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精准扶贫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
摘要：中国农村40年的反贫困历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贫困道路。明确的反贫困路线、坚实的物质和政治保障、多维的扶贫开发项目和循序渐渐的反贫困策略是中国反贫困取得成功的关键, 也是以精准扶贫策略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体系科学性的重要体现。从世界反贫困的动态性和精准扶贫策略的科学性角度看, 精准扶贫策略未来具有长期性, 无论是中国农村反贫困成果的巩固, 还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治理, 或者世界其他国家反贫困路径的选择, 都需要借鉴精准扶贫策略。以精准扶贫策略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体系, 是这个伟大时代顺应历史潮流的人权改进政策, 其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未来长期性, 不仅适用于中国, 也适应于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
引言：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以来,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农村改革自此开启新的进程。40年来, 随着改革开放实践步伐的不断推进, 农村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尤其是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将近2.4亿的极端贫困人口和5亿以上生活在1天1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在这一时期摆脱了贫困的束缚, 为全球反贫困事业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1]。在看到中国农村40年反贫困取得斐然成绩的同时, 也要对其反贫困经验进行总结与反思。之所以对农村反贫困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 不仅是因为中国这艘巨轮在改革开放的风雨中已经成功航行40年, 而且改革使中国的国情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2,3]。站在新的历史顶峰, 中国需要不断地审视过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 中国农村的扶贫事业已经进入攻坚阶段, 农村的贫困性质发生了彻底改变, 贫困的空间分布由区域的、整体性的贫困逐渐过渡到个体性贫困, 贫困人口的构成也以边缘化贫困人口为主要组成部分, 致贫原因也表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4]。随着贫困性质的变化, 国家相应的反贫困策略也在逐渐调整。针对农村贫困空间上的分散化和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多样化的特点, 在现阶段能否捕捉这种变化并将这种变化转为国家扶贫政策的适应性调整是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在新时代取得更大成就的关键, 也关系着国家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5]。尽管精准扶贫策略的提出是对当前农村贫困性质发生变化做出的有力回应, 但是贫困问题是动态变化的, 反贫困策略也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如何在新时期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战略导向作用, 使得扶贫资源在经济新常态的要求下得到优化配置, 建立完善、高效的反贫困体系需要以往经验的指导与支持。
贫困问题一直以来是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长期关注的焦点, 减缓贫困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是各国政府长期致力解决的难题。尽管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 全球贫困问题有所减轻, 但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依然突出, 贫困依然是当前全球共同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联合国公布的相关数据, 尽管全世界的绝对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 但直到2015年全球仍有8亿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6]。世界各国领导人于2015年在联合国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中明确提到, 在2030年世界各地要消除一切贫困 (1) ,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实现这一世界性目标, 不仅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持, 更需要理论和经验的支持。改革开放40年, 中国作为世界上反贫困效果最显著的国家, 在长期的反贫困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 为世界反贫困工作的有效推进和快速减少全球性贫困人口数量提供了中国经验与方案。
一、中国农村反贫困经验总结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农村反贫困走出了一条以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扶贫开发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反思40年的成功扶贫开发经验, 可以将其概括为设计了明确的反贫困路线、构筑了坚实的物质和政治保障、制定了多维的扶贫开发目标, 实践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位一体化反贫困模式[7]。中国农村的反贫困道路是循序渐进的, 在不同的时期, 依据不同的贫困特征和贫困类型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反贫困策略是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成功的关键, 也是中国农村反贫困道路的特点。依据扶贫策略的演进规律, 可以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工作划分为4个阶段, 形成4种反贫困经验模式。
第一阶段:1978-1985年。按照中国政府1978年的贫困线标准, 中国当时贫困人口高达2.5亿 (2) , 占农村总人口的30.7%, 农民人均收入仅为134元。造成当时全国大面积贫困的原因主要归因于“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后, 中国政府急于改变发展落后的面貌, 提出了一系列有悖于经济发展规律的“赶超英美”战略, 大炼钢铁、大搞人民公社化等“大跃进”式的工业化浪潮拉开序幕, 形成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 严重阻碍了农业和农村发展, 外加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运动, 造成全国出现大面积饥荒。十一届三中全之后, 面对当时农村的贫困现状, 中国政府实施了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为目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 特别是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取代人民公社集体经营制度, 同时对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 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极大地缓解了当时农村严重的贫困现象。随后, 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在1983进行的“三西”农业专项建设 (3) 和1984年国务院提出要将“老、少、边、穷” (4) 地区作为各级政府扶贫重点等政策措施都高效地促进了当时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 农村地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截止1985年, 中国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4%, 人均纯收入397元, 贫困人口降为1.25亿人, 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降低至1985年的14.8%[8]。这一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由政府主导, 是具有区域性和政策性的“外部输血”式扶贫, 国家从资金、技术上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 扶贫面积广、收益范围大, 政策措施目标明确, 实施全面。
第二阶段:1986-1993年。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 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但仍有少数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因素的制约, 发展相对滞后。这些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 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逐渐扩大, 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经济收入难以维持其日常生计, 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9]。从1986年开始, 国家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专门的经济开发领导小组, 重点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检查和监督各项扶贫开发工作;同时设立专项扶贫资金, 设计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 提出了开发式扶贫策略;瞄准机制缩小到县, 制定国家级贫困县标准, 将331个贫困县纳入国家重点扶持对象, 368个贫困县纳入省级重点扶持对象;特别关注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劳务输出, 有效推进开发式移民, 积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制定“对口帮扶”和“定点帮扶”等政策。这一阶段, 中国进行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 标志着中国反贫困策略由过去的区域性分散“救济式”转向了全国性“开发式”, 使得中国农村反贫困工作从传统的社会救济工作中得以独立, 成为一项专门社会发展工程。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 自1986-1993年, 国家级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5年的208元增加到了1993年的483元,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85年的1.25亿减少到8 000万, 贫困发生率从1985年的14.7%降低至1993年的8.72%[10]。
第三阶段:1994-2000年。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国家扶贫开发的有序推进, 农村贫困人口逐年减少, 但随之而来的是致贫原因的多样化, 贫困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地缘性特征。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在继续拉大, 贫困发生率向中西部倾斜, 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分布较为密集、贫困面大、贫困度深、脱贫难度大、返贫率高[11]。造成中西部地区出现大面积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归因于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和社会发育落后等。为此, 中国政府在1994年3月制定了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纲要性文件《国家八七脱贫攻坚计划》, 明确提出集中国家人力、物力、财力,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 解决农村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强调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不变, 在巩固现有扶贫成果的基础上减少返贫人口;强化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集中资金解决贫困地区的水、电、路问题;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和卫生条件;重新制定国家级贫困县标准 (1) , 将592个贫困县纳入国家“八七”脱贫攻坚计划国家级贫困县;在政策上对中西部扶贫工作进行新的部署, 制定了资金、任务、权利和责任“四到省”的原则。通过《八七脱贫攻坚计划》的实施, 农村贫困人口从1993年的8 000万减少到2000年的3 000万, 贫困发生率由1993年的8.72%下降至2000年的3%左右, 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12]。这一阶段, 国家的扶贫策略由以前的区域式转向纵横联合、内外兼顾的全面参与式, 注重激发贫困者参与反贫困行动的积极性, 使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相结合, 形成“内外造血式”扶贫开发新机制。
第四阶段为2001年至今。进入21世纪,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式的需要, 2001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 指出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 要求坚持开发式扶贫、坚持全面综合可持续发展、坚持自力更生、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扶贫方针, 这标志着中国农村反贫困进入解决和巩固温饱并重的阶段。在此过程中, 国家对农村反贫困工作做了重大调整, 将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对象, 将14.8万个贫困村作为扶贫重点, 瞄准对象开始由县过渡到村, 扶贫资源重心下移, 进村进社、入户到人;政府还制定和实施了以整村推进、产业扶贫和劳动力培训与转移为主的“一体两翼”开发战略[13]。反贫困政策的调整极大地激发了贫困人口参与反贫困行动的积极性, 提高了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率, 推动了参与式扶贫开发工作向前发展。2007年农村全面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始实施,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和2011年国务院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若干重大调整, 尤其是2014年精准扶贫工作全面开展, 要求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和措施针对真正的贫困人口, 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发生的各种因素和障碍, 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14], 使这一阶段农村反贫困制度实现了由扶持贫困地区 (贫困县) 向扶持贫困人口的完全转变。
二、精准扶贫的历史必然性
2013年11月考察湘西时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 切忌喊口号, 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随后, 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25号文《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详细规划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机制设计, 将精准扶贫作为扶贫开发工作六项创新之一, 推动了精准扶贫工作的落地。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其内在的规律性, 是世界和中国反贫困历程必不可少的环节, 其历史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农村贫困特征的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和世界反贫困目标的实现三个方面。
(一) 中国农村贫困特征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反贫困工作纵深不断推进, 农村贫困特征呈现出了新的变化。宏观层面, 贫困人口数量逐年减少, 贫困层次逐渐分化, 贫困状态已经不再是由经济短缺所造成的绝对贫困, 而是表现为温饱问题得以基本解决, 但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相对贫困[15]。贫困人口在空间上表现出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逐渐递增的趋势, 贫困发生率在西部地区尤为严重, 并且在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呈现出高寒山区和民族地区片区化集聚的特征[16]。在微观层面, 贫困代际传递趋势异常凸显, 由于人口健康、教育、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等因素致使造成祖辈贫困的部分因素不断地延续至子代, 使得子代在成年后继续遭遇父辈的贫穷困境, 并将其不断地传递给后代, 形成贫困代际传递链[17];同时在农村地区贫困的这种代际传递性逐渐趋于年轻化, 强势化。脱贫人口的抗风险能力弱, 处于自然条件恶劣、公共服务保障系统薄弱、经济发展边际效应较低的边缘低收入人群在遇到自然灾害、重大疾病、经济危机时极易返贫, 脱贫的稳定性极差。弱势群体贫困现象逐渐显现, 正处于人口转型期的中国农村, 以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为主的弱势群体成为农村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 而弱势群体总是与贫困互为纽带, 形成具有特定共性的贫困人群。贫困特征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变化使得农村致贫原因呈现出多维性, 与此同时, 以前扶贫策略的瞄准性和靶向性差的缺陷逐渐暴露, 而精准扶贫策略在克服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指向性不准、针对性不强等方面有着绝对优势, 所以, 精准扶贫策略是中国农村反贫困规律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使命,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阶段性目标,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一步[18]。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一词阐释了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问题, 并在1984年进一步提出“翻两番,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 就是本世纪末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自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后, 中国共产党始终紧紧围绕这一目标, 从致力于民生的小康水平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小康,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彰显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19]。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 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实际发展, 要求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目标, 也是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农村地区2020年能否实现全面脱贫是确保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阶段的最艰巨任务, 为此, 提出了精准扶贫策略, 将其作为这一阶段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指南, 也是确保2020年农村全面脱贫,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机制保障。精准扶贫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赋予其使命的自觉认知和人民赋予其担当精神的行动表现, 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追求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也是解决中国时代矛盾、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路径选择。
(三) 世界反贫困目标的实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代表的世界反贫困计划的实施成为发展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缘起于2000年第55届联合国大会举行的千年峰会 (Millennium Summit) , 在该峰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就消除贫困、饥饿、疾病、文盲、环境恶化和妇女歧视商定了一套有时限性的计划, 即由191个成员国一致通过的将在2015年前使全球贫困水平减半 (按照1990年的标准) 的行动计划, 并将其列为由189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宣言》重要的一章[20]。中国政府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 从2001年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反贫困计划, 包括《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 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做出了若干调整, 尤其是进入2013年以来, 随着精准扶贫策略的实施, 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中国成为超额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在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方面, 中国是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按照世界银行统计, 以1.25美元/天的标准计算, 1990年全球贫困人口为19.08亿, 2005年降低到12.89亿, 而按照同样标准, 中国贫困人口在此期间由1990年的6.83亿下降到2.12亿, 减少了4.71亿, 占同期世界贫困人口减少数量的76.09%, 为世界反贫困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1]。精准扶贫策略实施是中国政府依据现有的国情在联合千年发展目标完成的最后阶段提出的, 是助推中国落实世界反贫困目标的关键环节, 也是中国为世界反贫困工作不懈努力的历史见证。
从中国自身发展到世界整体发展,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到联合国的人类发展责任, 都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促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必要性和精准扶贫策略实施的历史必然性。进入脱贫攻坚阶段后, 农村贫困特征的变化需要调整扶贫策略, 由以往的漫灌式扶贫策略向精准式扶贫策略转变;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除农村贫困痼疾需要针对性的反贫困略;更好履行世界大国责任, 完成联合国发展目标, 促进人类反贫困行动胜利需要中国方案, 所以, 站在时代的顶峰看, 精准扶贫策略的实施是世界进步的必然产物。
三、精准扶贫的未来长期性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具有科学性的反贫困措施,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政策体系, 为世界反贫困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精准扶贫策略作为中国农村整个反贫困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整个反贫困策略依据农村贫困特征的转变, 由宏观逐渐过渡到微观的动态性调整, 也是中国整个反贫困政策体系科学性的重要表现。纵观整个世界的反贫困现状和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动态, 精准扶贫策略不仅是助推中国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机制保障, 还是中国城乡共同发展价值导向的重要依据, 而且能够促进未来世界反贫困政策方向的调整, 所以, 精准扶贫策略具有长期性。
(一) 巩固农村反贫困成绩的重要机制保障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差距是永远存在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对贫困, 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农村未来发展中依然会面对贫困这个话题。农村地区未来贫困与中国政府当前制定的2020年农村地区全面脱贫并不矛盾, 2020年农村地区实现全面脱贫指的是在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贫困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不同时间段、不同历史背景下的贫困标准是不同的, 或者说相对贫困是一个永远存在的话题, 所以, 中国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在2020年之后依然会存在。农村地区未来的贫困将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扶贫开发, 农村地区得到了全面发展, 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 大面积的因自然环境恶劣、家庭人力资本短缺、物资性经济资源匮乏、社会结构制约和排斥等造成的具有某些共性特征的贫困基本消除, 特别是进入脱贫攻坚阶段后期, 中国政府聚焦资源投入和瞄准效率, 大力推进精准扶贫政策实施[22], 使大部分进入脱贫攻坚阶段后期的农村多样性贫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根治。我们相信, 未来进入2020年之后, 中国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将会得到明显缩小, 农村地区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也会稳步提升, 但仍有少部分人会因为发展能力低下、意外事件或者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而进入相对贫困, 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帮扶对象。那时农村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贫困状态的不稳定性和致贫原因的复杂性及贫困类型的差异性, 到时扶贫措施应该侧重社会保障和贫困家庭反贫困行动的价值导向, 针对不同致贫原因和贫困类型的家庭制定有针对性的家庭反贫困计划, 将成为未来农村扶贫政策的转变方向, 这也是精准扶贫策略的改进与发展。精准扶贫策略将成为2020年之后巩固农村反贫困成绩的重要机制保障。
(二) 中国城市反贫困策略调整的重要价值导向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渐凸显, 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现象和严重问题, 是阻碍现代化城市建设的一大危机。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渐破除, 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镇, 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镇, 一方面推动了农村和城镇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使得城镇的贫困人口急剧增加, 因此, 高速的城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镇贫困人口的数量[23]。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国家的扶贫开发重点也主要以农村为主, 进入21世纪, 城镇化步伐的不断推进, 但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相对滞后, 城市贫困人口数量逐渐增加, 城市人口贫困问题日渐复杂化[24]。城市贫困人口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行业、区位和群体固化、贫困阶层内卷化、贫富空间割据化等现象, 其主要原因归于贫困人口谋生能力较差、原有家庭经济基础较弱、日常生活开支趋于刚性和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不健全等。在新型城镇化不断扩张的背景下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人口贫困问题, 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城市反贫困政策体系, 而精准扶贫作为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农村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后期, 应对农村复杂的贫困问题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实践了精准扶贫策略应对复杂贫困问题的科学性, 为城市反贫困政策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操作经验, 将成为城市反贫困策略调整的重要价值导向。实则现期的城市反贫困政策应该趋向精准化, 针对不同贫困群体、致贫原因和贫困类型制定不同的反贫困政策, 形成以最低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与再就业和失业保险等救助制度为主的多维精准保障政策体系, 将成为遏制日益复杂化的城市贫困问题的关键。
(三) 世界其他国家反贫困可供选择的路径
受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世界各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贫困问题, 这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25,26]。一直以来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将反贫困作为其关注的焦点话题, 并列为长期致力解决的艰巨任务, 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全球反贫困工作不断推进,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推进, 尽管世界经济整体发展趋好, 全球贫困人数总量有所下降, 但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贫富不均现象依然严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 第十四届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6年, 全世界仍有8.36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中, 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亚等区域, 生活在这一区域的80%的人口每天仍然在以不足1.25美元的收入生存, 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马达加斯加极端贫困发生率为82%, 布隆迪为78%, 刚果民主共和国为77%, 马拉维为71% (1) 。这些极端贫困高发区反贫困任务依然艰巨, 而其致贫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自然环境因素, 也有制度和治理体制因素, 缺乏透明完善的治理体系是造成这些地区出现大面积极端贫困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为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反贫困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27], 借鉴中国反贫困经验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科学扶贫开发策略, 是全球那些仍处于极端贫困的地区和国家走出贫困的可选路径之一。特别是精准扶贫策略应对复杂贫困问题的科学性, 是世界每个面对复杂贫困问题困扰的国家和地区都值得借鉴的。
在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相对贫困是无法根除的, 中国农村2020年后依然会存在少部分相对贫困人口, 同时由于改革开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入城镇, 城市贫困将成为中国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所以, 无论是从巩固农村长期以来的反贫困成果方面, 还是遏制城市贫困的蔓延方面, 精准扶贫策略都具有长期性。另外, 站在全球视角来看, 贫困问题依然是束缚全人类发展的主要问题, 无论是那些已经进入扶贫开发后期的发展中国家, 还是那些仍然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落后发展中国家, 都需要一套科学的发展机制和反贫困政策体系, 中国的成功经验为他们提供了可参照的对象, 所以, 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视角来看, 精准扶贫策略亦具有长期性。
四、结语
中国40年的改革历程, 谱写了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农村扶贫开发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扶贫开发道路, 尤其是精准扶贫策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高潮阶段。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经验, 明确的反贫困路线、坚实的物质和政治保障、多维的扶贫开发项目和循序渐进的反贫困策略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 也是以精准扶贫策略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体系科学性的重要体现。从中国自身发展和全世界人类发展需要的角度看, 精准扶贫策略具有历史必然性, 中国农村贫困特征的转变和中国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强有力的反贫困策略, 顺应历史发展需要, 中国政府结合已有扶贫开发经验和现有农村贫困现状提出了精准扶贫策略。从世界反贫困的动态性和精准扶贫策略的科学性角度看, 精准扶贫策略具有未来长期性, 无论是中国农村反贫困成果的巩固, 还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治理, 或者世界其他国家反贫困路径的选择都需要借鉴精准扶贫策略。以精准扶贫策略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体系, 是这个伟大时代顺应历史潮流的人权改进政策, 其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未来长期性, 不仅适用于中国, 也适应于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 是中国和世界反贫困智慧的重要结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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