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随“全国农广小分队”到河北省一个普通的县城开展活动，住在郊区的一家酒店里，住宿费不高，每晚只要168元。临走结账时，两位在前台工作的年轻人花了近一个小时才把账目理清楚。那边火车就要开了，这边还算不清楚账。好不容易离开县城，电话又一个接一个，前台要求我们再回去一趟，因为“账结错了”，酒店少收了四五百元。最后算了半天，才搞明白这是一场误会。结账的时候，我们还开玩笑，数学没有学好吗？姑娘们坦然承认，当年数学的确不大好。
从河北省保定市乘高铁回北京，才上火车，气还没有喘匀，北京就到了。到了北京西站，裹挟我们的是黑压压的农民工大潮。我突然顿悟，把168元住宿费都算不清楚的事，并非偶然出现的意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遵循这一理念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离开村庄、县城、偏远贫困的地方，到大城市谋求更好的发展。家乡微薄的收入不足以让人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大城市对年轻人有着天然而致命的吸引力。在人力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没有挑选余地的酒店为了维系基本运转，在用人方面只能降低标准。
把县城抽干的不仅有大城市的聚合效益，还有不合理的财税制度和区域管理设置。下乡采访，听到县政府抱怨最多的就是“财权小，事权大”，通俗的说就是“钱少事多”。这也可以解释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卖地，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拖欠乡村教师工资，地方政府开发资源为什么会竭泽而渔.....很多看似不合理的事都是因为有着不合理的原因和背景。有因必有果，“存在必合理”这句著名的哲学论断用在许多奇怪的社会问题上，再合适不过了。
近些年，我国实行分税制。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到了县级，已没啥可拿。地方拿得少，实际上承担的财政支出却非常高。为了完成任务和指标，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只能搞土地财政，甚至是增加收费项目，下达一些不切实际的财税增幅指标。
实行集权化分税制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制度的弊端。如在英国，以所得税、公司税为主要税种的中央税收占税收总额的75%以上，以财产税为主要税种的地方税收仅占税收总额的25%以下，而且近些年来地方税收入比重仍在下降，最低时竟下降到不足1%。在法国，以增值税、所得税为主要税种的中央税收占税收总额的85%左右，而以财产税为主要税种的地方税收仅占税收总额的15%以下。由于地方政府的税种小、收入少，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很大。例如，法国在一般年份，中央补助占地方预算收入的50%以上。中央税收占主导地位，国家容易集中财力，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稳定全局。但高度集中的税收管理体制，虽然有利于集中财力实现预期经济目标，有利于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但却较严重地压抑了地方政府组织收入和促进市场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我国已意识到当前税收制度的弊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已于2014年出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计划于今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改革将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大城市抽干县城，县城抽干乡镇和农村。现在的农村青年结婚，流行在县城买套房。买的人多了，村里自然就空了。非常有意思的是，根据我们的调查，越是偏远的村庄，空心化的程度越严重，不少远离县城的村庄只剩下几户人家。人都去哪了？要么去城里打工，要么去乡镇和县城买房、租房，陪伴孩子读书去了。城郊村由于交通便利，生活方便，宅基地值钱，影响反而不大。当然，随时都会被征迁的近郊除外。
自秦始皇建立郡县制开始，我国行政治理就基本遵循“中央、省、县”三级管理制度。层级越少，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就越通畅，反之则成本就越高。建国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市管县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普遍实行的市管县体制一定程度上也束缚了城乡协调发展的步伐，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体制性障碍。其具体表现为：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供养人员增加，财政负担加重；协调发展不足，市县争利严重。
当初，市管县的主要目的是以城市的优势地位拉动所辖县乡的经济发展，事实上除传统的省会城市和一些中等发达城市带动能力较强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甚至是由县级升格为地级的市，很难有力量来帮助其他县和乡村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小马拉大车问题就更为严重。目前，我国每个地级市平均带6个县左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长期以来，经济基础薄弱，本级财力很小的一些地级市，存在着过度依赖县（市）的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截留分配物资、项目、资金等问题，同时税费上要有一定的分成比例，在城乡资源配置上向城市倾斜度过大，出现了所谓“市刮县”“市卡县”现象，反而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步和发展。这几年，不少地级市还热衷于把周边的县城纳入自己的城区，一来是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来扩大城区面积，为土地财政储备资源；三来以应对未来废除市管县的改革可能。既然对自己有这么多“好处”，干嘛不一并了之？
近年来，废除市管县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人称，撤销市管县的行政区划体制是占全中国七成之众、2800多个县的期盼。可这一呼声从1980年代一直喊到了现在，其中关于“人员安排和利益分配”的厉害关系不言而喻。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乡村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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