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随着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农村社会原有稳态结构再次被打破，乡村建设和治理问题重新受到关注。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嘉宾对中国乡村建设和治理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我国乡村建设和治理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增强农民的主体性。
●乡村建设和治理离不开农业现代化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说，乡村建设和治理离不开农业现代化，现在解决乡村建设和治理要紧紧抓住三个大问题。第一是产权明确。农民是土地的真正主人，现在土地确权登记可以流转意味着有了经营的主体。第二是基础设施要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太多，公路、厕所、卫生、医疗这些欠账太多，包括现在互联网，物流最后一公里没打通，基础设施欠账太多。第三是队伍问题。要培养一批现代农民和现代农业的经营者队伍，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自己的农会，把一个沉默群体变成一个自主发言的团体。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仇保兴说，在乡村治理方面，当前最容易犯三种错误：一是“农民农场主化”，模仿一些殖民国家或者是新大陆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强制搞农场主化经营，一户农民可以耕种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土地，全部机械化。二是“农村城市化”，用城市建设模式来建设乡村，把村庄改造成城市社区，把村庄消灭掉，合并成几个镇，把乡村城市化。它是对农村的摧残，对原有社会资本的摧残，与农业道路多元化、有计划、走中国特色适合中国乡土文化资源特征资源禀赋现代化道路是完全背离的。三是“农业工业化”，用工业化的模式来改造农业现代化，不是通过分散农民自主积极性的创造，而是把农民一改了之，企业去圈地。
论坛相关嘉宾表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文化特征多样化的国家，必须看到中国要有与新大陆国家现代化农业道路完全不一样的多样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乡村治理需增强农民主体性
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李昌平说，中国农村无论是发展还是治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的主体性不够。打个比方，城里人大学毕业可以在城里买房子，这个房子可以抵押贷款创业，但农民不能用身份证在城里买房子，有房子也不能用作抵押贷款创业。同样是主体，但主体性是不一样的。这背后是制度赋予的权利是不一样，不平等。
怎么样突破这个问题，增强农民的主体性呢？李昌平认为，经过这么多年实践的探索，必须有两个突破：一是农村的金融供给一定要突破。当前金融制度有问题，与现有的土地制度不匹配，所以现在要建立起农民的合作金融组织，就是村社内置合作金融。建起来后，农民的承包地、房屋就可以在自己的金融体系抵押贷款了。金融供给突破了，农民的产权就可以实现了。
二是组织供给一定要突破。农民不是一个主体，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小农不是主体，至少不是市场的主体。政治上讲也不是主体，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是主体。用什么办法组织农民呢？内置金融村社是组织农民最好方式。李昌平认为，在内置金融村社，村级两委的服务能力和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双层经营体制得以完善，集体经济壮大成为现实，乡村民主自治能力极大改善。村民及其共同体自主建设新农村也不再是一句空话了，建设后的新农村可持续发展也完全可以实现了。
“只有金融和组织问题突破了，农民的主体性就增强了，其他的问题就好解决了。”李昌平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温铁军表示，政府自以为比农民更懂得农民需要什么，其实，现在农民最主要的是组织起来，形成有主体性的代表。要利用农村中几千年传承的社会资源形成了社会组织，至于它是内置金融也好还是乐活家园也好，只是志愿者帮助农民形成组织的内在功能，这些东西没有矛盾，完全可以融合。
●既要修复乡村社会组织也要激活乡土文化
专家认为，要在增强农民主体性的基础上，把农村基本的组织制度、经济制度和治理制度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完善乡村建设与治理，既要修复乡村社会组织，也要激活乡土文化。
李昌平建议，建立基本组织制度。他说，农村是一个自治体，跟城市里是不一样的，它有各种各样的组织。今天中国的农村，虽然形式上有村“两委”，但是作用发挥的比较有限，组织性、主体性相对较差，应有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到位。
此外，还要明确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基本治理制度。“找到三个基本制度的统一，统一体就是村社共同体，有内置金融村社的共同体。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农民主体性发挥，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他说。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创办人兼主任、乐和乡村发起人廖晓义也认为，一定要修复村民小组或者是自然村层面的自治组织。他举例说，湖南长沙县有281个农民小组互助会，特别能干，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和架构，有自己开会议事的规则，在生产协助、环境保护、矛盾化解等方面都有规则，同时还能组织做各方面的社区活动。“这样一个村民小组层面的组织建设，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他说。
廖晓义表示，乡村的修复、激活需要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他建议建立农村社工站，一线社工的作用就是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建立村民小组层面的互助会，让互助会有处理公共事物的能力，有组织活动的能力，还有制订规则的能力。
另一方面，廖晓义认为可以建立乡村联席会，作为最基层的社会协商平台。同时在乡村建立一些公共空间，比如学习空间、生活空间等，在此基础上开展丰富多样的乡村文化活动，以此来激活农民的自主性、互助性，激活乡村本土的文化。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东方城乡报 2016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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