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调研小记
调研背景介绍
集中发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而这种印记毫无疑问的带有鲜明的政治运动色彩。在历来的主流历史定位中，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让广大农民阶层得到了空前解放，从而有力巩固了新生的中共政权。近年来，围绕土改进行的反思性研究十分活跃，但大多数仍未能脱离官方档案文件的束缚而局限于文献研究。
口述历史近年来越发受到学界重视，尤其是唐德刚先生系列著作的出版，让口述历史进入了更为大众化的视野。口述历史讲求发挥受访者的主观特质，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受访者尽可能真实、详细的还原所亲历的人生往事。这种回忆往往会附带有一定的观点、评论，而从多个受访者的经历对比，尤其是观点性陈述的异见中能够得出对某一共性事件更为深刻的认识。
2015年春季学期，中国农村研究院先后邀请了中国农业博物馆原馆长曹幸穗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思教授来院讲学，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口述史”调查做理论补课。暑假期间，口述史调查与沿袭多年的“百村调查”同步推进。秋季开学以后，在暑假大规模调查的基础上，提纲设计得以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为2016年寒假调研做了充分的准备。
自2014年进入基地班以来，我先后到宁夏隆德县、灵武市，湖北五峰县，湖南溆浦县等地开展百村调查，可谓从黄河到长江，从西北到华中，所到地区偏远、贫困。所行长路，所经艰苦确也提升了调研能力。2016年寒假回家以后，考虑到在县城打游击寻访老人过于分散，难以得到集中片区的对比性成果，于是，不顾同学劝阻，决定赴南山地区定点调查。
南山是对本县（湖北省竹溪县）除围绕县城的几个乡镇以外的多个偏远乡镇的统称，山大人稀、交通闭塞，历史上民风剽悍，土匪横生。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多次的统一行动，土匪基本被肃清，社会治安得到了根本上的扭转。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有力组织动员下，多条公路先后贯通，区域内外联系便利性大大提升。但与县城周围乡镇对比来看，南山地区在发展上仍然较为滞后。通过在县民政局老龄委查看高龄补贴发放名单，我注意到南山地区最偏远的地带——十八里长峡管理局下属双坪村。而通过查看网上相关信息，进一步了解到，这里不仅高龄老人较多，双胞胎的出生率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曾被主流媒体广泛报道。
调研经历与思考
1月9日，通过高中同学的联系介绍，我搭上了前往向坝乡的农村客运面包车，由于路途遥远，该车单程隔天开行，即前一天从向坝开往竹溪，在县城夜宿，第二天返回向坝。从县城出发，开往邻县竹山，抄近路后再次进入竹溪，经过四个半小时的颠簸，终于在下午近3点时来到了向坝乡信用社，见到了在此上班的两名高中同学。从向坝乡集镇到十八里长峡保护区并无常规客运车次，只能采取包车的方式，但价格不菲。身在北京的向坝籍高中同学夏涛帮助联系了他的初中同学张侠前来接我，没有帽子，没有围巾这些保护措施，高山峡谷中冷风直入骨髓，在摩托车的后座上高速奔袭一个余小时后终于来到张侠的家中安顿下来。家人已经准备就绪，不一会就端上了热腾腾的饭菜。饭桌上，我和叔叔阿姨详细介绍了中农院的土地改革口述史调查。他们将村中符合条件的老人一一列举，并大致说明了距离、家中目前的情况，安排在家的小儿子张侠陪同我入户调查。
10日上午，吃完相当于正餐的早饭，张侠和我走路来到临近的夏红香老人家中。夏奶奶今年87岁，仍然神采奕奕，和“老来伴”赵老汉儿同住在两间石棉瓦遮盖的偏房，屋内生着一堆柴火聊以取暖，屋内的简陋与临近的楼房显得格格不入，让人不免一阵心酸。解放前父亲被土匪杀害，哥哥在被国民党政府征役抬电线杆时溺水身亡，贫困与悲惨的遭遇沉重的压上这个不幸的家庭，老人在10岁那年便被送往赵家当童养媳，与赵成学结了“童子婚”。赵家家境也十分困难，公公已经过世，丈夫赵成学和兄弟赵成善常年被国民党部队征调背运弹药，家中仅靠公婆和自己艰难支撑，土改时毫无疑问的划为贫农。老人讲的十分投入，激愤时的高声，甚至是唾骂；悲痛时几次眼圈湿润，语气悠长而伴有叹息；尤其是谈及当年扎根串连，夜晚到处偷听时的情景，凑近我耳边说起了悄悄话。中途端来一个有些破旧的搪瓷杯，里面是本地高度数的烧苞谷酒，先是当作茶水递与我，在我婉拒后，约有三两的白酒很快被老人自己喝完。我担心老人酒后会有睡意，甚至是影响部分回忆，却不想老人家越发精神，圆满完成了第一个访谈。
阴沉的天空飘着小雨，一路淋着返回。中饭后来到周政合老人家中，周爷爷生于1921年，已是95岁高龄。我们进门时，老人正提着一桶水，待与同住的小儿媳妇讲明来意后，老人随即放下手中家务，与我们围着火炉坐下。简单了解目前的个人与家庭情况后，遂围绕提纲开始了访谈。老人三岁丧父，十几岁时母亲又去世，土改前与哥哥、嫂子同住，上无老下无小，种着佃主的土地过得十分清贫。土改时划为贫农成分，哥哥十分能干，是村上的养猪能手，家里的情况在短期内就得以迅速改变。此后曾担任药材厂厂长，1962年开始担任大队书记，直到公社被撤销。谈及集体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老人直言不讳的表示，入社还是耽误了农业发展，如果就以互助组的良好态势保持下去，也绝不可能出现后来大饥荒的惨象。
历史上双坪村人烟稀少，闭塞与蛮荒同在，成了逃难者的天堂。“两湖填四川”时曾有部分人路过此地时就地留下，开荒拓土，恍如世外桃源，我安顿所在的张家祖籍便是湖北荆州。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连年战乱与匪患丛生的社会环境逼迫大量的四川人（包括今天的重庆）进入湖北境内，寻求一方安宁。迁移集中地造成了村中姓氏分散的局面，多种多样且无大姓。而11日上午要拜访的老人，姓氏为代，据说算是本村略为集中的姓氏，但同姓间的联系较为薄弱。代爷爷的后人中，老大因工伤致残，一只腿高位截肢；老幺天生一只手有问题，也是残疾。现在由两个儿子轮流供养，一个儿子跟两年。87岁的老人口齿已然不太伶俐，说话较为缓慢，但思维还算清晰，在我的不断引导下，访谈逐渐打开局面。他曾于1952—1957年在本地区当民兵，负责放哨和送信；1957年退伍以后在本地木材厂搞劳动；1961年开始担任生产队出纳。土改时被划为中农成分，工作队负责人赵青庭曾在家驻扎。在老人看来，土改以后家家户户都有田地，也不用求人，自己搞自己的，吃饱穿暖，偷鸡摸狗的人就少了，社会风气也就好一些。当时亲戚关系十分淡然，不像现在人情负担很重。进一步问及土改分田地和后来的包产到户有何不同，已然不是迟暮之年的老人所能回答清楚。
山里农家的生活节奏十分固定，9点左右的早饭，2点左右的午饭，7点左右的晚饭，加之我是客人，总要略为精细一些，种种因素夹杂起来，每天基本只能访谈两人。依旧是中饭后出门，这次行程稍远，张侠骑摩托车载我前往本村张公桥，这是一个自然村地名，也确有小桥一座。曹继珍老人生于1918年，今年98岁，是本地区公认的寿星，头上缠着围布，还保有吸烟的爱好。她1935年嫁到刘家，1938年生第一个孩子；家里有三十余亩土地、三四条耕牛，大女儿招的女婿相当于长工角色，偶尔还会请工。1952年土改时，已经分家独立的大女婿在土改的风潮下，忌恨岳父，主动举报，导致本是普通地主成分的岳父被判劳改，一去12年，1964年正月二十六才回家，1971年去世。在大集体时代，老人的二儿子常在劳作休息时间给他人理发，虽然是义务性的，仍曾被别有用心之人警告，“大家找他理发要小心，毕竟是地主的后代，当年是被你们斗过的，万一要报复你们，他手中的刮刀随时能要了你们的命。”这也反映了熟人社会中农民的复杂心态，在土改风潮下，一切社会关系变得无关紧要，阶级界限必须十分清晰，站队要明确。而在风潮过后，对于当时的言行涉及到的对象，难免有一种惭愧和害怕的担忧。作为财产被没收一空的典型家户，老人对土改的总结十分精炼，“打富济贫”。
双坪村的前身是国有双坪采育厂，面积达132.7平方公里，幅员辽阔，小聚居大散居十分显著。12日的目的地已经较为偏远，摩托车半余小时的车程后来到朱贤思老人家中拜访。土改前家中共有7口人，下地干活时，部分幼小的兄弟放在箩筐中挑着随行。种地之外，也采挖党参一类的药材贩卖，加之给人做点工，换取一些苞谷补贴家用。土改时全家都是贫农成分，分斗争果实时，由于东西少分者多，也仅得到一个木盆，但分得了几十亩土地。
下午时分，经过多番打听，走上了一条上山的泥泞小路，途中不时需要拨开积满雨水的树枝和杂草，而半山腰上的这户人家，显然让我十分震惊。迄今走过村庄十余，入家串户一百五十不止，今日所访这位老人，住处最为寒酸简陋，家徒四壁俨然不足以形容何等寒碜。竹篱笆搭建，稻谷草盖顶，单结构的茅屋，进门后零散的堆放着粮食和农具，进深一米左侧是床铺，右侧是土灶。灶门前生着烟熏火燎的柴火，挪了粮食口袋搬下一把长凳，围着灶前的柴火，在穿过没有任何遮挡的竹篱笆肆虐而来的阵阵寒风中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口述。老人今年82，老伴79岁，育有四女，老三、老四已迁至重庆奉节，曾和老二一家生活。老二在乡路边建好房屋后，老人随住，多半时候闲在家里，时间不长，由于难以忍受女婿的打骂，遂决心重回山上。老人2010年上山，如今已住满5年。紧跟我们的步伐，二女儿随后进门，以为是带来了老年人福利的她得知我们来意后失望难掩。难得上山，果然也没空手，带有一个背篓，带走老人一袋贮存的玉米，留下我们心情复杂的后辈。这个远离公路，隐藏在森林间的茅屋，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民所不知，仅有一条尺余宽崎岖小路，显然是在山间踩踏生成，化雪的天气，稀泥烂浆，步履艰难。在新世纪的今天，仍然不通电的茅草屋，被后人抛弃，与村民隔绝，更为世人所遗忘。我们的到访，老人话匣渐开，欣然畅谈。访谈记录一段人生史，镜头定格几张（或许就是最后几张）老人的画面，将小人物的历史传承，把苦难的记忆追述，在冷暖自知，功名利禄的市井社会守住一份初心，把握一些良知，算是挥别这茅屋的内心告诫。
此后几天，随着合适的访谈对象越来越少，不得不扩大行程范围，登山、野行，一一经历一番，但收获也是巨大的，对于本村土改前后的社会形态已然有一副清晰的图景。改地解放前土匪横行，建国初年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地方武装盘踞，社会治安极其混乱。以自然村为单位，居住较为分散，土地多为四川（包括今天的重庆）一带的城居地主所有，村内地主土地占有量相对较低，经济实力薄弱。总体来说，地主、富农较少，中农略多，贫雇农占绝对多数，但佃户和佃主关系并不紧张，灾荒年会推迟交租期限。村内姓氏分散，基本不存在一姓独大的情况，可以追溯的历史上没有宗族文化，以自耕为基础，农民的的个体性较强。土改时，每个自然村下派了一名工作队干部，在访贫问苦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继而通过扎根串连找出受苦的“根子”，动员贫雇农。充分收集到佃主“罪证”材料后，工作队适时召开诉苦大会，进一步点燃群众情绪，“煽动”贫苦大众揭发、控诉，与地主划清界限。整个过程推进较快，并没遇到大的阻碍，武斗也不激烈，只是部分群众“扇耳光、揪耳朵”。应该说本地土改十分顺利的重要原因应是土改前夕的“清匪反霸”，肃清了恶霸地主，形成的震慑力也为土改中地主阶层的配合打下了基础。而群众对于业已稳固的中共政权充满信心，对“不一分钱分得土地”有甚高的期许。即使如此，土改对乡村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尤其是对熟人社会的撕裂是彻底性的。在诉苦中，普通民众纷纷走上权力挥发的舞台，与地主阶级毫无余地的决裂。此后，在有组织的监视中，这种决裂得以更为深度的延续下来，“三去掉”（去掉家门关系、去掉亲戚关系、去掉媳门关系）更是强制性割裂了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
调研感悟
经过在中农院几轮调研的洗礼，已然不受任何困难所阻碍，进村入户，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也十分顺畅。而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沉下心来，在多年的城市生活后，将视角重新放回农村，体验、感悟和思考。与此前的问卷调查所不同的是，口述史访谈更在于深挖农民的个体经历，从无数个小人物的本真记忆、历经岁月沉淀的点评中重新透析历史，解构政治行为，一方面是抢救历史，服务于社会公益，一方面是开拓更为广阔的学术新天地。
一个周的驻村调查，短暂而充实，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山村，隐藏着多少不为外界所知的秘密与往事。随着老人们的逐渐离去，它们都将归于尘土，不为人知。想及此，便不自觉的深感重任在肩，任务艰巨而又紧迫。
民间历史无疑是研究的富矿，个体所呈现的是丰富不单调的叙事，往往比主流定位更能带来思考和启发。将我一步步引入田野深处，学会调查，学会思考，我要感谢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执行院长邓大才教授，他们的战略眼光和学术情怀让后生敬仰，“两个课堂、两个老师”的创新教学方式也让我得以迅速成长起来，在调查上越发熟练，在学术上逐渐入门。我要感谢陪伴我调查的新识小友张侠，冒着严寒，上山下地，甚至为了其他老人提到的另一位可能还在世的潜在受访者，驱车三十余里前去寻找。他虽然学历不高，但访谈中认真听述，不时为我翻译个别生僻方言字句，还将个别我难以表述清楚的问题用本地方言予以重述。同时，张侠家人的热情接待同样让我十分感动，在这个别样的冬季，在这个陌生、偏远的山村，为我添加了无数的温暖。最后，特别要感谢所有的受访老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体，愉快的接受了两小时，个别甚至是近四小时的访谈，为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诸多细节、完整的故事构筑了一张那个年代的情景网络，让我得以穿透时光，重新认识和剖析土地改革运动。也要感谢我的高中老友夏涛，身在异地，仍然为我联系安顿的如此妥当，为调研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在向坝乡信用社工作的高中同学付坤、郑飞也热情接待，提供了调研帮助，在此一并感谢。当然，家人对我寒冬中选择只身外出的理解与支持，是我没有顾虑，勇往直前的最大动力，谢谢你们！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学术之窗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