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故乡”征文大赛参赛作品——今天刊发的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吴文兵的返乡作品。作者以社会学的视角，叙述了正在上演农村婚姻“大跃进”之怪象，并对其进行了反思。
一
迎生在云南做生意，过年那几天是店里生意最好的几天，迎生决定不回家过年。但是到了腊月28，迎生突然从云南回来，母亲此时便猜，定是回来相亲。一问，果然如此。到了正月初八，突然听说迎生要去注册结婚了。我大惊，为何短短9天时间，两人就会从陌生人变成夫妻？于是我便问，为什么不等相处一段时间后再结婚？迎生回答：“没时间，等结婚以后再相处。”
然而，迎生的婚姻之前过得也并不顺利，去年上半年，他中途也回来过一次，原因也是因为相亲问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迎生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匆匆忙忙结了婚。按照当地的风俗，订婚时需要交聘金，迎生一共交了15万，女方回赠了5万。结完婚后，迎生带着新婚妻子到云南，准备在一年之内生小孩。
但是意外发生了。
在去云南的飞机上，女孩突然呼吸急促，情况十分危险。于是一下飞机，迎生立马将女孩送往医院，经过救治，稍有好转。此时迎生开始怀疑女孩是不是得了什么严重的病，而女方的父母此时也不向迎生透露女孩的病情的任何信息，越是如此，迎生越是担心。如果女孩真的得了严重的病，那么治病的医药费肯定是得迎生出，因为从法律上来看，他们已经是夫妻，而这对迎生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即便是结婚的15万聘礼，也是迎生父母打工10多年下来的辛苦积蓄，此时家中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去支付昂贵的医药费，于是迎生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女孩所患的病。最终得知，女孩患的是一种严重肺部疾病，医治的医疗费用很昂贵，于是迎生开始后悔和其结婚，并开始盘算和其离婚。
最终，迎生觉得女方父母故意不将女孩患重病的消息告诉他，因此觉得自己有理由离婚，并提出要将另外的10万元聘礼钱索回。这一方案遭到了女方的拒绝，女孩父母认为，女孩已经和迎生结婚，如果立即离婚，女孩的名声便会遭到破坏，迎生非但不能拿回聘金，并且需要再付4万的名誉损失费给女孩。双方通过反复谈判，迎生最终妥协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必须立即离婚，他觉得自己不能承担这莫名昂贵的医药费，因此接受了在不索回聘金的前提下，再补偿女孩4万名誉损失费。
为此迎生叫苦连天，因为前前后后自己损失的聘金、补偿金、耽误的工时和医疗费用，据他所述，至少损失了18万之多。而这些钱是迎生父母至少10年的打工积蓄。
我问迎生，为什么在注册结婚前体检下，迎生回答说：“没时间，当时只想着快点把婚结好，觉得结婚完再怀个孕算是稳妥了。”
“为什么没时间呢？”
“我之前常年在外边做生意或者打工，每年在家只有10多天，而女生也是常年在外打工，回家也是一个多月左右，所以，如果想稳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婚结好，然后把女孩带我打工的地方，一年之内，生个小孩，这才算稳定了。而女方父母必须在我交了聘礼之后，才愿意让女孩跟我出去打工，所以我想既然聘金都付了，干脆婚也顺便也结了。”
而如今，迎生的第二次爱情同样遵循着“大跃进”的步伐。
无独有偶，这种“大跃进”婚姻并不仅仅发生在迎生身上，在乡村的婚姻市场上，随处可见。
小花刚满18岁，但这已经是她在福建打工的第二个年头。她一回家，家里就开始“热闹”了起来。各种人上门做媒，其中一家男孩的父母和男孩均在浙江打工，男孩腊月27到家，腊月28就到小花家说亲，而男孩正月初十左右就要重新启程去浙江打工，按照男方父母的说法，最好是在正月初十前将所有的结婚手续全部办妥当，然后让小花和男孩一起去浙江打工。
二
从迎生的例子来看，这种“大跃进”式的乡村婚姻现象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婚姻双方刻意追求快速结合的方式，而最终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
在乡村地区，父母对小孩有两个期望，一是读书，二是成家。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村的子弟而言，教育不能承担起其父母的期待，因此一旦小孩求学过程受阻，父母便将目光转移到婚姻之上。对父母而言，为小孩完婚被当作是他们的一种责任。
在婚礼的聘金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农村子弟几乎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务工收入去支撑，他们的婚礼聘金大多为父母前半生务工的积累。当父母将几乎全部的积蓄压在了小孩的婚姻上后，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种“大跃进”式的婚姻形式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家庭稳定，因为一旦婚姻失败，家庭即陷入破产的危险。
三
毋庸置疑，这种“大跃进”式的婚姻形式和传统的乡土社会的婚姻相比较，出现了剧烈的变迁。
就传统婚礼而言，其涉及到两姓联姻的质量和稳定性，涉及到宗族的昌盛与否，“昏礼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谨慎的婚礼促进夫妇之间相亲相爱，这是婚礼的基本原则，也确立了男女之别，即夫唱妇随的家庭关系。
传统婚姻的仪式还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和成婚。
而根据笔者的调研发现，“大跃进”式的婚姻形式正在侵蚀着传统婚姻的要义。
首先，婚礼的形式被简化，从一般意义上上看，保留的形式仅剩下纳徵和成婚。而就这两个过程而言，其意义也和传统意义不同。传统意义上的纳徵代表的含义在于一种仪礼象征，代表了婚姻的初步商定。而随着聘金的步步升高，聘金逐步成为父母“剥削”女婿的一种方式，在乡村地区，聘金的多少经常会成为一个话题，从人们经常将嫁女儿说成“卖女儿”就能看出纳徵的传统意义业已消亡殆尽，而剩下的关注在于金额的多少。婚姻商定与否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双方父母是否就聘金问题达成一致，女方父母倾向于抬高聘金，而男方父母希望聘金越少越好，但是在聘金的问题上，由于主动权掌握在女方父母的手上，因此，大多时候男方处于妥协状态。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面子工程也是太高聘金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旦有一户人家抬高了聘金，四方皆知，竞相跟风。
此外，对于成婚而言，人们并不重视这个仪礼，其看重的是女孩是否怀孕，在男方看来，怀孕才是婚姻的保障。对于此，双方父母都心知肚明，由于平时大家都在外务工，并且大多时候，男女双方处在不同地方务工。男方最想的做的是将女孩带往和男孩务工地方相处，一旦女孩怀孕，男方便开始掌握了主动权。而女方父母深知这点，因此不会轻易答应，除非有高价的聘金，女孩父母才会同意女孩同男孩一起出外务工。
四
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乡村婚姻的“大跃进”的怪象呢？
首先，工业化和城市化。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社会变迁的主题是工业化、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冲击最大的是传统农村的伦理秩序。婚姻的传统与现代的反差正反映了巨变中的传统农村的一场革命。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不再拘泥于婚礼的繁文缛节，而以实用主义为导向。
其次，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不能在城市立足，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在城市娶妻生子几乎不可能，而在城市相恋成亲的也只占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必须回老家完婚；但是，由于工作的缘故，每年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在家度过，而他们必须把握住这短短的十几天的“求偶季”，因为一旦错过，他们必须再等一年。
其三，农村性别比严重失衡。在传统农村，一直存在着重男轻女的现象，费孝通先生曾经叙述过溺婴现象。而性别失衡问题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变得更加严重，在我所调研的村庄中，计划生育的之前的政策（2016年前）为如果第一胎生的是男孩，那么以后不能再生。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在女孩满六岁后，可生第二胎。而实际上，大多数家庭只要没有男孩，就会一直生下去。出现的结果是村子里的男孩多于女孩。而只要女孩到了适婚年龄，便会一直有人上门做媒，男方为了将女孩接进门，会尽可能地将婚姻的所有手续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好，再带女孩一起外出打工，并希望女孩尽快怀孕，以此来保证婚姻的稳定性。
写到这儿，行文基本结束，感慨良多。由于我基本脱离了农村生活的轨迹。大多时候我已经不是农村各种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唯一能做的是记录下这“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本文叙述的是正在上演农村婚姻“大跃进”的怪象，这一切让农村婚姻变得变得越来越脆弱，一旦婚姻家庭变得不稳定，便会影响到农村正常的生活秩序，因此应该得到我们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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