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 农村逐渐边缘化和空心化的现实以及美丽乡村建设在全国范围的迅速推进对加强美丽乡村建设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但相关研究整体上还处于碎片化、零散化的初级阶段, 其主要不足包括:相关成果还不多, 理论性和分析深度亟待加强;多为政策宣讲和文件解读, 学术性不足;以描述性分析为主, 探索性分析和对典型经验的比较分析少;研究视角和主体立场还比较单一, 缺乏从综合视角和多元化主体视角的分析。美丽乡村建设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分析深度亟待加强。围绕上述问题, 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 提出了需进一步研究的关键问题。
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 中国农村正面临着传统农业逐渐衰弱、农村逐渐边缘化和空心化、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数量逐渐减少、农村生境逐渐没落等问题。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要“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努力建设美丽乡村”;农业部在2013年2月发布了《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 11月确定了全国1000个“美丽乡村”创建试点乡村。而早在2007年, 浙江省安吉县就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概念。学术界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已进行了相应探索。本文试图从理论分析、案例研究和政策探索三方面梳理已有文献, 以全面认识和把握理论研究现状与实践进展。
一、理论分析:对美丽乡村建设的认识
(一) 美丽乡村建设的涵义
不同学者对“美丽乡村”和“美丽乡村建设”涵义界定的视角不同, 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立足于自然与社会层面的涵义。“美丽乡村”中的“美丽”指产业发展、农民富裕、特色鲜明、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环境优美、布局合理、设施完善8个方面, 既体现在自然层面, 也体现在社会层面;建设美丽乡村就是要实现村容村貌整洁环境美、农民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农民素质美、管理民主乡村社会美[1]。柳兰芳认为, 美丽乡村是“五美乡村”, 即生态环境美、社会环境美、人文环境美、合理布局规划美和体制机制完善美[2]。另有学者认为, 美丽乡村集发展之美、生活之美、生态之美、人文之美于一体, 美丽乡村建设的思想基石是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 核心内容是强化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支撑是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重要内涵是传承乡土中国的文化血脉[3]。
二是立足于生产、生活与生态之间关系的涵义。“美丽乡村”应该是“生态宜居、生产高效、生活美好、人文和谐”的典范, 是让农村人乐享其中、让城市人心驰神往的所在[4]。生产、生活与生态“三生”和谐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环境美”, 即布局规划合理、基础设施完善、人与环境和谐;二是“生活美”, 即物质生活宽裕、社会保障有力、邻里亲朋和谐;三是“产业美”, 即产业特色明显、产品优质安全、悉同自然和谐;四是“人文美”, 即乡风朴实文明、地方文化鲜明、皆与传统和谐。其中, “生产美”是前提, “生活美”是目的, “环境美”是特征, “人文美”是灵魂[5]。也有学者将生态放在生产与生活之上, 认为美丽乡村建设实质上就是建设乡村生态文明, 即在乡村的生产与生活中, 主动、积极地改善和优化乡村内部和乡村自身发展与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以及建设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 塑造良好的乡村面貌[6]。
三是立足于消除城乡差别的涵义。张孝德指出, “美丽乡村”意在追求中国最大的“公平正义”, 通过发展农业、建设乡村、富裕农民, 实现“城乡等值化”, 并通过让农村更像农村的改造, 让城镇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向农村聚集, 从而逐渐消融目前所存在的城乡差别[7]。黄杉等认为, “美丽乡村”在内涵上既包括丰富的生态资源、优美的人居环境、整洁的村庄面貌, 也涵盖发达的乡村产业、完善的公共设施、幸福的乡村居民, 在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方面均表现突出, 乡村居民的幸福指数不低于城市居民[8]。
(二) 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
对于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 学界仅有少数学者进行了归纳。例如, 汪彩琼将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任务归纳为:统筹城乡规划建设和深入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农村文化教育建设[9]、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建设。翁鸣指出, 美丽乡村的最终目标是经营乡村, 即用高水平的乡村建设夯实乡村经营的基础, 用高效益的乡村经营实现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10]。
美丽乡村建设目标的相关内容更多地出现在国家或地区的政策文件中。《农业部“美丽乡村”创建目标体系》设计了总体目标和分类目标。在地区层面, 《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 (2011-2015年) 》明确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在浙江省相关部门的推动下, 浙江省各地区都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 确定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地区目标, 并形成了适合当地的特有模式, 例如“安吉模式”、“临安模式”、“衢州模式”、“湖州模式”等。
(三) 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与难点
农业部将美丽乡村建设活动的重点确定为:制定目标体系, 组织创建试点, 推介创建典型, 强化科技支撑, 加大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推动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 大力发展健康向上的农村文化[11]。王衍亮指出, 农村清洁工程是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抓手[12]。而胡静林则强调, 应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打造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总抓手, 以省为单位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试点, 整合各类财政性建设资金, 集中开展乡村基础设施、传统村落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13]。王永林认为,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科学合理的规划是前提, 优化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是重点, 创新举措是关键[14]。马以指出, 美丽乡村建设要突出现代农业发展、村庄整治与生态创建、基层基础建设、创新体制机制这4个重点[15]。
魏玉栋认为, 在通向“城乡等值化”的道路上, “美丽乡村”创建需要重点破解三个难题:一是如何培养农民的自主意识, 发挥他们积极性的问题;二是如何做到精神和物质同时发展、同步前进的问题;三是对规划的认识以及能否科学运用的问题[16]。骆敏等将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需要特别把握的五个问题归纳为:一是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 建设新型乡村社区;二是以乡村自然环境为基础, 培育良好生态品质;三是以地域文化为特色, 突出差异性和多元化;四是以建管并举为举措, 维护乡村优美环境;五是以调动积极性为动力,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17]。齐镭指出, 乡村建设的根本在于立足乡村自身内在的因素, 如何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18]。
(四) 小结
综合分析现有相关资料, 可以看出, 美丽乡村建设的理论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 研究深度还亟待加强。目前, 对美丽乡村概念的界定大多从其外在表现和构成要素来概括, 基本上没有涉及诸多外在表现后共同的内在本质属性。同时, 相关问题还缺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深入分析。第二, 研究视角有待拓展。目前的研究一般从政府工作人员和学者两个视角展开, 还没有从农民的视角来研究。
二、案例研究:国内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分析
(一) 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分析
结合地方特色和自然资源禀赋等情况, 一些地区在美丽乡村建设实践中探索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从现有相关资料看, 对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的总结主要集中于安吉模式、临安模式、湖州模式、宁国模式、衢州模式等。
1. 安吉模式:一二三产联动
多数相关的案例分析都以安吉县为案例。这一模式以打造“中国美丽乡村”为抓手, 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前提, 依托优势农业产业, 在农村内部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和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19]。其建设目标是把全县187个行政村建设成“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全国生态环境最优美、村容村貌最整洁、产业特色最鲜明、公共服务最健全、乡土文化最繁荣、农民生活最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以经营乡村的理念推进美丽乡村建设[20]。它以农业特色产业为突破, 以农村生态环境为基础, 以增进农民幸福为宗旨, 以农村文化建设为重点, 以加强组织领导为核心, 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绿色发展和生态立县, 实现了村容村貌显著改善、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业布局明显优化、农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大幅缩小[21]。
2. 临安模式:绿色家园、富丽山村
临安市在美丽乡村农村生态建设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模式。这一模式兼顾了农村从生产到生活、从基础设施到文化文明、从生态保护到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需求, 其建设目标是通过十年的努力, 逐步把临安市农村建设成生态环境优美、村风民风和谐、产业模式多样、社会保障健全、乡土文化深厚、农民生活安康的美好家园。按照“村点出彩、串点成线、板块打造、面上洁净”的工作思路, 设计了“整治村”、“特色村”、“精品村”三种类型, 逐渐建设成了环境优美、经济富裕、内涵丰富、领先全国的“美丽乡村”品牌。[22]
3. 湖州模式:市校合作
湖州市打造了不少美丽乡村, 例如安吉的“中国美丽乡村”、德清的“中国和美家园”、吴兴的“南太湖幸福社区”等。以“美丽乡村、和谐民生”为特色品牌, 通过实施产业发展等八大工程, 湖州美丽乡村建设形成了“以科学促进发展, 以市场激活发展, 以合作带动发展, 以统筹保障发展, 以制度持续发展”的“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23], 其目标是把湖州农村建设成科学规划布局美、创业增收生活美、村容整洁环境美、乡风文明素质美、管理民主和谐美的魅力农村、幸福农村、和美农村[24]。沈建平指出, 湖州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三集中三提高”[25], 首要任务是推动农村产业发展, 根本目的是提升农民生活水平, 建设方案是“新1381行动计划”[26]。
4. 宁国模式:五位一体
安徽省宁国市从2010年起在全省率先启动“美丽和谐乡村建设”工作, 在“大生态、大循环、大和谐”的科学理念指导下, 形成了经济高效、环境优美、文化开放、政治协同、社会和谐“五位一体”的新农村建设“宁国模式”[27]。这一模式具有把握生态文明主线、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引导社会力量参入、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和服务四个重要的实践特色, 建设类型包括自然山水生产发展型、城郊结合生活富裕型、依托重大项目安置型、试点改革整村推进型、功能拓展文化旅游型和创意农业生态观光型六类[28]。而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则把宁国市美丽和谐乡村建设的主要类型概括为景区带动型、旧村改造型、项目支撑型、生态依托型和城郊结合型五类[29]。
5. 衢州模式:四级联创
衢州市在美丽乡村建设特别是在村庄整治方面形成了独特的“衢州模式”———“四级联创”。实施这一模式有利于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有利于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有利于形成上下联动推进的互动氛围, 有利于彰显衢州“浙江绿源”的生态特色, 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30]。在村庄整治和农房改造建设方面, 衢州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为重点, 以推进中心村建设为平台, 以实施农村清洁工程为基础, 以提高农民文明素质为根本, 积极改进方式、提升品位、推进后续管理和强化动力支持[31]。详见表1。
表1 国内典型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的比较
(二) 典型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和启示
美丽乡村建设省级层面上的经验和启示多来自浙江省, 其经验是:以县乡为主发挥群众主体作用、成片连线整治、突出示范县乡建设、以四大行动[43]强力推进。这一经验的启示是: (1) 成片整治并加大示范县乡的建设; (2) 多元化筹资推动长期开展; (3) 将公共服务进一步延伸到农村; (4) 强化长效机制[44]。
在市县级层面上, 相关研究对安吉模式、湖州模式与宁国模式的经验和启示总结得较多。
安吉模式的经验及启示主要有: (1) 坚守以农为本, 加强农村自身建设, 坚持内生发展; (2) 突出生态建设, 经营生态资源, 强调自然和谐与生态文明; (3) 注重统筹及协调发展, 坚持城乡一体化城和一二三产业联动, 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4) 坚持文化创新和精神传承, 拓展山区多功能性, 传承农耕文化[45]。此外, 要强化政府调控作用, 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充分发挥文化专门人才的作用[46]。除制定科学规划和创新体制机制外, 其有效经验还包括创建标准体系、发挥生态优势和挖掘文化内涵[47]。柯福艳认为, 安吉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包括:决策导向———新农村建设品牌化;规划在先———合理布局强引导;合力共建———结对挂钩抓创建;政策引领———激发创建内在活力;项目支撑———工作局面迅速打开;科学考核———细化量化评价指标[48]。
湖州模式的主要经验在于:一是城乡统筹发展规划先行;二是生态文明构建美丽乡村;三是产业发展富裕群众生活;四是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五是市校合作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六是党政善治发挥领导作用。这些经验集中体现了政府作为与农民需求的一致性、各方面目标要求全面推进的全面性、全市农村范围内全部推进的全域性和各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效的均衡性。[49]
宁国模式的基本经验则体现在“五个坚持”上:坚持科学发展理念、坚持生态立市方略、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坚持统筹城乡战略、坚持集聚集成发展。其启示意义是:新农村建设需要立足生态资源、重视文化传承、依托产业发展、坚持统筹城乡、依靠全民参与[50]。
另外, 个别文献基于对几个模式的比较, 总结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共同经验。例如, 浙江安吉模式和永嘉模式、江苏高淳模式和江宁模式的共同经验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规划引领、项目推进, 产业支撑、乡村经营。美丽乡村建设的6个着力点是:着力机制创新, 关键是激活内力, 建构群众参与机制, 重在改善公共服务, 不断提升内涵, 坚持城乡统筹[51]。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 大部分相关案例研究基本上是描述型分析, 解释型、探索型案例分析很少。同时, 只对单一发展模式进行分析, 缺乏对典型经验的比较分析。
三、政策探索:美丽乡村建设实践中的体制与机制创新
体制机制创新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保障。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要建立“政府指导、目标引导、乡村主体、科技帮扶、项目带动、多方参与”的工作机制[52], 形成政府推动、农民主体、企业和社团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格局与机制[53]。
安吉模式强调要建立四个方面的工作机制:“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投入机制, “整体规划、资源统筹、分步实施”的建设机制, “三级负责、以村为主、人人参与”的管理机制以及“产业优先、一村一品、打造精品”的发展机制。其制度政策创新表现为:大力整合支农项目、实行财政以奖代补政策、建立专项考核奖励基金、乡镇和创建村制订配套奖励补助政策[54]。其体制机制创新表现为:建立党政主导、部门协作、纵向到底的领导体制;建立分类定位、激励为主的考核评价机制;创新农村发展要素保障机制;[55]另外, 有学者认为相关创新还表现在聘请专家担任顾问、创新整合涉农惠农的相关政策、创新落实激励为主的配套机制、启动上下联动的共建机制和推行部门与乡镇、村结对帮扶机制等方面[56]。
临安模式在“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中探索形成了五个方面的工作机制:一是筹集各级各方的资金投入, 创新了项目整合机制;二是形成以奖代补制、淘汰制、奖励制和跟踪复评制等财政奖补制度, 创新了财政奖补机制;三是组建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这一融资平台, 创新了融资贷款机制;四是探索形成规划设计的PK制, 创新了规划设计机制;五是实施市领导联系和部门结对领办制度、新农村建设 (重点村) 财务监督管理制度、建设工程监理制度, 创新了服务监管机制[57]。
湖州模式在“美丽乡村、和谐民生”建设中探索创新、着力建立健全“六大机制”:“党政主导、农民主体、各方参与”的推进机制, “产业为先、民生为本、基础为重”的发展机制, “全域规划、示范带动、以点扩面”的建设机制, “试点创新、重点突破、改革推动”的动力机制, “财政引导、多元筹措、市场运作”的投入机制以及“明确目标、强化考核、鼓励先进”的激励机制[58]。
宁国模式在美丽和谐乡村建设中的体制机制创新的主要体现是: (1) 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2) 完善政治建设机制, 增强人民参与权利; (3) 积极探索建立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4) 不断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5) 积极推进支农资金整合; (6) 实行优秀人才奖励机制[59]。
总体上看, 美丽乡村建设相关的政策研究大多是实然层面的描述, 主要是分析和归纳实践中的相关政策及体制机制创新, 应然层面的分析很少, 有一定理论分析深度的文献更少。
四、总结性评论及研究展望
(一) 对现有相关研究的评论
总的来说, 目前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的研究整体上还比较碎片化、零散化, 还处于向社会大众宣传、主要由非学者来分析和评介的泛化研究阶段, 尚未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成果少。截至2013年12月31日, 在中国知网上查找篇名中包括“美丽乡村”字段的文献仅1425篇[60], 其中, 2/3为报纸文章, 期刊文献仅369篇, 且这其中约六成是在2013年出版的, 而发表在核心期刊的文献仅33篇, 发表在SCI、EI、CSSCI来源期刊上的有效相关文献仅6篇。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研究主题的著作也仅十来本。整体上看, 相关研究缺乏对美丽乡村建设全面而成体系的论述。
第二, 相关成果的学术性整体不足。相关成果的作者包括学者[61]和官员两个群体, 党校学者、党政机关领导 (包括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市<县>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 及工作人员是主要的作者群体。他们主要进行的是政策宣讲和文件解读, 相关研究的学术性不足。
第三, 案例地区集中和案例分析方法单一。在上述369篇期刊文献中, 有2/3以上的文献以浙江省或其所属市、县的美丽乡村建设实践为案例, 有近23% (84篇) 的文献以安吉县为案例。而且, 大多都是描述性分析, 解释型案例分析、探索型案例分析较少, 也缺乏对典型经验的比较, 更缺乏在案例分析基础上的对一般化抽象规律的探索。
第四, 研究视角和主体立场还比较单一。从学科视角看, 文献多从经济学、社会学或生态学等单一学科视角出发来研究, 缺乏多学科综合视角的分析。从主体立场看, 文献中的有关观点多是站在政府和学者的立场上提出来的, 缺乏基于农民视角和市民视角的研究。在关乎家乡发展和自身利益的美丽乡村建设中, 农民是建设主体和最终受益者, 市民是要争取的力量和乡村旅游的主要消费者。只有了解他们对美丽乡村的认识和期盼, 美丽乡村建设才能真正改善农民的福利;只有了解他们的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美丽乡村建设才能在充分调动他们参与积极性的基础上得到持续推进。
(二) 研究展望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和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 笔者认为,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应进一步着重展开分析。
1. 理论研究方面
第一, 厘定基本概念。什么是“美丽乡村”?什么是“美丽乡村建设”?其目标是什么?其核心是什么?用哪些指标来衡量?目前一些研究虽然给出了一些观点, 但基本上没有涉及其内在的本质属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界最基本的关系。对美丽乡村的研究应从这一基本关系的视角来切入,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体现人类对自然的回馈、对自然的生态修复。美丽乡村不应只是自然的结果, 更应该是建设的结果。对“美丽乡村建设”的界定要明确美丽乡村还有多少要建设的内容, 哪些内容最能体现美丽乡村及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同时, 有关概念界定和指标选取应建立在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对相关微观主体特别是农民的充分调查 (内容包括需求、期望、认识和态度等) 基础上。
第二, 梳理内在发展规律。最初的乡村建设从哪里开始的?有哪些阶段?美丽乡村建设正处在哪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说, 美丽乡村建设是否是内生的而不仅仅是政治家提出来的一个理念?是否是经济发展和人们需求层次上升的必然结果?是否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就有必要梳理乡村建设的内在发展规律, 分析中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乡村建设的各个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对应关系, 探寻其一般化规律。
第三, 理清生态系统、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一些学者从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和谐角度来界定美丽乡村, 但没有对这三个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而理清三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是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实践的基础。相关研究要特别关注三个系统自洽性基础上的互洽性, 从时、空、量、构、序五方面展开分析。
2. 案例研究方面
第一, 对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类型乡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实践展开深入的案例分析并抽象出一般化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由于各地美丽乡村建设实践的进度不一, 目前的相关案例研究更多地关注浙江省及其所属的市 (县) , 侧重分析东部发达地区山区乡村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 对其他地区、其他类型乡村的建设模式研究得少。随着各地美丽乡村建设实践的推进, 学界需特别加强对不同类型乡村建设模式的研究, 并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分别抽象出具有一般性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
第二, 加强对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并从中抽象出美丽乡村建设的一般性规律。目前相关研究缺乏对众多案例中共同经验和普遍性问题的比较和归纳。而要抽象出美丽乡村建设的一般性规律, 除要求案例要足够多、案例地区要足够典型外, 更需要加强对各个典型案例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经验和问题的比较分析。
第三, 侧重于就案例地区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某些特色和重点展开深入分析。目前大部分的相关案例研究都试图全面、宽泛地介绍某一案例地区美丽乡村建设情况, 没能突出其中的特色和重点。在农村资源可持续利用、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农村生产生活转型等方面, 案例地区的美丽乡村建设有哪些特色?应就其中的重点展开深入分析并进行理论升华, 并尝试运用新的视角、假设、观点和方法来解析美丽乡村建设实践, 进而形成理论创新。
第四, 强化对美丽乡村建设进展的评价研究。目前分析美丽乡村建设进展的文献很少, 且一般是定性的简要分析。学界需强化对美丽乡村建设的评价研究, 加强对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内容、评估工具等的理论和经验分析, 以便为各地美丽乡村建设的考核和评价实践提供依据和参考。
3. 政策研究方面
第一, 美丽乡村建设的体制性问题。什么样的体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发挥全社会的合力?如何建立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乡村基层组织为中心、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多元共治体制?如何构建多元化的投入体制和有效的管理体制?
第二, 美丽乡村建设的机制性问题。应如何创新美丽乡村建设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如何建立美丽乡村建设的良好运行机制?如何完善美丽乡村建设的协调机制?如何建立起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应建立起什么样的保障机制?对于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 应建立什么样的示范带动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其示范作用?对于已建成的美丽乡村社区, 应建立什么样的长效治理机制以实现其内在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 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性问题。实践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包括哪些?理论上还应包括哪些?应选择哪些政策工具?管制类、信息类、市场类、自愿类等政策工具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适用范围分别是什么?
当然, 对新主题的研究总有一个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随着对美丽乡村建设的逐渐重视和相关实践的推进, 相关研究一定会更具有系统性和深度。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学习与实践》 2014(6)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