己不会自己种，自己种也不划算，还得依托于农民。现在差不多只有18%左右的农民是纯农民，是完全搞农业的农民， 15.9%的农民是不搞农业的，35.7%的农民是靠非农收入为主， 30%的农民是靠农业为主但是实际上是有非农收入的。农民的分化非常严重。从政策来讲，未来一个基本保障是保证农民作为生产主体的同时，慢慢培养职业化农民，这样才能带来农民种地素质的提高。
第三个就是土地。很多人认为未来进到农村后可以搞一块大规模的土地来种地。事实上我们的状况是十四亿亩的耕地，十三亿亩在承包农民手上，一部分已经流转到其他主体手上。种地的主体现在58%的是农民，还有20%是专业合作社，还有10%左右是企业。现在很多的人考虑到农村去。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是去到农村以后，如果是直接去流转农民的土地来由企业自己来种植，从目前的情况来讲，效果很不好。原因就是土地的规模扩大以后，地租的成本和雇工的成本都开始上升，规模越大，利润越低。农业本身这个行业能够带来的单位土地的利润就非常低。进到农业去以后，企业千万不要自己去种地，也不简单是靠扩大土地的规模来获得种地的利润，这个现在效果还很不明显。农业的投资潜力可能在于：第一就是靠区域的专业化种植。比如像猕猴桃，广西一个区域就可以搞很大的规模，几万甚至几十万亩的猕猴桃，中国土地规模太小，但是区域专业化以后，规模经济开始提升。第二个是服务的规模化。农业的各个环节是需要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谷物的机耕、机播、收割、销售等等，都需要高度的专业化。实际上企业在提供规模化服务的过程中是可以增加效率的，包括物流、服务各个环节，如机械，以及种子和技术，这三块是农业未来发展方式变化以后需求最大的方面。从中国农业规模和流转以及中央基本政策来看，未来的方向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不是公司化种植农场。
第四个就是想讲一下农业里的机会。中国几千年的农业靠增加劳动的投入、提高土地单产，但中国从2003年以后发生重大的变化是劳动的生产率开始大幅的上升，土地的生产率增长比较缓慢，原因就是农业劳动配置到工业以后，农业和工业之间对劳动的竞争处于劣势。农民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减少劳动用工。另外农业投入中机械的投入大大增加。从农业发展方式转型来看，企业未来最有机会的有几个领域。第一个中国的农业机械行业目前制造水平、装备水平都非常低，有比较大的投资机会，现在大规模的机械基本是美国机械，南方的小型机械主要靠的是引进日本的小型机械。第二从技术替代的路线来讲，原来提高土地单产主要就是靠化肥、农药，现在中央的政策要求减少污染、提高土地的质量，未来技术提高土壤质量、改进土壤结构的这些需求会增加。
三.中国土地和农业改革
改革未来主要的机会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农村土地改革，中央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置，就是集体继续拥有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拥有承包权，经营权转到未来新的经营主体。未来将是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未来投资农业的主体能够获得经营权担保抵押。农地三权分置能够改变现在过小农户种植土地的现状，未来经营权的保障实际上是有利于适度规模扩大，农业的形态、经营的主体、经营主体的资本会发生变化。例如允许担保抵押，原来很多以政策金融为主的信贷主要面向小农，但担保抵押权的设置可以为一些以适度规模和比较大的经营规模的主体提供资金。
第二个改革是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目前中央主要采取试点的办法，对集体经营试点现在是在15个地区进行试点，2017年开始进入总结再提出全国性的政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要解决集体的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权利平等，也就是说未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通过征收，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从现在全国15个地区的试点来讲，未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一是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二是解决农村的发展空间，三是解决农村的抵押融资。试点以后，可能对乡村发展带来变化。
第三个变化是前面我提到的中国农业形态的变化，从传统的农业种粮食转向农业的多功能，例如休闲农业、农业旅游以及农业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在城乡互动以后，在接下来几年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原来整个发展空间全部在城市，未来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发展，随着休闲农业、农业旅游的发展，以及部分乡村的复活，这些都会给乡村发展空间留有一定余地，这样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机遇，无论从投资、从农民的收入还是从产业的角度来讲，都是可以重点关注的。
第四个是关于宅基地，目前来讲，宅基地改革重点在于城乡结合部地区，重点是以农民宅基地福利分配权交换宅基地的财产权，这些地方宅基地带来的收入将大幅增加。同时会给未来中国整个房地产市场带来一些影响，一是原来的村民直接进入房地产市场，二是一部分的宅基地成为财产以后，可以通过转让交易进入城乡结合部土地市场，三是宅基地的价值提升以后，实际上是对土地价值的重估，带来土地出让收入的变化。
总结来看，中国未来五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城乡互动以后，城市的机会主要转向城市质量的提升，城市的产业升级提速，中国将转向城乡互动、乡村发展机会增加的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周期在城乡之间基本是一轮一轮的，一轮是乡村带动，再转向城市带动，城市带动以后又转向乡村带动，到一定程度又转向城市带动。我们现在是进入一个城乡互动阶段，乡村的发展空间、发展机会会增加。农业本身的形态在发生变化，未来农业投资对农业产业和农业相关产业都会带来很大的机会，例如机械产业、种子行业。第三个就是改革红利，改革红利方面大家重点关注的是农地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农业发展方式的影响，对经营制度的改革对未来农业产业的发展都会带来很大的变化，三权分置将带来农地权利体系的重构，将促进中国整个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城乡土地市场和宅基地改革带来的红利主要是在局部地区，这些改革红利的释放是需要比较长的过程。
问答环节
Q1：您刚才提到土地改革红利方面的宅基地改革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宅基地的财产权未来可能向城市流转，对小产权房究竟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A1：从目前的政策设计来讲，宅基地的流转还是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内，在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是农民自己居住，那就不是小产权房，农民宅基地的上盖的房子出租不叫小产权房，农民在宅基地上盖的房子如果卖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成员这是小产权房。未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城市的规划区以外，改革的落脚点还是在集体经济成员之内，所以改革是不可能解决小产权房的问题的。那这样在城市的规划区内，未来的主要方向是在农民的宅基地外不可能再分一块宅基地，采取的办法是户有所居，不给宅基地但是保证居住，专门盖集中的住宅区以后，不给农民分宅基地以后，给农民分一部分土地的房子，这种不叫小产权房，农民可以拿这个房子出租等，整个宅基地进入城市规划区域以后，这些土地进入城市国有土地市场，这些土地上面盖的房子，做的产业都不叫小产权房，这些土地可以出租，这些房子可以出让、出卖，所以这些房子就不是小产权房。历史小产权房问题只能通过历史分阶段地解决，从未来的改革方向来讲，允许宅基地拥有财产权以后，规划区内的宅基地就没有小产权房一说了。
Q2：关于土地财政的问题，您提到土地出让收入在增长，但是土地出让净收益是在下降的，我们现在很多不同的地区，比如说重庆的地票制度，深圳等在农村土地转让方面不同的做法，您认为这些土地制度上的不同安排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影响是什么？
A2：我认为土地财政财政确实是投资界未来应该重点关注的方面，尽管2016年卖地的收入在上升，“以地谋发展”在2012以后就开始松动了，必须靠卖地来谋发展的模式已经终结了，原因是继续依靠低价供应工业用地，已经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了，靠卖地和房地产来支撑土地高收入的模式，除了一线城市还能继续维系以外，二三四线城市未来的需求是没有办法支撑的，从整体来讲，这个模式肯定是不能继续维系下去了。第二个大家要关心的问题是土地财政的核心是土地金融问题，我们原来整个地方政府靠卖地的收入以旧还新是可以支撑的，土地的出让收入和土地的抵押融资是同步增长的，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是，土地的出让收入波动，土地出让的净收益开始下降，但是土地的抵押融资是继续上升的，这就意味土地作为信用品，这方面的作用比原来更强，这就带来整个货币投放靠土地抵押，一部分进入房地产，一部分进入政府，土地吸纳货币的量更大，而且对土地的依赖性更大。第三个就是地方的一些探索目的是为了打通城乡土地市场，地票也好，增减挂钩也好，还是为了解决乡村和城市之间土地指标问题。下一步要改变通过各种方式主要将指标集中到城市使用的方式，因为我前面讲城市化已经从单一的城市化转向城乡互动，乡村很多产业的机会在增加，所以未来土地指标管理这一部分应该下放，另外给乡村的发展在土地的使用方面应该有一定的调整，实现城乡之间更加平衡的发展。（完）
本工作笔记由巴曙松教授发起的“连线华尔街”第一百零九期内部会议纪要，本期报告由巴曙松教授和牛播坤博士共同整理。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金融读书会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