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过年回家，听到最多的谈论便是谁发了财，谁破了产，谁办了喜事，谁遇到了灾难。这本来是过年乡里乡亲之间平常谈论的事，但今年所不同的是，有一个词已悄悄的成为谈话的中心点，那便是“高利贷”。围绕这个词，我发现了身边有许多出乎意料的成为了放高利贷之人，有的收到了高回报，也有的几乎因此破产。还有另外一群人成为了借贷者，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去借贷，有的承受着高利息，艰难的还贷，有的则深陷泥潭，更有遭遇变故无力偿还者逃之夭夭。放者越来越多，借者也愈来愈多，担任二者之间掮客者也越来越多，我的平静的小村庄正在悄然编制着一张高利贷的利益网络，这张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其实高利贷，哪怕在这个小小的村庄也是古已有之，但建国以来，不断的各种打倒资本主义，打倒投机倒把份子和走资派的运动，村民生活普遍贫困，虽有需求，但基本没胆做，也没有能力做，于是大约算是消失了几十年。但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90年代后，许多人外出打工或做生意，慢慢的富起来，于是这种古老的借贷方式又逐渐生长出来，到了今天已然非常的普遍。
在这群最早的放高利贷的人群中，便有周华。他高高瘦瘦，顶上的头发因为长期吹风变得稀稀拉拉，说话很快，眼睛小而亮，是一幅精明生意人的样子。周华从年轻时候起一直做着养猪贩猪仔的生意，他养的母猪早在十几年前每年就可以给他增加两三万的收入，贩卖猪仔的生意则覆盖周边四个乡镇，多的时候一年能赚七八万，少的时候也有四五万。多年的积累，再加上除了建房子之外从外办过大的事业，于财富没有任何损耗，所以，我们当地人预估他应该拥有百万存款。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想，因为他在一次和我聊天的过程中就谈到自己差点将其中一堆总额近40万的借条弄掉，而他给自己儿子在县城购买的房子，从购买到装修，他支持了大约35万左右。再加上他每放贷的利息从来不会低于两分，无论亲戚还是朋友都是如此，那么以每年放贷60万算起，那一年的利息收入应该也会在12万以上，他做生意和家中种养的收入每年也在10万以上，而他的放贷史至少已经有20年左右，也未遇过借款不还之事。
他的原始财富积累的相比比较快，数目也大，而有钱的名声也比祥茂更早传出。早在九十年代末，便有不少做小生意和办红白喜事的人，主动找他借钱，但他因为长期做生意，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因为人情而不收利息过，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没有收过利息的情况是因为自己的亲妹妹借了两千元钱。
向他借钱的人不是单一的熟人亲友，很早就已经突破了村和镇的概念，涉及范围至少是四个乡镇（包括古龙岗镇、梅窖镇、兴江乡、樟木乡）。人员构成也更加复杂，有小商小贩、有亲戚朋友，甚至有煤矿老板、房地产老板、制衣厂老板，还有村干部、老师。涉及资金少的一千两千，多的达到二十万。他对有着长期做生意的商人的特有的精明，对于每一笔款都异常谨慎，除了调查经济实力之外，他还要看对方有多少固定资金，更需要有可靠的担保人的担保。对每一笔钱的时间点也把控的更加严格，虽然借贷的人群比较复杂，但他更愿意借给知根知底拥有稳定收入的公职人员，以及小商小贩，而不愿意借给大老板和赌棍，因为他觉得大老板和赌棍虽然愿意付更高的利息，但说不定哪天就破产了，自己可能连本带利都赔光，总之他要尽一切可能保证利益和降低风险。可以说他已然成长为一位专业的高利贷放贷者。
相对于周华，这个很早就成长起来的专业户。曾茂跻身这一领域，时间晚，但进入角色却更加的快，而且其放贷数量及收益也一样客观。曾茂的样子矮矮胖胖，皮肤黝黑、头发花白、穿得总是洗的发白发旧的衣服，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早上在村里扫扫垃圾，有客的时候做摩的司机，其他的时候都是种地干农活。谁也想不到他竟然能够放出几十万的高利贷。他年轻时候是个很出名的裁缝师傅，最辉煌的时候有过三个徒弟，每天的生意接不完，由此也积累了人生第一桶金，早在97年就建起了村里第一座钢筋水泥的洋房。进入两千年以后裁缝的生意逐渐转淡，他便成了整个镇里最早的一批摩的司机之一。因为总是能走在人前，在小镇里率先发现一些小营生的商机，所以他一直都能赚一些小钱，再加上一年到头家中种的粮食，养的鸡鸭鱼鹅，以及猪、牛都有些收入，儿子早早辍学打工，每年也有一些钱交回，他还兼职做了村里的环卫工，所以他慢慢的积累出了大约三十万到四十万的财富。
每个月甚至每天都会有新收入，那么多年积攒下来的钱除了不断增加数额外，基本不会动用。在一个村庄里，基本上每个人互相有多少财富，有多少用途，大家都彼此很清楚。祥茂的财富因为稳定的积累确实开始慢慢的高出了许多村民，于是渐渐的有些邻里或因为家里要办红白喜事，或遇到急难便主动向他开口，早期只是亲戚朋友，他想借了也就借了，应个急再还就是了。
渐渐的曾祥有钱的消息传了出去，上门找他借钱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些虽然认识但并没有熟悉到可以借上千上万的程度。祥茂不知道怎么应付，而对方也担心他不借，于是便主动提出愿意以多少的利息向祥茂借，如此一来祥茂既能挡掉一些因为人情而上门借钱的人，另一方面钱出去了也能有一些收益，等于投资。于是他便根据对方的熟悉度和可信度以及金额的大小定了不同的利息，少的一分，多的两分甚至五分。而他也完成了由人情借债到成为一个乡村高利贷债主身份的转变。借出去给私人的金额，也从最初的几千，变成几万，甚至十万以上，而总金额也很快达到二十万以上。借贷的时间有半年、一年、最多两到三年，时间到期之后，把本息还上还可以继续借。
曾祥虽然拥有和我周华一样的精明，但还是遇上了风险。去年他在朋友的担保之下，借给了同村一位年轻人5万块钱，许诺了三分的利息，半年之后这位年轻人被传出因为赌博和嫖娼，欠下几十万，并且侵吞了自己亲弟弟的货款，然后销声匿迹，不敢回家，也不再接电话。不过在风险面前，但他说似乎并不担心，一是本乡本土，都是熟人，再怎么样他都逃不了，而是对方还年轻，脑子也活，说不定哪天就翻身了。
当然，也有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放贷者。邹应金他本来是镇里的干部，在退休前，凭借个人权利和姓氏影响力，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在本镇街道投资房地产，并且垄断了圩镇内的生猪屠宰场、食盐销售、香烟销售、河流挖沙等业务，成为地方一霸，手下跟着许多地痞流氓，经常胡作非为，乃至于引起了许多大的事件，终于将其儿子送进了监狱，赔偿了数百万。掌控和垄断产业之外，他的家族也成为当地最著名的高利贷主。向他借贷的主要有各类做生意的老板、赌徒、以及临时需要大金额急转之人，除此之外则是关系比较好，比较熟悉之人，前者金额比较大，几十万上百万者有之，后者则一般较小，大多一万至五万之间。他从不担心别人无法还，因为他有足够的手段收回自己的钱。当然，他开出的利息也比一般人高，据说从来不低于五分。
曾石生，是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中学没读完便跟着父亲出外去打工，从一开始在高速公路画线做小工，到做包工，逐渐赚了不少钱。他用这些钱去给自己买了车，买了县城的地皮建了房。他为人豪爽，亲戚朋友有难都会给予随时的帮助，给不少人借过钱，但从没有收过利息，唯一一次放高利贷，却成了他最惨痛的经历。那时他亲周华的一个亲戚说要做生意，需要30万，问了曾石生的亲周华，但他也是经常放高利贷的，刚好身上的钱刚刚放出去，还没收回，于是就把石生介绍给了这位亲戚，这位亲戚许诺在多久时间之内还，并且给予三分利息。石生一想，刚好自己有这笔钱，留着也是留着，如果人值得信任放出去赚点利息也无妨，于是很爽快的把30万放了出去，但没多久他就听到，这个借钱者竟然是个骗子，骗了所有的亲戚，借了几十万之后再也找不到人了，几年下来一点音讯也没了，石生的第一次放高利贷的经验以惨痛的局面收场。
除了这些案例之外，我的身边还有一位堂伯向银行贷款10万，然后以三分高利息放给一位做摩托车生意的老板，通过每年的利息积累他买了一辆车。一位退休老干部将自己近40万积蓄全部放给了一位做家具生意的老板，经常提心吊胆，但收回本息后又忍不住放出去。一位银行工作人员则以两份的利息向亲戚借款8万，然后以5分的利息分别放了4万给一位老赌棍和一位急需用钱的包工头，然后又将收回的利息再以本金放出去。一个带有黑道性质的家族将数百万以五分利息放给房地产老板，房产开发失败，差点酿成流血事件。
我利用春节期间也对乡村高利贷债主产生的群体和原因做了一些分析和研究，发现这些群体可分为以下几大类：一、先在本地依靠勤劳发家致富的农民；二、在外做生意富起来再回乡的生意人；三、在本地乡镇开店做生意的小商人；四、通过违法犯罪而发财的群体，这其中包含官商勾结控制了本地的产业的人，以及通过赌博、讹诈而暴富的人。这四种人也分别代表着乡村财富的四种主要积累方式。这四类人，在自身财富实现自由之后，开始逐渐了形成了一种剩余资本，在没有更多的引导情况下，根据市场的利益导向逐渐变成一种流动的民间资本。
我通过与放贷者的聊天，发现，借待频率发生最高的人群有四类，一类办喜事，如建房、买房、娶亲等，这类人多为同村人或亲戚朋友；第二类患病者，如得癌症、心脏病等，这类也是同村人或亲戚朋友居多；第三类大老板，这类人多为过年过节开着豪车回乡，都传言在外做生意包工程两三年内发了大财，做了某某产业，但具体怎么样大家大多没见过。放贷者与借贷者大多不直接认识，没有原先的关系积累。第四类赌徒，这一类是借贷频率最高，最愿意出高利息的人群，社会上总是传言他们一年赢了几十万上百万，然后用这些钱要去办事。
再经过仔细的了解，我发现失信率最高，风险最高的人群，都出现在所谓大老板和赌徒这两个群体中。究其原因，大老板们失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大，一行业不景气没赚钱，二业务资金无法周转，三吃喝嫖赌败光，四在外受骗。而这些原因中发生率最高的是业务资金无法周转和吃喝嫖赌败光。对于赌徒来说，主要原因无外乎是输得太多，无力偿还，之后逃跑或赖账。
以李火生为例，他早期在福建开制衣厂，因为脑袋活，肯干，赚了不少钱，在这发财期间，他越来越迷上了赌博，一个晚上动辄输几千几万，同时又在包养情妇，给情妇租房子住，慢慢他的积蓄都败光了，再后来制衣行业不景气，没有接到业务，接到的业务也没有用心做好，渐渐的生意做不下去，他原来吃喝嫖赌的习性也没有改，逐渐的不断借钱，从亲戚朋友，但银行信用卡，再到回乡向类似于曾祥和周某某这样的人借高利贷，债务越积累越多，终于突破百万，到后来他没能力偿还，便再也借不到钱了，他也没有心思办厂，反而和黑社会搅合在一块，这他所有的债主都感到惶恐和无可奈何，尽管他总是说自己会还，但时间越长高利贷利滚利债务就越多，谁也不知道这些钱是否真的能还回来。不过他倒也不走不逃，别人讨债他说没钱就是。别人说他有钱成了祖宗，天不怕地不怕。他说自己生意好的时候两三单就把这些钱赚回来了，只是需要翻身的时机而已。
另一位大老板张海军，则早在几年前，乡里人都传言他有几千万的身价，在广东包桥梁工程赚了大钱，但他也在大家都传言其最旺的几年开始向同乡的有钱人借高利贷，且金额多在10万以上，多的更达到80万。当地人看着他的名气和财力，只要有人引荐和担保几乎都是有求必应，更有数人多次借贷，一次比一次高。当然，在此期间他也非常的守信誉，利息和本金总是能在约定的时间归还。但从2016年6月开始，在外打工的人忽然传出他所包的工程迟迟没有结到款，又传说他包养情妇给情妇买房花了不少钱，所有的资金链开始断裂，张海军本人因为无力偿还也躲了起来。乡村的债主们再也没有收到一分钱。直到去年11月份，从广东来了一家人开着车，打着条幅在大街上游行，条幅上面写着“某某村的张海军，黑心老板，还我血汗钱”，“张海军欠我五百万血汗钱，天理难容”，所有的传言才真正坐实，一个暴富的神话开始破灭。由此，也牵出他在本镇的二十多笔高利贷债务以及多个担保人，这些从10万到80万之间的借款，如果张海军一生都没法还的话，那可能也意味着这二十多个甚至更多的放贷人一生所积累的财富大部分将付诸东流。
不仅是做生意的人，也有一些普通人因为某些原因卷入到高利贷的漩涡中，不能自拔。李少云，是一位退休小学老师，身高一米五左右，穿着也土里土气，一辈子一副老实巴交人的样子，他壮年丧妻，中年丧女，儿子受不了打击疯癫了十几年。近些年儿子开始正常并且娶了公务员的媳妇生了孩子，自己也找上了老伴，本以为家庭慢慢转好，却不想因为一个诈骗电话，让他陷入到高利贷的深渊难以自拔。那天手机上想起一个陌生电话，说自己中国医药协会的专家，手上有一种绝密的特效药，一般人买不到。如果和他合作，交一些钱，然后把药卖出去，一定能赚大钱。李少云从未接到过这样电话，因此就认真的听了下去，结果越听越被吸引，于是慢慢的进入圈套中，在两年时间内，四处借高利贷，最后被亲家发现，但为时已晚，已然欠下三十多万元的债务，其中二十多万元为骗子所骗，十多万为借高利贷还高利贷，利滚利，贷滚贷的叠加。最后，没办法李少云的工资卡被人拿走，需要直到扣完还清才能归还，李少云本该无比惬意舒服的退休生活，变成债台高筑，只能到赣州的停车场里守门，还债的任务除了自己的退休工资外，只能指望自己的儿子儿媳。
同时，笔者意识到，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银行在吸纳农村存款和贷款方面的意识也在不断的加强，仅仅初一到十五，我所直接看见的就先后五次银行入村宣传，那种货车和小四轮上三面蒙上广告步，播放着能够震动整个村庄的“贷款找农行，低利息，有优惠，存款存农行，利息高，安全有保障”的喇叭，还有我们的家门口，以及各类电线杆上也可以越来越多的看到此类信息，这是否预示着银行也意识到乡村民间资本的不容小觑的能量？
乡村的民间资本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积累的财富，在很长的时间内，这些财富指向的都是单一的消费，一方面看似被高昂的物价、房产、婚姻、教育、不正确的消费观念等所掠夺与稀释，但实际上又仍然以一定的速度呈现正向的积累。
但这部分积累的财富似乎并没有形成当地可持续发展的助力，很明显可以看到农业继续没落没有向着好的产业化之路转变，传统的文化没有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复兴起来，环境继续恶化、婚姻的代价越来越高，吃喝嫖赌之风越来越盛行，高利贷借出去的钱更多不是用来做事业，而且消费和投机。
乡村高利贷的兴起背后是否也意味着乡村民间资本正在蠢蠢欲动，但这动的背后会不会再如神木一样面向一场盛宴之后的大洗劫，大灾难，还是会形成一股建设乡村的更坚实的力量呢？亦或是形成一种利益与高风险并存的多头债务关系，笔者并非经济学学者，在这里只能提出自己的所见和思考。
作者为江西青原色公益服务中心主任，首席故事官，长期从事口述史和乡村影像记录。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会学吧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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