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创新实现反贫困, 对我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现乡村振兴和全球包容性增长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现有反贫困研究从贫困的性质、成因和治理做了充分探索, 但较少关注创新对反贫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现有贫困概念、反贫困研究进展以及创新研究趋势, 结合我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转型, 提出“反贫困创新” (Anti-Poverty Innovation, API) , 即以反贫困为核心目标而开展的一系列创新活动和制度安排, 包括科技创新、教育革新、普惠金融、制度创新、社会创业和跨边界协同。讨论反贫困创新的研究源起、概念内涵以及六个主要构成维度, 为推进反贫困研究和创新理论研究的对话与融合发展作出贡献, 为中国推进反贫困事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一、引言
天下民生疾苦无外乎贫困, 摆脱贫困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历来追求的发展目标。[1]截至2015年底,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MDGs) 到期时, 全球反贫困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02亿人下降到了7.02亿人, 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从12.8%下降到9.6%, 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占比首次下降到10%以下 (1) 。然而, 由于全球经济放缓以及剩余贫困的深度与广度的不断增加, 反贫困仍是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终结贫困依然是联合国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 (2) 。
我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16年报告, 中国为全球反贫困事业作出了最大贡献, 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2]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有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数量下降到2017年底的不到3 000万, 过去5年 (2012—2017年) 累计减贫6 853万人, 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上, 年均减少1 300万以上, 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88.32%下降到了2017年的3.1% (1) 。2013—2015年, 在湘西、云贵等地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 并明确提出“六个精准”的要求, 继而将精准扶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扶贫的重要战略。[3]2017年5月26日, 在中国扶贫国际论坛召开期间, 中国政府正式推出了中外减贫案例数据库及在线案例分享平台 (2) 。该平台由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联合主办, 与世界40多家智库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 旨在通过信息技术提升国际减贫经验交流水平, 分享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减贫创新模式和方案, 是实现全球减贫经验分享、助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跨边界协同创新平台。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其中, 城乡发展不平衡是这一矛盾的主要体现之一 (3) , 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一个代表性现象就是农村贫困发生率高, 脱贫致富的资源不平衡、机会不均等。针对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和脱贫攻坚的新任务,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18年1月2号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实现乡村振兴, 摆脱贫困是前提” (4) 。2018年3月8日, 在“两会”期间专门针对乡村振兴提出了“五个振兴”实现反贫困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论断, 亦即“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生态振兴, 乡村组织振兴” (5) 。然而, 中国目前的反贫困仍然存在“贫困人口多、分布地区广、贫困程度深”三大挑战, 经济发展的减贫边际效应越来越小, “大水漫灌”的反贫困模式不可持续[5], 精准扶贫的实现亟须反贫困方面的理论创新[6]和治理模式创新[7]。
创新是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8], 通过创新实现反贫困, 是对创新研究面临的理论挑战的有效回应, 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9]、实现我国的乡村振兴和全球包容性增长[10],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现有反贫困研究和政策从制度、文化、教育、组织等角度做了充分的探索与实践, 却较少关注创新对反贫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现有贫困概念、反贫困研究进展以及创新研究趋势, 结合我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转型, 本文提出“反贫困创新” (Anti-Poverty Innovation, API) , 即以反贫困为核心目标而开展的一系列创新活动和制度安排。反贫困创新是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科技、教育、金融和社会改革相结合的重要举措;是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 推进精准扶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乡村创新系统[11]和解决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关键所在;更是促进国际合作、建设负责任大国[12]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反贫困创新的研究源起
贫困具有不同的定义, 国内外对贫困的认识整体上经历了从单维贫困到多维贫困、从客观贫困到主观贫困[13]、从收入贫困[14]到能力[15]和权利贫困[16]的演变过程。具有较多共识的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提出的:贫困不仅仅是经济上收入低下的表现, 更是一种权利缺乏或者其他条件不足的表征[13,16], 体现了社会参与能力、收入创造能力与机会获取能力的缺失[2]。目前国际通用的是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贫困的定义, 其中绝对贫困 (或极端贫困) 是指家庭收入低于联合国定义的国际贫困标准, 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贫困状况。这一贫困线在1991年是人均消费约等于每天1.25美元, 在2015年由世界银行更新为每天1.90美元。与之相对应的是相对贫困, 是指相对其他社会成员而言的经济收入地位, 用以衡量一个社会收入不均的程度。[2]
贫困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贫困的衡量应该从多维视角切入, 是客观收入指标和主观能力指标的综合。[17-21]例如Alkire&Santos构建了一个以健康、教育、生活标准为主的三维度、十指标的多维贫困指标 (MPI) 。[17]Mc Gregor&Pouw进一步构建了一个由物质幸福、主观幸福和关系幸福构成的贫困人群幸福 (well-being) 提升的三维模型。[22]Acharya&Romer认为在应用多维贫困指标时应该进一步考虑到阶层划分、人口分布和测量偏误等因素。[18]国际著名学术杂志《Nature》在2014年也专门刊文, 指出应该摈弃单一的GDP贫困衡量标准, 而采用包括收入、住房、工作、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以及精神健康在内的多维贫困和幸福衡量指标。[14]基于此, 本研究对贫困的内涵做了讨论 (如表1所示) 。本文认为贫困是一个多维的整合性概念, 其内涵既要包含生存型资本不足导致的福利贫困, 也应包含发展型资本不足导致的能力/权利贫困。因此, 反贫困和反贫困创新需要从福利增长和能力提升两个方面着手。
与贫困相对应的反贫困 (anti-poverty) 最早由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首次作为学术概念提出[23], 与脱贫 (poverty alleviation) 和减贫 (poverty reduction) 意思相近。贫困的成因复杂而多面, 因此针对不同的成因和机理也具有不同的反贫困方案。现有的反贫困研究呈现了以主流经济学为核心, 社会学、公共政策、政治学、人类学相辅相成的多学科、多层次的立体局面, 集中在贫困的性质、成因和治理三个主要研究领域。[20]阿玛蒂亚·森的经典著作《贫困与饥荒》[13]和《以自由看待发展》[16]———前者首次使用权利方法来阐释贫困与饥荒的产生与治理, 后者则进一步系统阐释了能力贫困的概念———将贫困的概念从收入贫困扩大到权利贫困、可行能力贫困;将贫困的成因和机理从经济因素扩展到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等领域, 认为只有当人们拥有更多行动的自由、发展机会和更多的选择,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13,16,24];在收入变量基础上引入“能力发展”的反贫困分析框架, 超越经济学的一般分析视角, 将反贫困的着眼点扩展到人与社会的自由发展观,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5]。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等理论影响了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和政治学科在内的一大批学者, 其理论的广泛应用对联合国的人类发展理念和我国的扶贫开发产生了重大影响。[24]此后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可行能力理论”“赋能理论”“人的发展理论”等内嵌于区域和国家发展的反贫困理论。[26-27]Carr、Haushofer&Fehr等学者则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个体、社群和组织层面影响贫困人口的心理学机制, 包括社会参与、注意力分配、决策行为偏好等。[28-29]Prahalad&Hammond, Kolk et al.则从战略管理等角度提出了金字塔底层 (Bottom of the Pyramid, BOP) 战略, 认为占世界人口2/3的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潜力, 企业家将其作为目标市场进行商业探索开发, 能够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达到缓解甚至消除贫困的社会效果。[30-31]
表1 贫困的概念解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现有文献归纳整理。
针对中国的反贫困实践和理论探索, 张峭和徐磊、黄承伟和刘欣概述了“十二五”期间我国反贫困研究的进展, 从经济、个体、制度、文化、组织与区域系统各角度进行了分析。[32-33]林雪霏基于中国反贫困场域, 从经济溢出、社会公平、政策实践等视角回顾了主流经济学、公共政策领域的反贫困逻辑, 提出了“国家治理”的反贫困视角。[20]张秀艳和潘云、周华强等从科技扶贫的角度总结了中国科技扶贫模式的创新实践。[34-35]靳继东和潘洪阳从公民身份的视角探讨了贫困治理的制度机理, 认为政府通过赋予贫困者利益表达与实现的权利手段, 能够使其获得其他社会成员能够获得的生存、发展机会和资源。[36]黄承伟和刘欣对现有的贫困概念、贫困分类、贫困测量方法以及我国相应的反贫困政策进行梳理, 认为我国目前采取的反贫困政策主要基于多维贫困理论, 未来需要更加关注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33]王晓旭则对2000—2015年反贫困的知识图谱进行了计量分析, 发现贫困与反贫困研究逐年递增, 但存在重理论、轻实践, 重宏观设计、轻微观落地等问题。[25]王亚华和苏毅清从农村治理体系方面切入, 探讨了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发展的问题。[37]邢小强等从包容性创新和面向低收入群体市场的创新研究等角度探讨了低收入群体参与者角色, 为企业在低收入群体市场的创新提供了参考。[38-39]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议题, 陈劲等、范轶琳等认为乡村创新系统的建设和完善是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反贫困和包容性创新的重要载体和系统范式。[11,40]最新研究则较多关注中国“精准扶贫”模式下的贫困人口识别、农民增收、大数据应用、普惠金融以及反贫困政策的可持续性等问题。[7,41-42]
回顾反贫困研究的发展过程, 可以看到现有的反贫困研究文献积累丰富[34], 多学科学者参与, 但仍然以经济学为主[25], 较多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切入[43], 对创新在反贫困中的角色和重要性关注不足, 较少涉及创新驱动战略, 尤其是科技创新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巨大和潜在价值[11]。创新理论强调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开放演变的系统, 对理解反贫困作为一个动态的综合的过程提供了整体分析框架和系统视角。创新研究聚焦的企业家精神、技术扩散、知识管理等主题对在微观层面促进反贫困和人的能力发展具有重要价值。[44]
创新研究的挑战和发展趋势, 也日益凸显了反贫困研究与创新研究对话和融合发展的重要性。由于创新是一个开放和挑战未知的探索过程, 可能存在着污染环境、危害社会安全、影响人体健康和加剧贫富分化等负面效应, Martin等知名创新研究学者明确提出创新研究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推动创新从“经济目标”到“社会经济目标”、从“创造财富”到“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赢者通吃”到“普惠创新”的转型。[45]亚洲开发银行和欧盟分别在2007年和2010年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 强调经济增长的巨大益处要能够惠及普通民众、实现机会平等、公平参与和区域可持续发展[46], 既包括价值创造, 也包括知识成果的扩散和应用。近年来则陆续兴起了社会创新[47]、责任式创新[48-49]、朴素式创新[50]、和平创新[51-52]、整合式创新[53]等新的创新范式, 也越来越强调创新的社会责任。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如何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创新理论与反贫困的伟大事业相结合, 促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成为创新研究的新使命。
三、反贫困创新的概念与内涵
针对贫困的概念与反贫困研究进展, 顺应创新研究的趋势, 本文正式提出“反贫困创新”这一理论视角, 旨在推动创新研究与反贫困研究的对话, 有效回应创新研究面临的新挑战, 促进创新理论和创新思想在反贫困实践中的深度应用。实践方面, 此举将进一步推动落实新发展理念,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 通过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赋能贫困人口和“金字塔”底层人群的生产与发展[9,11,54],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实现可持续的反贫困,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本文认为, 反贫困创新是以反贫困为核心目标而开展的一系列创新活动和制度安排, 包括科技创新、教育革新、普惠金融、制度创新、社会创业和跨边界协同六个主要构成维度, 不仅包括单纯的技术创新和过程创新, 也包括相应的政策、制度和文化等。其创新应用既关注欠发达地区短期内贫困人口收入和福利的增加, 也致力于促进贫困人口和社群的能力建设与全面可持续发展。
反贫困创新的内涵包括反贫困创新的目的、面向对象、参与主体、参与层次和绩效衡量五个方面 (如表2) 。
反贫困创新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目标是实现反贫困, 最终实现人的能力提升与价值实现, 推动乡村振兴, 促进人类和平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反贫困创新的主要面向对象是欠发达地区, 尤其是极度贫困地区和国家的人口和社群, 也包括城镇地区的相对贫困人口以及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的农民工群体。[55]根据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和后来发展的认知贫困理论, 反贫困创新的面向对象也包括能力贫困和认知贫困的群体, 比如权利缺失、机会缺失以及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的认知贫困人群。[26]
表2 反贫困创新的内涵解析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研究归纳整理。
反贫困创新需要各个层面的多主体全面广泛参与。从参与角色来分, 反贫困创新的主体包括创新要素的提供者、扩散者、冲突解决者以及成果惠及者。从不同要素的创新参与主体来看, 一般认为反贫困的主体是政府和政府间组织[36,56], 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44,56], 但是无论是反贫困还是创新, 都需要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等的广泛参与[53,57], 也需要借助军民融合等方式实现 (1) 。反贫困所涉及的基础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扶贫政策执行、扶贫工程规划建设主体, 是各级政府乃至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政府间组织。教育和技术培训等的参与主体是大学和地方教育培训机构。同时, 健康医疗、科技传播等要素和过程越来越受到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的重点支持。另一方面, 在面向低收入人群市场的技术推广、普惠金融创新和产品创新等探索性与营利性相结合的领域, 需要企业家、农民和小微创业者的全员参与。[58]
从创新层次划分, 反贫困创新的主体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层次, 包括企业家、农民、自由职业者、志愿者、科教文卫工作者、妇女、青少年等;组织和促进创新资源流动的企业与组织层次, 包括小微企业、大中型创新企业、对口支援以及投资的国内与跨国企业、社会创业企业等;连接组织间资源互动和协同的社群层次, 包括村委会居委会等地方自治组织、区域互助组织、网络社区、金融网络、供应链网络、行业协会、国际志愿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制定和执行扶贫政策的决策层次, 如国内的各级政府、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法庭等国际组织。多主体的参与和多层次的协同是实现反贫困创新的基础, 这一协同通过相互关联的复杂社会网络实现, 推动面向贫困人口和社群的资源集聚、知识流动和扩散应用。
反贫困创新的衡量和评估标准主要集中在反贫困和包容性增长的成效上, 既要包括诸如以收入、居住和生活条件改善等为代表的福利增长[59], 也要包括以认知能力、社会参与能力为代表的能力提升[19]。前者可以视为贫困人口和社群的存量资本增长, 后者可以视为贫困人口和社群的增量资本提高。需要注意的是, 反贫困创新的绩效不仅要看个体层面的福利和能力增长, 也要关注社群层面的福利和发展能力提升, 才能保证反贫困成效的可持续性。
总之, 反贫困创新将“作为复杂过程的创新”这一系统观引入反贫困的实践过程中, 既是对现有多学科反贫困探索的继承和发展, 也与现有的责任式创新、社会创新和包容性创新相呼应, 并更为直接和聚焦于反贫困这一至关重要的主题上。反贫困创新赋能贫困人口和社群, 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和福利, 促进贫困人口和社群的能力发展, 从而更有效地加速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 推动反贫困的伟大事业,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和包容性增长。
四、反贫困创新的主要构成维度
图1 反贫困创新的主要构成维度
反贫困创新是一个包含多个要素和复杂机制、多维绩效的动态过程, 本文提供一个反贫困创新的初步系统框架, 并简要阐述反贫困创新的六个主要维度 (如图1) 。有别于传统的反贫困研究与政策, 反贫困创新关注的重点不是技术、教育、金融等要素的简单投入, 而是将技术、教育、金融等投入要素与制度创新、社会创业以及跨边界协同的过程手段相结合, 促进技术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在“金字塔”底层群体中自由流动的有机过程。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从传统的“大水漫灌”式和“输血”式扶贫, 向精准有效的“造血”式和“赋能”式扶贫转型, 加速贫困人口能力增长和社群生态提升。
(一) 科技创新:技术创新与知识扩散驱动“造血”式扶贫
科技创新是发展的第一驱动力, 不但是指科技创新在获取新技术、取得新突破方面的价值, 也包含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以及知识扩散对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贫困人口能力提升的重要作用[60], 尤其是共性科技的扩散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价值[61]。已有研究表明, 技术创新及其知识扩散对充分利用创新的正外部性[61], 通过“涓滴效应”[33]、“科技下乡”[35]等扩散模式惠及低收入人群和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价值。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作为共性技术, 不但带来了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等行业的创新发展, 也能够有效突破地理区域对技术扩散的限制, 对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建设乡村创新生态系统,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普及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效果日益显著。[11,43,62]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的逐利性以及技术转移的市场化机制可能存在向富人群体和市场机制完善的发达地区扩散的趋势[54], 对反贫困可能存在挤出效应。这就需要以政府和政府间组织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参与者发挥创新政策的激励作用, 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马太效应”和创新资源分布不均、创新成果无法惠及贫困人口等问题。[45]技术创新成果向贫困地区的转移和消化, 需要借助可获取的金融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才能有效完成, 这一过程必须依靠教育、金融等要素创新以及管理模式变革和跨边界协同。[11]未来也需要进一步引入和应用包括区块链、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智慧物流等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扩散应用的步伐, 提高科技创新对贫困地区发展的贡献率。
(二) 教育革新: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权利扶贫
教育是促进知识传播、提升人力资本、解决能力贫困与主观贫困以及促进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之一[26,63], 教育扶贫在精准扶贫中也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持续性作用。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不均衡分布是提高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挑战, 这一方面要求公共部门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和财政的投入, 另一方面也对科技和知识的传播、帮扶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5]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催生了“慕课”等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和开源的教育培训社区, 对提高教育资源的跨区域流动、降低教育资源的接触门槛以及边际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 也需要推动教育政策改革和大学教育改革, 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通过教育获得阶层流动和人力资本提升的更多机会与权利;通过教育模式创新和社区创业的方式, 促进高等学校和发达地区硬件和软件资源对贫困地区的师生群体共享, 也是促进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64-65]
(三) 普惠金融:赋能社区互助与生产发展
金融排斥效应带来的贫困地区生产性金融资本匮乏和获得性困难是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阻碍因素, 通过金融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解决贫困人口的生产性资本可得性难题以及风险分担问题, 是赋能贫困社群互助和生产发展的重要途径。[66]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国际普惠金融创新模式[67]和蚂蚁金服、宜信小额信贷、民间小微银行等国内普惠金融和新兴互联网服务创新[68], 对解决农村信贷困难、降低生产性资本获得门槛、提高农村资本流动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 将普惠金融和新兴互联网金融纳入到国家金融体系范围内。金融科技的应用与金融产品创新、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等一道, 保障普惠金融等金融创新对反贫困的正向促进作用, 实现从富人金融向普惠型金融的转型。[68]
(四) 制度创新: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优化资源配置
减贫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以管理模式变革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创新是实现减贫治理的重要手段。制度、规范和文化的缺失是造成制度性贫困的主要原因[23], 政府主导下的反贫困治理模式也在实际运行中面临贫困数据失真、信息黑箱、扶贫政策与扶贫需求不匹配、扶贫政策跟踪和检查滞后等难题[7]。同时, 深度贫困地区生存环境恶劣, 致贫原因复杂,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口大, 是“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 (1) 。借助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推动管理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 能够有效提升贫困识别和动态治理, 缓解制度性贫困, 促进科技、教育和金融资源从城市和发达国家/地区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流动, 优化跨区域的贫困资源配置效率与效力。[68]此外, 通过PPP模式和社会治理的创新, 激励私人部门和国际组织参与反贫困的积极性[11], 对反贫困也有着巨大的社会经济价值。
(五) 社会创业:社群组织与社会创业带动“金字塔”底层自我发展
反贫困事业离不开贫困社群和贫困人口的广泛、创造性参与[5,38,69], 更离不开致力于服务贫困地区发展的社会创业[65]和面向“金字塔”底层人群的社会创新与创业[70]。基于社群的小微企业和新型农村合作社等社会创业模式, 可以通过解决生产性资本缺失以及盘活社区资源等方式促进贫困人口互助发展[69], 从而实现产业兴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带动可持续的产业发展、就业创造和收入增长, 而农村“淘宝”电商网络以及农民工返乡创业等方式也能够加速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流动, 实现小生产联系大市场, 为创新政策在农村地区的落地与杠杆效应的发挥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70]
(六) 跨边界协同: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反贫困创新的必由之路
在互联网和全球化时代, 贫困作为全球性问题, 决定了反贫困需要全球性的跨边界协同。跨边界协同包括两个维度, 一是社群—网络协同, 二是区域—国际协作。广泛的区域和国际合作是反贫困创新与一般的技术创新最大的差异。非洲、东亚与东南亚、拉美等地区和国家很难依靠自身有限的资源、技术和资金实现反贫困。贫困的广泛性和脱贫的复杂性决定了反贫困需要跨越组织边界和地理边界的广泛协同, 这也是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优势来应对伴随的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拉大这一挑战的有效途径。[2]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处于劳动力效率低、人员分散、土地分散的状态, 加上信息化、城镇化和服务业现代化程度低, 农村贫困地区长期存在着诸如市场信息不对称、生产流程长、生产性要素流动率低等难题。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的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 通过区域和国际公共部门与政府间组织的协作, 能够打破区域间信息与政策的不对称, 促进教育、科技、金融等要素资源向贫困国家和贫困地区流动, 带动贫困国家、地区和人口的创新创业。同时借助“互联网+”模式,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O2O) 的社群—网络协同模式, 通过在贫困地区构建基于“互联网+”战略的创新生态系统, 加速对反贫困要素资源的消化吸收与财富循环再生, 是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反贫困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必由之路。
五、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在回顾了现有贫困概念、反贫困研究进展以及创新研究趋势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转型, 提出“反贫困创新”这一综合性的理论视角, 展望未来, 可以从理论研究、应用模式以及实践启示三个方面完善和推进。
首先, 在理论研究方面, 反贫困创新作为一个多学科、多主体和多要素参与的场域和系统框架, 一方面将会极大地促进反贫困事业和创新研究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为后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研究潜力和多元化的研究方向。其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完善反贫困创新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公共政策乃至心理学等) 。诸如可以将发展经济学对制度与产业发展的分析与创新经济学对创新创业的讨论相结合, 引入与反贫困心理学的对话[29], 进一步推进反贫困的宏观与微观机制研究, 为中国乃至全球的反贫困事业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启示与顶层设计的优化建议。
其次, 在应用模式方面, 推进反贫困创新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融合发展对优化精准扶贫政策、解决反贫困面临的一系列政策实践挑战具有重要价值。例如, 需要进一步关注反贫困创新、扶贫绩效的可持续性和可扩展性[71], 以及面向反贫困的创新政策的制定与优化。解决诸如科技和金融创新的挤出效应[66]、由政府主导的反贫困政策存在的“脱贫锦标赛”[72]、瞄准偏差[41]以及对人居环境带来的潜在威胁等新生挑战[73]。重点研究乡村创新系统与城市创新系统、企业创新系统与国家创新系统之间的联动, 贫困人口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11]。农村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创新创业是一个以往被忽视的巨大市场[62], 农村人口外出流动也与家庭贫困互相影响、动态演进[74], 如何认识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和移民贫困人口[75]的创新创业与基于大城市和科技优势的创新创业的差异, 是有效推进农村地区社会创业的关键[76]。由于反贫困创新涉及广泛的跨组织和边界协同, 需要未来的研究关注如何降低跨边界协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文化障碍, 尤其是跨国企业和国际政府间与非政府间组织在反贫困创新过程中如何处理文化、政策和制度逻辑冲突的问题。[77]此外, 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机器人、基因科技、远程医疗等新技术和“互联网+”、智慧物流、智慧农场、生态农业等新商业模式在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 以低成本、负责任的方式大规模应用于贫困地区和社群的生产与生活中, 也是一个新兴的反贫困创新研究内容。[78]
最后, 反贫困创新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其兴起既是对创新研究面临挑战的回应, 也提供了新的反贫困思维框架和路径。反贫困创新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激励和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 对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和平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05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