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理由是他们为减轻全球贫困所做的实验性贡献。对此，笔者发表如下看法。
一、走出书斋勇气可喜，但理论创新方向偏颇
我个人认为，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他们三人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就像世界经济学界所评价的那样，他们得奖体现出如今经济学领域再次重视发展经济学。这一取向应该受到称赞。特别是这三位获奖的经济学家从书斋里走出来，深入到贫困人口去做调研、做实验，同时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制定有利于贫困人口的政策，更是值得充分肯定。
但我又认为，在对这三位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中国的学者和官员也要避免盲目崇拜的心态。因为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这个共同的目标上，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有着更丰富、更巨大的成就。中国即使完全不参考这三位诺奖得主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并在世界范围内拔得头筹。换句话说，如今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高于这三位新科诺奖得主。中国的反贫困成功经验应当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应有的评价。
众所周知，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是刘易斯（另一位是舒尔兹）。刘易斯获奖的理由是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分成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部门，和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为发展中国国家提供的基本发展思路是，通过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吸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传统经济部门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后，进入商业运转的状态，即完成现代化。简而言之，刘易斯的理论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要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现代经济部门。我认为，刘易斯的理论框架是科学的，尤其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
今年这三位诺奖得主发现，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问题上作用有限，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非但没有解决贫困问题，还陷入了贫困陷阱难以自拔。
面对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他们寻求理论创新原本是正确的，也关注到了中国减贫方面个别的成功案例，但是他们却把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彻底抛弃了。从目前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我认为他们的理论创新方向是偏颇的。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国情，脱离这个理论原点是不可能科学认识贫困本质的。就像这三位诺奖得主研究贫困问题时所发现的那样，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中产阶级以上的社会阶层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所以，他们在研究贫困问题时，走书斋虽然正确，但把二元经济结构完全否定掉，在理论创新方向上就搞偏了，可以说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二、让农民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主体力量
事实上，包括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在内，在世界范围内，我认为，最先发现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基本国情的人，是我党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他1936年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揭示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中国存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其具体内容与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描述的二元结构异曲同工，只是毛泽东没有使用二元结构这个概念而已。二元经济结构这个概念也不是刘易斯最先使用的，而是其他经济学家帮他归纳出来的。
毛泽东与刘易斯原创性理论的差异在于，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寄托在现代经济部门，也就是工业企业家的身上。这点虽然没有错，但是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动力的时候，完全依靠企业家就显得片面了。毛泽东则认为，应该从落后的传统经济部门中发现推动国家发展的积极力量，而且让他们也就是传统农民成为主体力量。毛泽东用这一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就是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把贫困穷苦的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摧毁了造成贫困的制度根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其理论基础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说得清清楚楚。虽然新中国前三十年艰难曲折，但还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工业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基本格局，农业、农村、农民也进入了现代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在此之后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从农村的发展来说，贫困人口普遍存在，部分区域贫困问题还比较严重。造成这个现象的基本原因，就是在农村改革中也曾出现一些失误，主要是没有能够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参与市场竞争，在农村统分结合的新体制中，分讲的多，统讲的少。
这个失误，在十八大以后正在得到扭转。
三、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社体系确保农民脱贫致富
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十九大习近平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且把脱贫攻坚作为乡村振兴的优先任务。习近平要求，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在这“五个振兴”中，组织振兴起统领作用。十八洞村能够在脱贫攻坚中走上富裕道路，通过办合作社等办法把农民组织起来是基本经验。
相比之下诺奖新科得主在反贫实验中虽然也意识到了穷人相互帮助的重要性，但没有提出贫困人口组织起来这个命题，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从微观层面改造二元结构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把农民组织起来，是为了增强他们进入市场的竞争力，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可以做到立竿见影。当然，如何组织农民进入市场又是一个重大命题。十八大之前，我国用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办法组织农民，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效果不能尽如人意。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对于如何组织农民进入市场，进行了顶层设计，那就是构建“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民合作社体系。首先是生产合作，即技术人员指导农民搞生产，使科学技术得到推广；其次是供销合作，帮助农民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产品；最后是信用合作，满足农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把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这三类涉农服务部门整合起来，为小农户提供生产生活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
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凡是农民的交易行为，包括购买、销售、金融保险等，小农户只要参与进去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且各个生产经营环节上产生的利润通通都归农民，尤其是归种田的农民分享。在这个体系中，技术人员、购买人员、销售人员、金融保险人员是专业化的，都隶属于农民合作社体系。
在这种合作社架构中，信用合作非常重要，对农民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起到支撑作用。其科学性就在于农民个体手里剩余资金虽少，但人数众多，聚少成多，他们手里的存款余额能够完全满足他们的贷款需求，而且还有剩余。这样农民就可以通过组成合作社掌握金融主动权，存贷业务中产生的利差也都归合作社社员分享，尤其让贷款的社员分享。这样，农户为主体构成的合作经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发展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方面，我国各地农村已经有很多成功案例。新科诺奖得主虽然也研究了金融问题，但眼光局限在富人办的金融机构给穷人贷款的小圈子里，看不到穷人组织起来发展合作金融蕴涵着的巨大发展潜力。
四、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优势
2018年，习近平来到清远市考察调研，听取广东省推动粤东西北脱贫攻坚和清远市农村综合改革工作汇报，对当地的做法表示肯定。习近平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要下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
习近平总书记肯定的清远农村综合改革经验内容很丰富。最主要的内容是清理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的“烂尾工程”，把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建立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做实做活了。因此在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奠定了农村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但是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农村的一块土地，既归几十户构成的生产队（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村民组）所有，又归几百户构成的生产大队（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行政村）所有，还归几千户构成的人民公社（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乡镇）所有。显然，这样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关系及其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但多年来，由于农村改革中存在土地私有化取向，对这样的体制机制弊端并没有进行改革，就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者的权能简单地赋予行政村了，造成了集体经济空壳、小官大贪等很多问题。
清远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经验是在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之间明晰土地产权，把土地所有权明确界定为在村民小组，土地承包经营自主权也交给村民组，既坚持了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又解决了农村改革以来土地产权不清晰的老大难问题，利用土地集体所有制优势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有力地推动了脱贫攻坚。
清远农村综合改革，源于农民自发的改革实践。其中突出代表是曾经的广东省定贫困村叶屋村。2009年之前，该村户均8.1块地，许多耕地撂荒了，粗放经营现象随处可见，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均纯收入不到3000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叶屋村进行了村民口中的“二次土改”，即村民组这个集体适当向承包户收取土地承包费，用于修渠、修路、改土，整治细碎化的承包地。2010年，叶屋村做到了每个农户的承包地集中连片，大部分劳动力经过盘算后回村务农，当年实现了全村人均纯收入过万，到2015年，人均纯收入已达到25000左右。这个贫困村没要国家一分钱，就实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叶屋村的改革成功并非绝无仅有，其他村组也有类似做法，也同样取得了成功。清远市推广了这类经验后，既有效地解决了农户承包地分割细碎问题，还激发了农民建设美丽乡村的热情。这说明，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激发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治本之策。
结束语
中国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已经胜利在望。为了扎扎实实推动乡村振兴，前不久，中共中央先后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着眼点都是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贫困人口集中的农民群体有效地组织起来，跟城市资本形成平等的竞争格局。这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也能做到让农民交易成本更低，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如果能够对中国反贫困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应该有助于提升他们理论体系的含金量。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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