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支持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要求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情况下，拓宽农民增收新渠道，挖掘农民增收新潜力，培育农民增收新动能。对于新时期的农村经济工作而言，这些要求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作为基础产业的农业而言，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这方面，《意见》的要求很明确，要求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推进农业补贴政策转型，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政策，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探索财政撬动金融支农新模式，等等。这些要求的目的在于既强化农业生产的“硬件”，又改善“软件”，通过更良性的农产品价格与金融机制，给农业生产以正向激励，确保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来走上富裕之路，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创新生产经营方式，提高商业运作能力和水平。
目前，中国的土地可以满足人民生活与生产需求，只要农业结构合理、政策得当，耕地得到足够保护，国际环境和平稳定，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自给自足应该是有保障的。对于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无需过度恐慌。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探索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改革和转型方面，可以更加积极主动一些。对于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只要在合法的范围之内，都应该鼓励，以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更多走集约化的经营道路。中国农业的未来必然是依赖农业生产科技进步等因素，走农业生产资源集中化和机械化的发展道路。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民占人口比例逐渐缩小，将是长期内的必然趋势，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让这个转型顺利平稳地发生，管控这一过程可能给农村和城市带来的变动和冲击。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帮助农民就业和创业，培育新型专业化的职业农民。为了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我们必须改变局部存在的对农村居民的就业歧视现象，建立和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保障农民就业、发展新型城镇化，都需要使进城农民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在这方面，应该加快户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改革。这一方面可以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更自由流动和更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并反哺农村地区的发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是同样重要的问题，其战略方向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财产的流动性都是财产价值的重要源泉。在确权的基础上，让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等更好地流转起来，发挥更大的经济效应，对于农民收入的提高意义很大。当然，我们还需继续推动改革，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对于让农村分享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红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将产生重要作用。
中国农民面临着较大的经营风险和生活风险，因为其更为弱势的地位，更加需要完备的社会保障。我们需要进一步把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向农村地区扩展，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尤其是提高农民与严重疾病等重大风险抗衡的能力，保障农业劳动者队伍的稳定。在扶贫工作方面，精准扶贫必须确保到位，让稀缺的扶贫资金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不断提高贫穷农民与贫困地区的自我“造血”能力。
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的治理问题，现在尤其需要关注。如果基层治理问题不改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农村治理必须实现平等和民主，让所有农户享受平等的机会和权力，普通农户参与社会管理，尤其是推动参与式扶贫。农村治理的改善还有助于农民更好地团结互助，通过自治机制解决面临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农业具有基础的战略性地位，只有农业发展好了，农村兴盛起来，才能让中国经济正常发展。中国“三农”政策的最终的目标是缩小城乡之间在收入等方面的鸿沟，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