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9年下半年离开北京，去复旦攻读硕士。毕业不久又去芝大，拜在农经大师约翰逊的门下，好几次约翰逊教授和舒尔茨教授向我了解杜老。
真正见到杜老本人，并有机会近距离对他有所观察，进而了解他的观点和为人，则要到1980年代的后期。
其中一次是他到北美考察农业，路过芝加哥，特地来芝大拜访诺奖得主舒尔茨和约翰逊教授，并受到他们的宴请。我有幸忝陪末座，躬逢其盛。此事可能是1988年或1989年。
记得杜老详细询问了美国如何快速从几乎是一个纯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又进而成为后工业国的历程。这个过程正好为舒尔茨和他的高足约翰逊两人所熟悉，两人甚至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们曾联手反对国会出于保护农业的良好愿望，一味补助和挽救在竞争中失败的小农户。两位农业大师认为，这种做法反而会延长小农户的悲惨命运，降低农业的整体效率，扩大城乡收入差。
他们主张帮助竞争中失败的农户尽快脱离土地和农业，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分享城市繁荣。幸好美国政府基本采纳了他们的观点，虽然推行了某些农业保护，但并没有阻止美国农场的相互兼并，以及随之而来的平均规模的不断扩大。
结果，美国既有发达的工业和服务业，又形成有高度竞争力的农业。
记得杜老两眼放光，听得津津有味，并与芝大的两位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4年约翰逊教授去世，在留美经济学会与浙江大学合开的年会上，我曾主持了一场悼念约翰逊教授的追思会。
想到杜老和约翰逊教授的深厚友谊，尽管知道他年事已高，不便远行，还是向他发出邀请。杜老果真接受邀请，亲临会场，高度赞扬了约翰逊教授的学术贡献和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使听者无不动容。
还有一次，大概是1987年夏，约翰逊教授路过北京，去山东邹平县农村建立一个观察站，准备长期跟踪包产到户后当地农村的各种变化，以考察这项制度对农业和农村的长期绩效。
我当时正在国内收集博士论文所需的资料，林毅夫则已正式回到国内，在王岐山的大力动员下出任农村发展所的副所长。杜老在人民大会堂北门进去的一个小宴会厅宴请约翰逊教授，让毅夫和我做陪，兼做翻译。
我觉得杜老温文尔雅，态度诚恳而慈祥，思路清晰，观点鲜明，话音十分委婉，用词更经过仔细斟酌，使听者十分受用。他同芝大来的、以思维敏捷、话锋犀利著称的这位大学者对话，显得从容不迫，不慌不忙，不卑不亢。
现在想来，他的这种儒雅的风度不仅仅反映了他的长期修养，也为他的渊博知识和深思熟虑所支撑。记得约翰逊教授和他交谈中，提到了当时国内的热点话题，即现行土地制度无法回避的临时性和短效性问题。
包产到户相对人民公社固然是一大进步，不然全国的食品供应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改善，但是，中国面临急速到来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这种包产到户的临时性制度根本无法适应由此而来的巨大的社会变动。
约翰逊教授对此十分忧虑，认为中国应该未雨绸谬，优先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杜老对此虽然没有直接的回应，但我隐隐感到，他对土地制度改革的市场导向似乎已有自己的腹案。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在他领导下的中央农研室已经专门成立了一个试验区办公室，在全国统筹设立几个农田制度试验区。记得其中有贵州遵义的湄潭县、山东的平度和江苏的同里等处，实验不同的农田制度的优劣。
1987年我除了陪约翰逊教授去邹县蹲点外，又得到杜老的弟子、当时的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卢迈的热情接待。他亲自陪同我去苏南一些实验区考察。因为乡镇企业发达，当地农民大多进了企业打工，所以正在实验的是农业大户或农业车间的制度。
记得遇到一位颇为机巧、伶俐的农业大户。询问之下，才知道他并非通过在土地市场的自由竞争而胜出，而是被当地的乡镇领导相中，指定成为大户，并获得乡镇企业的重点扶植(补贴)。
我趁陪同的干部走开的间隙，私下悄悄问他，有什么长期打算？他倒很干脆地说："地不是我的，走着看吧，也许打一枪就走。"他的话引起我的深思，并事后告诉了卢迈，相信他也会转告杜老。
我当时在想，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所谓农业大户，也许冲着乡镇企业的补贴，也许冲着有乡镇领导做后台，会按他们的设想搞几年农业规模经营。
但是，哪天乡镇领导基于某种理由不再支持了，或者乡镇企业倒闭了，或原来进厂务工的农民因为某种原因突然回来了，要求讨回自己承包的土地的时候，则不管这个大户已发展到多大的规模，效率有多高，顷刻之间不就可以不留痕迹地被雨打风吹去？这种农田制度会有稳定的前途吗？
写到这里，不由想到最近不少地方又在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却造成很多农业大户的破产，心中不禁充满忧愁。
话说1988年我再次回到国内，继续收集博士论文所需的资料。除了接受周其仁和刘守英的邀请，跟着他们去贵州湄潭实验区蹲点半月外，还糊里糊涂地跟着他们去遵义出席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农业会议。
到了遵义，安顿下来之后，又被临时指定在大会做正式发言，我推也推不掉。记得会议主要组织者之一朱厚泽还特地来到我的旅馆房间，同我简单交谈，鼓励我一定要畅所欲言。
由于是面对国内顶尖的农业专家和农业决策者做发言，不敢怠慢，连夜赶出发言稿，将我平时的思考和在芝大学习的心得向大会作了汇报。
记得除了介绍美国如何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外，特别推荐通过土地私有和土地市场上的竞争，加速土地向种地能手集中，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转移，以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别。
我并明确反对由政府人为扶植大农场的所谓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这篇发言修改后发在1988年的《科技导报》上，算是自己的土地私有观点在国内的正式亮相。
后来知道，其实杜老也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现在猜想，我和其仁及守英在湄潭长达半月的蹲点和讨论，也许杜老也风闻了，并知道了我的观点。
不管是否确实，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当时没有他的首肯，估计我不可能去出席这次会议，更不可能受邀在大会上作鼓吹土地私有的发言。
他能如此不拘一格，包容不同观点，难怪他的弟子和学生对他的雅量和胸怀如此佩服。同时，也觉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他，对不同的地权安排背后的不同逻辑及其产生的不同结果，一定已有深入的思考和权衡。
基于中国在土地制度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他反复强调的"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智慧，一定已作出了自己的倾向性结论，只是出于平衡左右的考虑，将自己的主张深藏不露。
可惜的是，政治风波后，杜老及其领导的机构不是被解散，就是被边缘化。其后的十年，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2013年通过的18届3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尽早建成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要素市场发育的严重滞后。我想加一句的是，土地市场的发育尤其滞后。
面对1990年代开始的大大加快的城市化，对非农用地的需求急剧上升。在土地市场缺位而无法发挥配置功能的情况下，土地的配置权基本落入政府之手。
各地政府只要通过扩大城市边界，便可廉价征收农民土地，名正言顺地将农民土地收归国有，并根据自己的偏好，大部分低价批给中外投资者，建设工业园区，却高价拍卖给营建商住楼盘的开发商，赚取高额垄断地租，构成土地财政的主要来源。
但商住楼盘的地价腾贵，其上的房价必然水涨船高，工资和租金因而也必须跟着上涨，使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本应有的比较优势提早结束。
同时，房价腾贵，必然使进城而无法定居的农民工人数一路飙升。郊区农民因征地补偿过低，与政府的矛盾也日益加剧。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都忽隐忽现地有着现行土地制度的丑陋身影。
中国已经无法继续回避现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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