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信仰从来都具有强烈的实用理性。中国区域差异的复杂性，决定了地方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从而塑造出了不同的地方宗教信仰实践。事实上，研究中国宗教，不能仅仅停留于单纯的教义上的理解，那样的宗教终究只是知识分子的宗教，多了文人式的学究气，却少了普罗大众式的生活味。
念佛是西何村固有的传统，从解放前一直延续至今。念佛的群体主要是老太太，也有个别的四五十岁的人。调查所在的西何村，念佛的老太太大概有40人左右。但这些老太太因为日常生活的节奏与闲暇安排的差异，也呈现出不同的念佛习惯。一部分老太太主要在家里念佛，她们白天还要去干活，只有晚上有时间。还有一部分老太太，年纪较大，不再干活，她们形成了一个念佛的组织，不仅自己在家念，而且时常会被别人请到家里去念佛，譬如满月，结婚，白事，国寿，阴寿的时候。每月初一十五，这些老太太们都会专门去庙里念佛烧香，为家人也为村子祈福。
念佛成为村里老人日常生活之必不可少的部分。修心养身，这是老太太们对念佛的意义的理解。念佛之于老太太们，并不是多么高深的东西。有了闲暇，有了时间，就可以通过念佛来打发。这些老太太们平时也已经不怎么串门，而念佛则提供了他们聚在一起的机会。
念佛之于生活不仅有精神层面的支撑，同时还有物质上的支持。念佛形成了一条“生意链”。在本地，念佛借助于市场化的方式运转，外面的人请老太太念佛，从早上6点到下午4点，每天40元左右。老太太因而也有了挣钱的机会。为了与念佛的市场对接，村里的老太太也形成了一个组织，有两个头，他们负责与东家接洽，并安排村里的老太太念佛。为了公平起见，一般都是轮班制，保证每一个老太太都能有赚钱的机会。除了外出念佛挣钱之外，老太太们还可以念“金箔”，即将那种黄纸折成元宝的形状之后对着念，念好了的元宝，会有人来买了烧给菩萨。当然，价钱随买者的意思而定。
因此，本地的念佛绝非弃绝烟火味的。老太太念佛时的虔诚令人触动，但他们沉浸于“迷信经济”的这种热忱也着实让人惊讶。在调查初期，曾经一度纠结于这些老人念佛的虔诚与否，但与他们的接触多了，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没有多大的意义。对他们而言，念佛就好比是吃饭，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念佛为了修心也好，为了赚钱也好，还是一种单纯的信仰也罢，在老太太那里，信佛与生活之间丝毫没有冲突。我们去庙里看到老太太们念佛，却丝毫感觉不到一个庙宇所应有的庄严肃穆。
村子里也有基督徒。但基督徒在这边只是非常的少数。西何村总共只有三个基督徒。我们接触了其中的两家，并从她们口中得知了另一个信教者的情况，结果发现她们都属于村庄中的最底层。今年西何村上报的6户住房困难户，其中就有他们3户。一个是周家，女的今年50岁了。女方从四川嫁到本地，儿子28岁了，至今仍然没有结婚，家里房子很破，已经成了危房。她嫁过来后，丈夫因意外去世，然后她又招了一个男的上门，条件也很差，40岁了，却一直没有娶老婆。现在，她家情况仍然没有好转，现在的丈夫不管家事，儿子在外工作不愿回家，自己常年去河北打工，又一身是病。二十多年前，她本来也信佛，她家房子就在村里那个庙的旁边，但是，随着前夫出了意外，她不再信佛。若是信佛，庙就在后面，为什么没有保佑自己？于是，在他人的劝说下，她改信了基督教。
另一户姓何，全家都姓基督。家庭条件也是非常不好，夫妻身体有病，儿子在外当兵。如今，儿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家里的老房子，十年前被火烧了，如今还住在何氏宗祠里面。如今，男的靠送煤气罐挣点钱，女的则在家里做手工。男的以前也信佛，但佛没有保佑自己，因为经历了太多不顺，转而信基督教。从他们口中得知，另一户信教的是一户老人，十多年前买了地基，但房子一直没能建起来。现在两个老人只能在自己买的那个地基上搭一个临时板房住在里面。
事实上，在村庄内，比较佛教与基督教的担纲者，会发现，信佛的老太太总体而言，家境都不错，只有少数个别人情况不是太好。这些人，在轮班念佛时“头头”对她们也会有所照顾，即多给她们排点班。但信仰基督的，则条件都很差。凉西村也有信基督的，我们没有接触，但据该村的一个村干部讲，这些人的行为“怪怪的”，平时和他们也没有什么接触。
有趣的是，上面描述的两个基督徒都有从信佛到信基督的转变过程。信仰转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活之不顺与波折。信佛的悠然从容被苦难的生活所打破，同时，在他们看来，信佛也需要花钱，香、蜡烛、纸等都需要花钱，但信耶稣就不要花那些钱了，即使给钱，也是完全出于自愿。信耶稣更实在，只是要求你守本分，尽本分，勤劳节约，工作6天，礼拜天休息，平时没时间也没必要去教堂，主是知道的，也会体谅。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村庄内部围绕信仰而发生了不同的阶层实践。信佛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有闲阶级的专属。老太太们的淡定从容闲适与底层人的苦难悲惨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信佛到信主的转变，暗含着社会身份向底层的滑落与沉沦。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基督徒之身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边缘性，基督徒的大门上并无与基督教有关的对联，这样的低调姿态，在其他农村的基督徒中似乎较为罕见。
佛教本具有强烈的出世色彩，但这种出世色彩在村庄社会生活中淡化了。尤其是考虑到本地市场较早地渗入，形成了市场与信仰之间的共生关系。对着“元宝”念佛，大概也只有像江浙一带的发达地区才有这样的景象吧！信佛有较多的仪式性活动，会占用时间，花费金钱，这些都不是底层人所能轻松承受的。
信主，则少了许多仪式性活动，重内心对上帝的信仰而非外在的仪式，要是太忙，教堂也是可以不去的。从在其他村庄调查的经验来看，基督教似乎也与底层群体有着较强的亲和性。信教者往往是生活上受了较大挫折，最典型的当属因病信教。
对于底层群体而言，信主提供了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多讲究和仪式，同时，借着对上帝救赎的希望，现世的苦难将在来世得以化解，从而为他们的苦难生活提供了一丝希望。菩萨不是全知全能的，你要去求他，去拜他，要花钱，就像一个老太太讲的，“人骗鬼，鬼骗人，大家相互骗”，菩萨的保佑是有条件的，上帝的保佑，却近乎无条件的。
因此，信仰也是一种阶层实践。就信佛来讲，市场观念的渗入，使得人与菩萨之间的交易味道更浓，尽管这种交易并非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念元宝，烧元宝，卖元宝，这样的信仰模式与日常俗世生活紧密关联。但是，修心养身的追求，于底层人而言，不能不说太过高远而奢侈。为生活所累，底层人只能紧守着基督的教诲：尽本分，勤劳动。
在这个意义上讲，信仰并不具有普适性。尤其是实践意义上的信仰，因为植根于厚重的生活实践，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研究中国的宗教，首先要抓住这遍布在生活之流中的宗教。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信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义理和规范意义上的佛教，它吸收了当地人的许多地方信仰和预期，并融合了现代的元素，从而更为契合当地社会。
信仰不具有普适性的更深层含义在于其阶层属性。正如上文的讨论所展示的，信仰之中也能形成区隔。当佛教越来越成为有闲阶层的生活趣味之时，基督教则日益成为底层人的救命稻草。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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