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山水的“命运”——鄂西南清江流域发展中的“双重脱嵌”
近年来，以“水利社会”为视角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人类学家王铭铭将“水利社会”界定为“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流域社会作为“水利社会”的一种重要类型备受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多关注于某一流域的诸多村落如何通过水力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民间习俗的运行、象征体系的构建等形成一个区域性的社会关系体系。传统社会中，除宗族、婚姻、集市、行政等，流域也是一种重要的区域社会组织方式。那么，在现代化发展的冲击下，这种组织还能不能延续？如发生改变，产生了哪些社会组织后果与生态后果？本文基于鄂西南清江流域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试图从人类学视角，呈现和诠释一个流域社会在经历现代工程对自然的改造、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冲击后，其社会组织、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
聚焦于现代化问题的发展研究已成为人类学的一个特定议题。各种相关理论视角中与本文最相关的是，发展主义或现代化理论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以及相关的社群生活和社会结构。阿帕杜雷（A﹒Appadurai）通过印度西部一个农村地区的案例指出，现代农业知识系统不单在物质上对农村带来消极影响，还造成对农村社群和文化生活的破坏。马格林（S﹒Marglin）对墨西哥农业的“绿色革命”的分析指出，高科技农业取代传统农作物及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不仅是生态灾难，更是对当地社会结构的彻底破坏。
上述研究表明，现代技术在传统农业社区中运用，不仅改变了生产手段，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社群的知识、价值，以及社群的生活方式。这些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启发：首先，相比印度或者墨西哥的农村村社，中国传统的流域社会是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层次，不仅规模大得多，组织方式也复杂得多；其次，现代化对流域社会的冲击，并不仅限于现代技术的运用，更重要的是与技术运用相关但完全不同的跨区域、甚至跨国的市场体系的强大力场。
此外，对于现代化如何冲击传统社群中的知识和价值，还有必要用象征人类学来深化分析。知识系统不仅是嵌入社群生活中、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相关，更是嵌入生态系统中、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相关。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正是从混融的社会—自然关系中“脱嵌”出来的客体化的自然。基于此，本文关注在传统流域社会解体的过程中，社会与自然关系如何发生变化，与此同时，社会内部自身的组织方式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一、清江流域的航运史及船工组织
鄂西南的清江流域，是今土家族聚居的核心区之一，清江也被称作土家族的“母亲河”。清江流域居住的主要有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土家族数量占优。清江，古称夷水，属长江水系，是长江中游湖北境内仅次于汉水的第二大支流。从湖北省利川市齐岳山以西的庙湾发源，其干流自西向东流经湖北利川、恩施、建始、巴东、长阳等县市，于宜都市注入长江，全长425公里，流域面积1.67万平方公里。
作为鄂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水上通道，清江历史上一直是民族迁徙、人群流动的走廊，而大规模的航运主要是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之后得到长足发展。此前，以水运为依托的川盐外运的盐道、围绕市集贸易发展起来的商路以及官府驿道都对清江流域跨区域交通网络的形成起到奠基性的作用。“改土归流”之后，大量汉族移民进入清江流域。这些汉族移民由政府统一安排，同一地区的移民多来自同一移民地，大多是以家族形式移居。随着汉族移民与当地民族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外来日用百货大量涌入，当地山货、土特产源源不断地输出，清江流域呈现百货流通、商贾云集、市场繁忙的景象。
清江航运的兴起促进了区域性社会组织的发育，反过来区域性社会组织的发育成熟又保障了航运的顺畅进行。航道通畅的背后需要一套运作良好的社会组织作为支撑。资丘上游河段，短水运输“逐滩交卸”的特点，更是必然强化各滩船户之间的交互协作。一般来说，船工来自流域沿线的各个村落，多由成年男性构成，形成类似“兄弟会”的组织，他们在航行过程中风险共担，患难与共，结成一个命运攸关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内部有着明确的劳动分工、行业禁忌、祭祀仪轨以及劳作习俗，祭祀共同的行业神。从整个流域的社会组织来看，类似“兄弟会”的船工组织是最基本的组织单元。不同地域的船民们自发结成帮派，通常以通航江河或地域为界，大船帮下面有小船帮。船帮的首领多由当地权势人物担任，他们的职责是主持帮会、订立帮规、接洽业务、调解纠纷、安全监督、疏滩保航等。
同时，还有一些将流域沿线各埠头、峡口串联起来的区域性社会组织。例如成立于民国13年（1924年）的“长阳船业公会”，其宗旨在于祛除河道积弊，维持船业运行。还有围绕着航运事业而形成的商会、煤业公会。如资丘商会于民国十一年（1922）成立，其宗旨在于开通商智，联络商情，改良商品。在这个航运组织体系中，层级越低内部联系越紧密，层级越高内部联系越趋松散。因此，船工组织作为流域社会的组织内核，是最为稳定的，也是整个社会得以组织化的关键。从影响力和辐射范围来看，类似“兄弟会”的船工组织所关联的不仅仅是这些男性船工，还有他们每个人所牵附的家庭、家族以及村落。可以说，船工组织作为最稳定最紧密的组织内核，它带动的是整个流域沿线村落的关联与互动。
船工组织作为流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具有涂尔干所说的法团（corporation）性质。在涂尔干看来，法团既是一个具有道德纪律的职业群体，同时也是一个宗教社团，拥有各自特有的神灵和仪式。关于清江的传说和祭祀仪式正是由船工组织所承载的。今天，清江沿岸还流传着一首《向王天子开清江》的创世古歌，歌谣中的“向王天子”，被清江流域的船工尊为保护神。农历六月六为一年一度的“向王节”，专门祭祀向王天子。这天是清江船工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船工们都要停航靠港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活动的仪式大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或者更晚一点，随着船工组织的解散而退出了历史舞台。近年来，随着长阳旅游业的发展，祭祀向王天子的祭典又在各种仪式场合被重新操演。明清时期，清江流域的长阳、巴东、建始、恩施、五峰等县都建有向王庙，仅长阳境内就曾有44座。可见，对向王的尊崇是整个清江流域区域性的文化现象。在向王从行业保护神上升为整个社会神圣王权的过程中，船工组织成为流域社会知识体系的主要担纲者，他们在流域内分工协作的一整套生产实践知识，及其关于向王崇拜的仪式象征活动，构筑起流域社会的知识体系。
长阳的船运组织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1953年废除了封建把头和行帮，组织民船申报户口，实行船舶定港定位，把民船运输纳入国家管理范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船工被组织成5个运输合作社。1958年，5个运输合作社合并为木帆船合作运输公司。几经更迭，2005年长阳航运公司由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陆路运输的发展，清江水运逐步退到次要位置。而80年代以来，受到高坝洲、隔河岩大坝修建的影响，清江货运业务日趋萧条，航运公司将主要运力转向长江运输，同时发展水上客运和旅游。
二、大坝的修筑：从流域到库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清江干流梯级开发工程启动。随着隔河岩、高坝洲、水布垭三级水利枢纽工程的陆续建成，长阳县形成“一坝”（隔河岩大坝）“两库”（隔河岩库区、高坝洲库区）的新格局，清江航道水深沿程加大，区间内的航道条件得到改善。但从客观上来说，清江流域梯级开发使得原本畅通的河道被“两坝”（隔河岩大坝和高坝洲大坝）切断为三段库区水域，加之设计之初航道规划等级过低，过坝设施（升船机）设计不够合理，造成过坝通行能力低等因素，导致清江水运只能实现区间性通航。航运业退居水利事业的次要地位，水力发电以及由此带来的库区渔业养殖、旅游观光业开始发展起来。
从流域到库区的变化，改变了水的形态以及山水的关系，昔日高山环绕、峡谷深切、江流湍急的态势化作高峡出平湖、百岛棋布的格局。清江水流的变化容易被直观感知，而船工组织的崩解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却不轻易为人所知。首先是随着船工组织的崩解，联结流域社会的纽带断裂，流域内部变成原子化的村落；其次，航运的急速衰落与新兴陆路发展的滞后，致使长阳境内的交通运输方式发生巨大转变。当前长阳县域的道路交通呈现外向型发展、内部交通条件严重滞后的局面：一方面，沪蓉高速、318国道、宜（昌）万（州）铁路穿境而过，这让长阳与武汉、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交通更加便利；另一方面，长阳境内的交通状况却令人堪忧，县域内部交往的通畅性受到一定阻碍。此外，最重要的还是新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出现及其所带来的知识体系的转变。
三、山水“资源化”与作为新型知识体系的现代农业
山和水构成了长阳基本的生态景观。位于鄂西清江中下游武陵山区的长阳，历史上的地貌被描述为“八山半水一分半田”，为典型的山区地形。同时，地貌、气候、土壤、植被等都呈现显著的立体型分布，人类的生计活动以及资源获取方式也随着这一垂直分布的特性而呈现明显的生态适应性。由河谷区的农渔结合，过渡到低山的农林牧副结构，最后过渡到半高山以上地区的林牧结构。
随着清江流域梯级开发、“一库、两坝”的形成，山与水的关系发生变化，水域面积增加、耕地减少，基本地貌被重新表述为“七山二水一分田”。过去，山是贫穷的象征，如今，山成为致富的宝库。自“八五”（1990-1995年）以来，长阳相继提出了“五山经济”（五山：高山无公害蔬菜、白山羊、半高山魔芋、低山茶果、山间根艺盆景）和“四水经济”（水产养殖、水上旅游、水力发电、水上运输）的战略构想。山水的资源化、审美化正是自然被对象化、客观化的典型表现。以下分别以“高山蔬菜种植”和“网箱养鱼”为例阐述长阳如何将山水“资源化”。
高山种菜古已有之，并非当代的发明，但传统的高山蔬菜是零星的、粗放的、小规模栽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高山蔬菜（尤其是反季节蔬菜）规模化商品生产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长阳县规模化的高山蔬菜种植始于1986年，经历了由小菜园到大基地，由小农户到大市场，从小生产到大产业的转变，实现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的跨越，已逐渐走上了一条规模化、精细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目前全县共有高山蔬菜种植面积50万亩，连片30万亩，年产量100万吨，实现产值20多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40%以上。高山蔬菜产业已成为长阳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
高山蔬菜依托于山，网箱养鱼仰赖于水。随着国家对清江流域的梯级开发，在长阳县境内形成了13.6万亩的优势库区水面，总库容达43亿立方米，库区内无工业污染，水体水质清澈，为发展水产业提供了优越条件。与此同时，由于库区水面的形成在全县淹没农田8万多亩，造成移民3.7万余人，长期以来，依靠发展水产养殖和从事渔业捕捞成为库区沿岸失地移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截至2013年底全县共有网箱养殖户820余户，有滤食型和精养型网箱20214只、约40万㎡，产量11251吨；围栏养殖1000万㎡，产量6300吨。
作为当前长阳山水资源利用的两个典型案例，高山蔬菜种植和网箱养鱼都是以现代农业知识体系为主导的一整套科学养殖实践，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机械化的生产技术和经验通过农业专家、科技人员教授给农民。
对于高山蔬菜的生产，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需要，长阳县配套了从选种、测土到深加工等各生产环节的技术服务，并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对高山蔬菜等特色农产品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利用各类农资连锁店、科技示范场、科技示范户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形成多层次的农技推广服务网络。现代农业知识的推广还有另外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强化县院（校）科技合作，长阳县与省内重点大学、科研机构等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以县科技示范园为载体，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并对高山蔬菜无公害生产的农药及肥料控制，开展了联合攻关。
标准化的发展，依托于机械化的普及。长阳县大力推广微型耕机、插秧机、机动喷雾器等各类农业机械，提高农业机械应用水平。到2015年，全县机耕、机播面积占到耕地面积的80%以上，机收面积占到总播面积的30%以上。标准化、机械化的推广背后有强大的现代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做支撑，长阳县在全省率先建立了县级农业信息网络，初步探索出了“五个到哪里”的现代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即“板块基地建设到哪里，技术力量就倾注到哪里，基础设施就配套到哪里，龙头企业就联结到哪里，市场物流就畅通到哪里”；做到“技术服务到乡，公路硬化到村，沟渠灌溉到田，水肥利用到地”。
网箱养鱼同样需要依托技术的标准化。长阳县近年来大力推广在精养网箱外再进行套养的立体养殖技术和网箱养殖标准化生产技术，制定了《无公害清江鮰鱼质量控制措施》、《清江库区网箱养殖技术操作规程》等，并将这些技术资料制成警示牌，逐一发放到户；与省内外科研单位联合开办渔业健康养殖和标准化生产培训班和现场会；各养殖户被要求每天据实填写《网箱养殖日志》，对每天的天气、水温、养殖鱼类健康状况、投入品使用情况等进行详细记载，主管部门不定期对网箱养殖日志填写情况进行抽查，对未按标准操作者进行处罚乃至限制市场准入。据当地统计，目前，全县水产标准化生产技术普及率达到85%。
在现代农业体系中，转型成功的家户多是家中青壮劳力迅速接受和掌握科学种植养殖技术并能敏锐洞察市场行情的群体。仍旧抱持着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老一代农民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劳动，他们有关农家肥的施用知识、按节令生产的农作周期、套种混种等小规模的栽种方式都已经被前述充斥整个生产过程的各种标准化技术所取代。现在的农户能够依靠的只有各类技术人员、专家学者、种籽商人、化肥商人来为他们解决栽培技术、施肥管理、选种播种的问题，他们的知识体系已经基本为现代农业知识所垄断。
四、山水资源化的生态与社会后果
山水成为被对象化的客体，成为被开发利用的资源，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生态后果与社会后果。
高山蔬菜种植在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的同时，生态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首先是加剧造成水土流失的危险。国家规定耕地与林地的坡度分界线为25度，但是由于高山蔬菜种植的经济效益突出，陡坡种菜甚至毁林开荒的现象依旧普遍，光头山已经出现，原本茂密的森林被连片的菜地所取代。高山区域本应是水土保持的重点区域，一旦高山区水土流失严重，它将严重地影响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其次是土壤污染的问题。由于普遍进行规模化种植，同一片土地连续种植同一种或同一类蔬菜，品种相对单一，连作问题严重。此外，因为主要依靠化学肥料来为土壤补充营养，致使土壤环境恶化，陷入肥料施用越多，病害越频繁，防治越难，恢复难度越大的恶性循环中。再次，目前长阳县高山蔬菜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主要是依靠不断扩大种植面积来实现的，但长阳地质环境蓄水能力原本就弱，水源问题对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有着潜在的制约。
网箱养鱼对水质的污染主要来自投放的饵料、肥料、药剂以及鱼类的排泄物、底质释放等几个方面。网箱养鱼具有密集性强的特点，不仅要求投食间隔短，而且投饵量也很大，这就加速了水体的富营养化进程。清江水质最差的高坝州库区下游，网箱面积严重超标，水质污浊、悬浮物多，气味腥臭、能见度低，已成为清江水环境污染最直接的污染源。另外，库区水域面临着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艰巨任务。隔河岩大坝和高坝洲大坝隔断了库区大部分鱼类的洄游通道，破坏了诸多鱼类的自然繁殖条件，鱼类资源由建坝前的70多种锐减到45种。
一方面，现代农业生产方式造成了生态冲击；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及其知识和操作实践，也对传统社群的社会文化生活构成冲击。在高山蔬菜种植和网箱养鱼这两项现代农业科技体系主导的生产实践中，家户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国家的技术推广、资金扶持、信息支持都是以每个种养殖户为对象。“一户一名科技明白人”的技术推广目标，成为科技普及入户的基本方式。将家户联结在一起的机制并未真正运转起来，初创的合作社建设尚未将大多数社群团结在一起。家户独立化生产中的商业因素越来越大，而社群合作越来越少。由于规模化的经营，过去传统家户间相互“换工”的方式已经不能有效解决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收获的效率问题，出钱雇工，甚至高价跨县雇工抢收的情况已经很普遍。家户生产规模越来越大，资金投入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高，而市场风险越来越大。在面临市场大波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菜农自杀的现象已开始出现。暴富之后的家庭矛盾、贫富分化等问题也显现出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寻找可供开发的资源，这正是山水被对象化和资源化的大背景。
结语：双重“脱嵌”
今天长阳县高山蔬菜种植和网箱养鱼所带来的生态问题，不仅是过度开发造成的自然生态问题，更深一层看，也是社会与自然、区域社会与外部关系转变的复杂后果。
在依托航运孕育出来的流域社会，区域性的社会关系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借助与更大范围的社会体系进行物资交换的需要，在区域内部建立起层级分明的物资流动和社会组织网络，将整个流域的村落和集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不妨称之为超域体系与区域社会的“嵌合”。“嵌合”（embededness）是经济史和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前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与政治、宗教、社会等其他活动并未明确分化，或者虽然分化，但尚未形成一个自我调节、自我强化的体系，仍然从属于社会整体之需要的状态。与之对应，“脱嵌”（disembededness）意味着经济活动借助全面、彻底的市场体系而脱离社会的控制，并把人和土地都变成商品的状态。本文借用了这一对概念，但用法与波兰尼的原意不完全一致。我们同意波兰尼的看法，认为经济活动和市场体系不应该完全自成一体，为了自身的运转和扩张而破坏和压迫社会；不过，并不主张经济活动回到与其他活动不分化的状态，也不主张取消市场机制的价格调节和资源配置的作用。我们所说的嵌合状态，指的是经济活动的组织与社会联结、自然脉络相互纽结或者有某种同构性。与之相关的，自然与社会也是彼此“嵌合”在一起的。航运组织的分工协作与自然河道的节奏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节律性的“短水运输”与“长水运输”相衔接。从更深层次看，社会的活力与自然的生命力被视为同构的，清江的野性力量被等同于向王的生命活力，以向王崇拜为表征的一整套传说和仪式都在表明这一同构性。
此后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与社会的组织方式变化有直接关系。流域社会原本构成一个区域性的资源、物资交换体系，生产和交换都紧贴自然生态的脉络。航运实现了物资的远距离交换，使得流域两端不同的社会—生态类型有机勾连起来。在以应用大型工程技术和全球化市场体系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冲击下，这一交换体系被打破，区域性的贸易体系转变为原子化的村落和独立生产的家户直接与脱域的市场对接。长阳出产的高山蔬菜、清江鱼多外销武汉、上海、广州等周边大城市甚至出口海外，不在本县域内销售。全球化市场体系诱迫原子化的村落和个体化的家户，向内开发山水资源，依赖对周遭山水的“资源化”寻找生存之道。在“资源化”过程中，原本与经济活动和生产组织相贴合的自然，在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生产组织和知识运用下，成为无差别的生产资料，失去了原先的节奏脉络，变成了平面化、实体化的客体，从而与社会“脱嵌”。同时，在越来越多地卷入全球化市场、成为巨大的外部市场资源性商品供应地的过程中，长阳当地的贸易网络则进一步弱化，社会内部原本纽结在一起的纽带松散化，使得卷入全球化市场体系的村落和家户与市场体系之间的抽象性联系，反而要远远大于它们与本区域其他村落和家户之间的具体性联系。这种脱域体系（卷入其中的家户是其代表）与区域社会的“脱嵌”，跟社会和自然的脱嵌，二者相伴而行。
其实，在人类学文献中，并不缺乏对原住民的地方社会如何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描述和讨论。西敏斯（Mintz，1986）追溯了英国和加勒比海甘蔗种植园之间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糖成为英帝国税收的重要来源，具有携带性的权力（carrying power），在这个政治经济的权力格局中，加勒比海地区被深深地沦为原料产地和宗主国的附庸。陶西格（Taussig，1980）在《南美洲的魔鬼与商品拜物教》中展示了南美洲种植园工人和矿工魔鬼崇拜的社会意义。萨林斯（Sahlins，2003）指出“一部世界体系的历史必须发现隐遁于资本主义之中的文化”，他强调要从当地人的宇宙观来看待资本主义与本土文化之间双向作用的过程，在被卷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地方社会本土应对的方式会被强烈地激发出来。
但这些研究和讨论中，被资本主义体系冲击和殖民的对象多是文明程度不高、社会组织简单的社会，而且对资本主义冲击的回应，大体上只在象征层面。本文讨论的清江流域则明显不同，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冲击之前，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文明国家的一部分，曾依托前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形成了复杂而紧密的区域性经济和社会关联。而且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是在强有力的国家在场、甚至着意推动的情形下发生的，有可能对资本主义体系冲击作出比简单社会更有力的回应。费孝通（2001）在20世纪30年代所描述的江村蚕丝业也面临着本土的传统手工业如何通过现代技术改良来面对世界市场问题。在费孝通看来，丝业改良活动中产生的运销合作社，正是地方的文化创造，地方社会新的知识群体的形成是有可能主动应对市场的。费孝通的讨论超出了前述人类学文献把对资本主义市场冲击的回应局限在象征领域的做法，体现出文明社会回应冲击时的能动性。
本文描述的鄂西南清江流域的社会转型，是区域性流域社会向原子化村落转型的过程。船工组织的消失和现代农业能手的出现，正是转型过程中社会知识更替的突出表现。船工组织作为流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在流域内分工协作的一整套生产实践知识，及向王崇拜的仪式象征活动，构筑起流域社会的知识体系，向王天子-廪君的信仰和知识也是整合流域社会的主要力量。而接受了现代理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农业能手正在成长为这个社会新的知识群体，他们所参与的现代农业实践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对传统社群的社会文化生活、社群价值以及生态环境构成巨大冲击。在被深刻卷入世界市场体系的过程中，这一新知识群体能否重建地方社会，充分发挥地方的主体性来应对市场，关系到当地发展的前景。
本文对鄂西南清江流域的社会和生态变迁的描述和分析，目的不是重述一个原生态的地方社会如何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冲击，或其田园牧歌式的旧景致如何值得怀念，也不为强调地方社会的象征体系在冲击下发生了如何创造性的转化，而是想指出，传统流域社会依托超区域体系的经济活动来编织区域社会网络、使经济嵌入社会和自然的智慧和实践，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我们今天对世界市场的接纳和参与不应是被动的，而应该结合国家在场的力量、社会组织的参与、及当地人的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组织经济活动，使其既能有效参与更大范围的市场分工，又能为重建村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社会互动、联结提供框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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