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跟随未婚妻去她位于苏北农村的老家拜年。这个名叫“孙赵”的村子位于徐州睢宁县庆安镇，睢宁仍然是江苏十二个贫困县区之一，而庆安镇在睢宁全县的经济位置，跟孙赵村在庆安镇的经济位置类似，都属于中等水平。由于未婚妻老家的身份，孙赵村之于我，具备了某种意义上的主体性；而又由于这只是我第三次去孙赵村，因而这里与我的关系，又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主体的客体化”（渠敬东老师语）。这种关系，虽然可能导致我的观察不够深入，浮于表面，却同时可能有助于我发现一些未婚妻无法触及的细节。四天三夜下来，现通过广告、汽车、教育、养老这四个关键词，将我一些粗浅的观察和思考整理如下，仅供大家参考，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广告
兴许是多年记者生涯养成的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喜欢边走边看。孙赵村原来隶属于龙集乡，撤乡合并改革后归为庆安镇管辖，原龙集乡政府所在地改为龙集村，但龙集仍然是原龙集乡辖区的经济、商业中心。从龙集乡街区东侧到我未婚妻的孙赵村家，刚好有一条主干道直达，长约三公里。我特地从龙集，沿这条主干道，走回孙赵，沿途拍下了两侧房屋、路牌上的几乎所有广告。广告，往往是一个地区消费结构的集中反映。回到南京后，简单研究了一下这些照片，会发现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大多数广告的内容集中在房地产、医疗、供电、洗浴、种子、化肥、电动车等这些方面。就俗语中老百姓生活的衣食住行这四方面来说，广告集中于住和行这两个方面。
来自县城的房地产广告，指向的是年轻村民实现城市化梦想的必由之路；而电动车这些交通工具，在村际公交不健全且不具备规模效应的情况之下，也可谓是生活必需品。
相比之下，衣和食方面的广告则很少看到，唯一一条跟食相关的是庆安镇上的土菜馆，其内容是承办农村宴席，而服装方面的广告则是一条也没有看到。这可能的原因是，孙赵村民绝大多数还是在家做饭，除非重大婚丧嫁娶，下馆子吃饭的概率应该会很低。而出于农业劳作的特点，服装方面村民应该也是以实用为主，服装品牌意识在孙赵村民中应该还比较淡漠。
其次，大多数广告的刊发方源自龙集和睢宁县城的商家，其中还是龙集的商家明显居多，更有意思的是，不只是刊发的商家来自周边，就连这些产品的生产方，往往也是周边的企业。比如沃夫特复合肥出自山东临沂，贵州醇酒出自徐州的维维集团，绿能电动车出自常州，辉煌太阳能热水器出自淮安。这种商品消费结构的强烈地域化色彩，反映出孙赵村村民，尤其是常住村民的活动半径相对较小，当然，这可能也跟留守的村民多为老人和孩子有一定关系。
最后，这些广告宣传的商品多为中低档产品。我特意在淘宝上查了一下，一袋沃夫特复合肥的价格是78元，一瓶贵州醇酒是36元，一台辉煌太阳能热水器是600多元，一袋20公斤装双胞胎乳猪奶粉为170元。这跟孙赵和整个睢宁地区的相对贫困是互相对应的。
去年国庆节去孙赵村时，我给未来岳父带的酒是120多元一瓶的海之蓝，未婚妻告诉我，这在孙赵村已经是相当拿得出手的好酒。跟酒相比，当地村民对烟的消费更为看重。我今年一时疏忽，买了一百多元一条的红南京，到县城后，被出租车司机告知，她父亲自己抽抽是绰绰有余，但这样的烟拿出去待客，有点丢面子。当地接待客人的烟，至少是200多元一条的利群或金南京，家里条件更好的，会拿中华和苏烟接待。当然烟和酒都是属于带有社会资本功能的炫耀性消费，要真正考量孙赵的消费结构，还是化肥、饲料、热水器这些必需品最有说服力。
在孙赵，除了辉煌太阳能热水器外，我还看到了产自北京的四季沐歌太阳能热水器的广告，后者一台在淘宝上的价格是4000多元，相当于辉煌太阳能的好几倍；而在电动车方面，我看到的是派奇电动车和产自常州的绿能电动车，前者在淘宝上没有查到，后者的幻影2型电动车在淘宝上的价格是一台3800元，明显高于其他同类电动车。可见在热水器、电动车这些近乎必需品的商品上，高端产品在孙赵也有一定的市场。非常遗憾的是，这次无从展开对上述两类四款产品各自在孙赵市场份额的调研，将来有机会的话可以补上。
二、汽车
春节期间，孙赵村各家各户门前，最为扎眼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小汽车。我走过几条村落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些车大多为中低档轿车，品牌最集中的是北京现代（平均价格为十多万元），此外还有比亚迪（平均价格为十万元左右）和东风标致系列（平均价格在7-10多万不等），最好的一辆车是奥迪A4（平均价格二十多万元）。
除了睢宁和徐州本地牌照之外，孙赵村这几天各家停的小汽车，牌照最多的集中于常熟。这是因为有大批村民在常熟的服装企业和服装店里打工，就连我未婚妻弟弟弟妹的工作的其中一站，也是在常熟。可能的效应是，一批村民前往常熟之后，觉得当地收入和生活环境还不错，再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发动其他同乡村民前往打工。这种同村村民集中前往某地打工的现象，在中国普遍存在，或许也是一种乡土地缘意识残存的表现。而在这些汽车牌照中，还看到远在广东、海南和黑龙江的牌照。无论车的造价贵贱，也无论上牌地区离老家的远近（广东、海南和黑龙江距离孙赵村都有几千公里，自驾回家不吃不喝不睡也需要一两天的时间），过年期间，大家都一致把车开回老家。汽车，在这里，仍然是在外村民面子（翟学伟老师语）的重要体现。
三、教育
未婚妻小时候，是在孙赵村村头的小学读书，这所小学距离她家步行只需要五分钟的时间，而今的孙赵村，已经没有了小学和幼儿园，曾经的小学变成了村委会所在地。村里小孩要读书，只能到龙集街上的幼儿园和小学去念。而在龙集上幼儿园和小学的这些小孩，往往父母都同时在外打工，根本无暇顾及孩子的学业。
我的准侄子现在未满四周岁，在龙集幼儿园小班刚读了一个学期。我仔细研究过他的幼儿园教材，这套出自南师大出版社的教材不知道是不是专门针对农村孩子的，有乡俗，有农活，有传统艺术，有自然，寓教于乐，着实编得不错。
遗憾的是，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加上未婚妻的父母都是文盲，根本无从对孩子开展家庭文化教育。回乡这几天，我曾经非常努力地教侄子识字、算术、唱歌，可是没过几分钟，他就会产生厌烦，要跑去玩耍。虽然这半年幼儿园里教过普通话，但孩子仍然习惯用当地方言交流，而有些词语的发音还不太标准。
我自己没有孩子，不知道这样的状况是否属于正常，只是依稀记得，自己三四岁的时候，已经可以安静地在家里看小人书。如果侄子长期保持留守儿童的身份，我很担心，他将来是否能考上好的大学。联想到今天读的一则关于北大清华农村生源已经降至一成的新闻，我的这种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
我未婚妻是孙赵村为数不多的研究生，而且还是女研究生，她之所以能现在在南京还有一份相对体面、收入尚可的工作，跟这一点有着直接关系。相比之下，中专毕业的弟弟妹妹只能辗转于常熟、无锡、南京等地打工，现在在南京，由于是在亲戚任职的公司工作，收入还算可以，然而这种状况却是不可持续的。弟弟弟妹已经在睢宁县城很好的地段买了新房，然而他们之所以迟迟不回睢宁陪孩子，就是因为在睢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拍摄孙赵村广告的时候，我也看到过两则招工广告，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如果弟弟妹妹回来，两人合计四五千元的收入，减去房贷月供和小孩上学日常的花销，真可谓是捉襟见肘。而如果一直留在南京打工（前提是能够一直有亲戚帮助，一直有比较高的收入），侄子得不到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将来的教育终点很可能还是技校或高职院校，继续做蓝领工人。
当然，弟弟妹妹相对于孙赵村其他同龄人来说，其走的路可谓是已经主流、正经得很多。根据我未婚妻的讲述，他们村很多年轻人，包括她自己的一些同龄兄弟姐妹，在外就是依靠捡（偷）垃圾、破烂，给黑社会看场子等跟黄赌毒相涉的行业为生。教育方面难以为继，难以积累足够的文化资本，技术含量低的蓝领职业又收入过低，走向边缘职业几乎成为这些年轻人的必然选择。而随着娶妻生子，他们的职业和生活往往回归常态，当然也有部分人在涉黑之路上无法自拔，越走越远。孙赵村年轻人的实际状况，跟英国民族志名著《学做工》和去年国内热议的人类学论著《我的凉山兄弟》里的相关论述，几乎有异曲同工的一致。
四、养老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孙赵村开始推行农民集中居住。跟富裕地区农民拆迁，一人能换好几套房子相比，孙赵村的拆迁补偿几乎让人欲哭无泪。未婚妻家三面九间房，几百平米的面积，核算的补偿费居然只有4万多元，而集中居住小区的房子售价则在10多万元，这意味着我的准岳父岳母在即将放弃宽敞的居住环境的代价之后，还要自行贴补十万元左右才能住进小区。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准岳父今年可以退休，然而每个月能领到的养老金只有100元左右，再算上八亩地折算的一年1200元的种田补贴，老两口如果搬进新小区，一个月的净收入只有300元左右。因此不管是为自己养老，还是为未婚妻的弟弟弟妹还房贷，准岳父过完年后，还要再去上海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工地上一天的工钱是150元，包住不包吃，全月无休的话，净收入也就三四千元，但这样的收入，已经是自己养老金的3、40倍。
由此，我想到了自己的父母。父母也都出生成长于苏中地区的农村，距离孙赵村大约三百公里。幸运的是，在三十多年前，前者通过参军后转业，后者通过考上中专后分配工作，双双离开农村，到城镇就业。父亲在商业系统工作，早在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下岗，自己单干散装酒批发，一直勉强温饱度日。在我的记忆里，一直觉得父亲基本上没有享过什么福。然而就在去年，父亲退休，现在每个月的养老金是两千多元。相比之下，在医院工作的母亲一直勤奋学习、工作，自考大专、本科，如果不是英语卡壳的话，可能研究生文凭也已经拿下，在退休前拿到正高职称。因此，她现在的养老金比父亲又要高出不少。我的父母比我的准岳父岳母早走出农村三十多年，母亲又比父亲的学历和职称明显高出一筹，他们四老现在的收入差距，或许可以不费脑筋地用教育投资回报来加以解释。然而仔细推敲的话，恐怕并非这样简单。同为六十岁老人，仅仅因为户口身在农村和城镇，养老金差距就达到如此大的程度，这真的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吗？如果抛开对于各自亲人的感情因素，相信每一位读书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事实上，无论是前三十年的工农剪刀差，还是后三十年的城乡二元户籍机制，中国城市的大发展，一直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巨大牺牲和剥夺基础之上的。因此我曾在自己朋友圈里说，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一个在城市生活的人，都对当今农村地区的衰败和困窘负有原罪。今天，我们在城市里工作、读书、歌唱、文艺，自在生活；而就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来自农村的所谓农民工辛勤劳作，不畏脏苦，他们当中却很少能有人获得在城市的合法居住身份（户口）。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在讨论农村的空心化，但我个人认为，这种空心化实际上是一种伪空心化。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然在城市里打工多年，但仍然缺乏留在城市，取得城市户籍和福利保障的资本和能力。等到他们像我的准岳父那样，劳动能力减弱之时，他们还将回到农村养老。而在现行体制下，等待他们的，是微薄的养老金、逼仄的居住空间（集中居住）和老无所依的境地。这几天，央视开始推出“你孝顺吗”的新闻专题，这个时候国家媒体重提孝道，我将其更多视为养老金缺口极大，老龄化社会里政府养老难以为继的一种无奈之举。而对于那些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对父母不闻不问的农村老人来说，等待他们的就是凄凉、悲苦的晚年。去年，有一部张涛导演的独立电影《喜丧》，正是反映山东农村地区老人悲惨境地的优秀影像作品，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一看。
由此，我开始明白未婚妻时常念叨的“工农在中国从来都是对立阶层”这一论断的由来。如果说在建国之初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决策者是因为经济总量较小，制定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的话，那么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的今天，是时候反思这一策略对于当下的适用性了。户籍门槛的降低和开放，工业、服务业对农业的反哺、城乡收入和保障体系的一体化，都是摆在现任和接下来几任领导人面前迫在眉睫的任务。因为作为法理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平正义理应成为国家政策制定的第一原则。
我也进而对于了解中国城乡差距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前世今生，充满了莫大的兴趣和使命感。无论是自己接下来要从事的工作，还是自己即将计划开展的学术研究，或许都可以以此次孙赵村之行作为起点。
作者简介：许金晶，金陵读书协会常务理事，“书与艺”系列线下沙龙策展人，民谣唱作人，独立书影音评论者，北京大学南京校友会副秘书长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会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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