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 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
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 另外一个中国是乡土中国。
我国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比解放前大有改善，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收入增长缓慢， 农业投入不足，由此而衍生出自然灾害、环境保护问题、盲流问题、高犯罪率、内需不足等 问题。如果不解决三农问题，必将影响国家社会发展和稳定。
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 役。解决问题第一步：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权利。他们在尽到公民义务的同 时，应享有公民权利，可惜这一点尚未做到。有人说农民其实成了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这 个说法是不确切的，但反映了部分真实存在，值得关注。
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 出来呢？你不怕天下大乱吗？林肯很平静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 ！可怕的是对一些不确定性的恐惧。
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 怕的事情。宪法要加上一条：中国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城市不论大小都要向农民开放，让 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不得对农民工设置歧视性的管理。外来民工本来就是弱势群体， 你再歧视他们，他们只能更加弱势。成为一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群体，变成一种暴力犯 罪分子的供应体。
我国人多地少，就农业来解决农民问题，潜力即将耗尽。大批农民转业到城市，使中 国的农村居民比重由现有的70%降到20%的时候，三农问题也就不是大的问题了。农业这样一 个弱质产业要养活70%的国民人口，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
为此必须破除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实行专门立法，明令废除原有的歧视性法 规制度。
与此同时，城市的公共服务系统，像规划、绿化、环卫、自来水、电力、电话、有线电 视、道路等，都要做出规划延伸到农村，要启动一场新农村建设运动，实现城乡一元化。
截至今天，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求。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 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这些政策实施会遇到阻力，因此应推进民 主改革，先办村民自治，进而实行乡政权选举直至县政权民主重建。
我们欠农民太多！重新审视“三农”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我也曾提出给农民 完全的国民待遇，对李昌平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些见解抱有同感。应嘱作序，以系支持。
2001年8月24日
（此文是杜老为李昌平先生所著《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所写的序言）
给农民国民待遇
我认为，农村杂志必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还要作为农民的喉舌，反映农民的要求和呼声。不但是杂志社，其他部门对这个问题都应该重视。
有的同志提出，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0%，中央重视农业重视巩固工农联盟，提高农民地位，是一贯方针。但和市民相比，农民没有取得国民待遇，有些方面还受到歧视。这个问题呼吁了多年，还要不断呼吁。
现在很多现象可以作为农民没有取得国民待遇的注解：
一、 几十年来，农民没有自由迁徒的权利。想离开农村，改变身份，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全世界少见。
二、 受教育的权利。本来应该所有人都一样，但考大学农民子弟分数要提高。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70%，但在大学专科里却只占30%的份额。30%的城里人占70%的份额。
三、社会保障制度没在农村建立。农村失业人口不叫失业人口。也没有失业救济。但农民却承担我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任务。我国长期实行统购统销，低价收购农产品，农民作了很大贡献，大约有6000~8000亿元。
四、现时农民税负非常重。对此中央非常重视，但禁而不止。一个乡100~200人，从前十几个人，机构太庞大，怎么能不摊派？农民负担沉重。
五、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不够健全。每千人一个卫生员。以前还有个合作医疗，现在也没有了。
六、农民就业难。城乡差别近年还有扩大趋势。据调查，种田收入低，仅够吃饱。有8000万农民徘徊在城市乡村之间，来回流动。到城市找不到职业，找到也是又脏又累的活儿。所有城市的单位招工都写要城市户口。农民工领的工资还是10年以前的水平，和居住地的人不一样，付了房钱工资就所剩无几，只好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住。8000万人生存成本高，收益低，心理不平衡，国家又缺乏制度安排，是不安定因素。已有少数人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不可忽视。
七、土地制度。党重视土地问题，改造了集体经济，实行家庭承包制度，农民表示满意，符合他们的利益。但下边对土地是一年小调整，三年大调整，农心不定，他投资的愿望就不会很高。30年不变缺乏法律规范，也缺乏法律咨询组织。
八、贫困人口大部分在农村，现在解决了2.5亿，还剩3千万，但返贫现象到处可以见到，不可以估计过高。
九、和城市人相比，农民种田需要成本，但贷款非常困难，国家规定土地不能抵押，而银行里规定贷款要求有抵押品。
十、社会主义时代农民翻身了，废除了封建压迫，但乡村民主制度尚不完善，干群矛盾激化事件时有发生。村民自治尚欠规范化，乡自治还没提到议事日程。
农民缺乏自治的政治组织，保护自身的权利。过去几位老同志曾给中央写信，呼吁成立农民协会。小平说：原则上可以，看三年。如果需要，就组织。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没有着手解决。全世界农民都有自己的团体，都有农民协会，只有中国农民没有。
我想了一下，说以上十条。这都显示农民和市民相比，享受的国民待遇也有差别。而且这些问题存在不是一天，存在几十年了，得不到纠正。经济学上说有一个“制度惯性”，变成路线依赖。所以谁也不敢动，甚至没有人去反映。即使反映，长期得不到解决，习以为常。这样下去会带来社会问题，希望“十五”能有所解决。
难度在什么地方？农民太多了。70%的人口搞饭吃，供30%的人去消费，谷贱伤农，库存过量。粮价越来越低，提高农民收入谈何容易。现在见到一线曙光：中央决定废除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废除后，在农村要成立一些中介机构，让流动的农民能在正常的秩序底下找到就业机会。
另外，必须大力发展城镇，将1~2亿农民转移到城市，只有减少农业人口才能提高农民收入。现在有人提出农村家庭规模太小，怎么办？再回到原来的集体吗？搞集体，人减少不了，劳动生产率上不去，规模经营谈不到，所以要大力提高城市化水平，发展中小企业，繁荣城市。应建立法治秩序：重视立法问题，一个承包法，一个税费法。农村报刊要作农民喉舌，反映农民要求。
（此文是杜老2001年在《农村工作通讯》创刊45年的一个讲话，因为《农村工作通讯》发不出来，在温铁军的支持下，由李昌平先生编发于《中国改革》2001年06期）
杜润生:一个心里永远装着农民的革命家
作者：李昌平
今天，杜老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再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了。
杜老是一座山，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杜润生。我心目中的杜润生或许跟别人心目中的杜润生也大不一样。
（一）
2001年的夏天，我带着我的处女作——《我向总理说实话》从广东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北漂的生活。
我的北漂生活注定要与杜老结缘。
首先要生存下来。一个小聚会偶遇温铁军，当时的温铁军在体改委下属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做总编，为解决我的生存问题，温铁军收留了我。而温铁军是杜老的门生。
其次是要找出版社，要赶在2002年两会前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出书本容易，但一旦说这书敏感，出版就太不容易了。 为了增加《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的筹码，出版社希望我找一个权威的人为《我向总理说实话》写序。出版社建议的权威人之一就是杜润生先生。一位好心的大姐很顺利的帮我找到了杜老，杜老欣然同意作序。书稿送达杜老，杜老很认真的阅读了书稿，一个多月后收到了杜老为《我向总理说实话》写的序——《我们欠农民太多》。
《我们欠农民太多》，好沉重的题目！这个题目与书的内容高度契合。
当我一遍又一遍的读杜老写的《我们欠农民太多》的时候，我的心被杜老对农民深情震撼了。杜润生的心里装的是咱无依无靠的农民！杜润生是咱农民的杜润生！
我和杜老的心完全是相通的！
（二）
2001-2005年的这个时期，我几乎每年都能见到杜老2-3次。特别是这个时期一年一度的《炎黄春秋》春季团拜会我都受邀参加，并有机会作为团拜会的代表向杜老等老先生们介绍我对三农的观察和思考。在这个期间，泰山会的华贻芳先生每年也会带我一一拜访李慎之、于光远、朱厚泽等老先生，让我给老先生们说说三农方面每年发生的事情。杜老是必拜访的老前辈之一。
那些年，我在京城见过不少老先生，有“右”的也有“左”的。杜老是我最喜爱的老先生之一。
我喜爱杜老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杜老不以左右视角识别人。
李慎之先生我也觉得挺投缘的，可是几次聊天之后，老先生冒出一句“昌平其实是个右派”，搞得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杜老不会像李慎之先生那样用左右的框架来框我。
另外，杜老耐心倾听，平等讨论，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风格，让人很舒畅。
杜老是一个在不知不觉中教导你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导师！
（三）
2005年之后，我离开了京城的各种圈子，专注于自己的农村扶贫和乡村发展实践。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杜老了。我与杜老的分别提早了十年，但杜老永远都在我心里。我与杜老无论相处多么遥远，但我似乎觉得和杜老的心永远是相通的。
十年来，我从来就没有停止对杜老的三农改革发展思想的琢磨和理解。我一直试图用简洁的语言浓缩杜老的三农改革发展思想，并努力去实践他的思想。在我看来，杜老的三农改革发展思想可以高度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长期不变，这是杜老三农改革发展思想的基石。“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等这样高度浓缩和高度概括的政策性语言，都出自80年代的中央农村改革文件，都与杜老相关。这些高度智慧的政策性语言并写入了宪法。这是杜老三农改革发展思想的基石部分。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业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0%的人口，仅仅从这点上看，杜老关于“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主张具有毋容置疑的正确性。
最近些年，经常有媒体报道说，杜老一直致力于推进土地私有化的，甚至有说杜老当初的农村改革顶层设计是以实现土地私有化为目标的。我以为应该是谣诼。第一，杜老从来没有否定过共产党在建国前后的土改，并认为土改的作用和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杜老说：“我国土地改革，‘发动群众重建基层’，使民主革命走出了‘改朝换代’的旧模式，步入了‘改天换地’的新格局，产权结构的公平性、激励性，深得农民拥护，其后集体化被近年以来的‘家庭承包制’所取代，乃是这一构架注入社会主义制度因素后的新演变。所以说，土地改革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正面影响不但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其意义直到今天也远没有‘过时’（见杜老《新区土地改革回忆》一文）”；第二，杜老从来没有反对过合作化（只是认为搞快了），并认为合作化是必要的。而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合作化的产物，说杜老反对土地集体所有制显然不符合逻辑的，说杜老反对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就更不符合逻辑了。
杜老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坚守者。
杜老也经常性强调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杜老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不是指土地私有化，而是指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框架下让农民分享更多的土地租金和更大的“自由”。在杜老的心中，由“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所支撑的农民村社共同体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必须保留和巩固的。杜老绝对没有让土地制度回到解放前的意思，这个问题我直接问过杜老。
第二，让农民组织起来。这是杜老三农改革发展思想的灵魂。杜老说，没有农民自己的组织，就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和农民当家作主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中国现代化。在杜老看来，把农民组织起来，应该确立为三农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所以，杜老晚年最关注的两件事之一就是农民组织化。杜老的“农民组织化”，根本目标是两个：一是扩大农民的市场权利、社会权力、政治权利，是权利为本的农民组织化；二是增强国家的动员能力，杜老非常强调这个能力。杜老强调的农民组织化是农民权利与国家能力相统一的农民组织化，是要建立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相关联的基本组织制度及其体系。我理解的杜老的农民组织化的基本组织形式，既不是人民公社，又不是专业合作社，也不等同于日韩台的综合农协。应该是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基石之上的社区性、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及其联合体。本人长期从事农民组织化探索实践，高度认同杜老的农民组织化思想。珠海市委市政府在斗门改革试验区探索的“内置金融村社及其联合社”新体系建设实践，本人以为是对杜老农民组织化思想和模式构想的最好回应。
第三，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这是杜老三农改革发展思想的核心。第一个喊出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的人是我，但第一个系统阐述农民国民待遇内涵的是杜老。杜老晚年最关注的两件事之另一件就是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杜老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杜老还说：我们欠农民太多，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所以，杜老晚年一直呼吁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一直呼吁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一直为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忧心忡忡。杜老经常用林肯解放黑奴的壮举开导和鼓励当政者，拿出勇气、战胜恐惧，给农民工市民待遇。
杜老一生，可以说是在专注做一件事，那就是解放农民——让农民获得平等国民待遇。
“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让农民组织起来”“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是杜老三农改革发展思想的精髓，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是用“团结农民、解放农民、依靠农民——让农民当家作主”的一根红线串起来的。
杜老一生思考三农，出发点和归属都是解放农民、农民当家作主。
（四）
杜老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倡导者、支持者、推动者、设计者。尽管媒体给杜老戴上了“农村改革之父”的桂冠，但杜老的三农改革发展思想远远没有付诸实施。我国的三农改革只是开了一个头而已，甚至连开头都算不上，因为杜老主张“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他的三农改革发展探索实践中仅仅属于战略性后撤，而1989年在杜老被边缘化后农村改革走向“古代化”的“分田单干”则属于历史性的大倒退。在我看来，1989年后实际发生的中国三农改革发展与杜老的三农改革发展思想却是背道而驰的。
改革刚出发，教父早千古！
这是杜老的悲哀，也是中国农民的悲哀！
（五）
杜润生永远是农民的代言人。
杜老心目中的农业现代化，是农民主导的农业现代化，是有组织的现代小农主导的农业现代化。
杜老心目中的农村现代化，是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无差别的“一体化”。
杜老心目中的农民现代化，是城乡居民同等国民待遇的农民现代化，是农民当家作主的农民现代化。
杜老的三农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为前提的三农现代化。
杜老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改革者！
（六）
杜老活了102岁。
杜老见证了中国100年的巨变。
杜老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其次才是改革家。
杜老从来就没有否定过革命。
杜老的三农改革发展，是巩固中国革命成果的改革发展。
但愿真正的杜润生三农改革发展思想永存——指引有利于国家和农民的三农改革的前程！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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