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春节逼近的时候，都是对返乡大潮关注度最高的时候。
近日，连续两篇关于乡村的推文引发了广泛关注，分别是广东金融学院黄灯教授《一个乡村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和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解决乡村衰败难题的“牛鼻子”看哪里》。黄灯教授以农村儿媳的身份从内部聚焦乡村，用其充满人文关怀的表达提出农村真实问题；秦晖教授则以人地二权和土地流转的关系为视角，旗帜鲜明的指出“乡村问题”根在“农民问题”。他们都在调查，都在提问。
乡村的问题是转型中国的问题。为乡村寻找方案，其实是为中国的未来寻找方案；关注乡村，其实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寻找体面活着的尊严。在中国大陆六代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运动中，每一代知识分子都以持续关注农村、深入农村的精神，在扎实调查的基础上，在推动中国持续发展和变革的大背景下，试图提出有效的对策，一点点去改变乡村。
如果说学者们的观察和探讨是试图“用理论归纳现象”，试图“用提问总结方法”；那么，曾经的世博景观设计大师朱胜萱的方法论称得上“简单粗暴”——边做，边总结，边调整，再做，再总结，再调整……一轮一轮持续向前。其中唯一持续不变的，是原则性的方向——“伴城伴乡”。他发起成立NGO组织“伴城伴乡 • 城乡互动研究中心”，持续聚焦中国乡村建设领域。
说起来，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倒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很少出现在最傲娇的“设计师人群”中。也许和他生长于乡村、立业于城市有关；也许和他曾经数次直面死亡被迫进行人生意义这样的终极思考有关……这些都只是揣测，至于真相，只存在于他的内心。
不久前，朱胜萱在他的故乡云南参加了一场乡建沙龙，他的分享诠释了一个乡建践行者的心路历程。也许他的经历，可以让我们真正明白人生意义并非“虚无”，总有些实实在在的内容，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
以下为朱胜萱发言原文。
一个乡建者的践行之路
朱胜萱
2010年，在景观设计领域，我认为自己达到了一个高峰，世博公园的景观设计让我有了很多的感受，甚至会有一种错觉：生活、环境可以由着自己设计的。
▲ 我们倚靠城市的强大资本，进行了土地的改良，生态水的处理，引进先进的乔木种植技术。最重要的，我们保住了大塔吊，把老上海最平凡的所见之物半掩进土地来做成雕塑，希望把开埠至今的上海记忆留下来。我们把“滩”和设计的“扇骨”相结合，代表自然和人工的对立达到最终的和谐。
然而，紧随声名鹊起而来的是一场滑铁卢，我遭遇了一场猝不及防的病。手术后一年的休整期，我常常在傍晚时分踱步来到我几年来殚精竭虑绞尽脑汁“设计”的公园，与开园时段相比，世博公园显得空荡荡的，大片的草坪和我刻意点缀上的一些诸如拖拉机、扇骨等元素，在夕阳下，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寥。
此处没有人，也没有人生活过的痕迹。尽管曾经有上千万的人来到这里，走过这里的长廊，踏过这里的树影，但没有人在这里生活。再怎么样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热闹过了，也就过了，就没有然后了。
▲ 世博会后的公园在阴冷的冬日孤单守候在江边。如同堆砌完的雪人，孩子们都已跑向远方。
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最重要的节点，我十六岁离开故乡是我人生的转折，就像一棵分开的枝桠。我在通往城市和现代文明的那根树干上生枝发芽，抽叶开花。这一根树干上有我现在能拥有的一切，我也遇到了生命中最珍贵的情感和最重要的人。
可是在16岁之后，除了这根肆意生长的树干外，还有一根枝桠也在阳光雨露下默默地生发。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能真切感受到她的成长，看得见在空气中她的伤口流出汁液结成树瘤，这就是我的乡村情结。它就如身体里要切除的器官，理性的医生会告诉你，这是没用的东西，但每一个少年离开乡村时，那个故乡记忆就像树瘤一样，一辈子也无法摘除了。
我的故乡云南保山不同于梁庄和碧山，和我的乡建始发地莫干山也大不一样。无论是地理意义还是文化意义都是相差极远。但这个乡村情结其实是中国，梁鸿女士的书是这样推介的：“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我想补充一点：更多的中国在梁庄一样的乡村，这个“乡”在河南、浙江、新疆或者云南……我就想把这个中国能够延续下去，或者，让它消失得晚一些。或许我们能走出一条路来，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也是中国，也有故乡。我知道很多时候我看起来都像是在跟风车搏斗的骑士，但是，万一实现了呢？
我想要建设一个能够“回去”生活的地方，即使是短暂的生活，生活一小会。
「都市生活是“向前”的，人终归是要“回去”的」
对于我来讲，都市生活是“向前”的生活。我原来执意从建筑转向景观，就是想能够把时间拽住一会儿，营造出一个景观来让人流连忘返。
我失望了，景观是用来游览的，它可能让人暂时忘了回去，然而，人终归要回去的。“归来”是人最终极的情感诉求，我做景观设计没有办法让人回去。
▲ 浦江之畔，在随风摇曳的野草对岸，城市的地标们正在一座座拔起迎接新的时代。
「使乡村和田园“活”在这块土地上」
在上海生活的我，太久没有亲近泥土地、敏感于四季了。也许和海子一样，我忘不掉的是粮食和蔬菜。开始做“天空菜园”的时候我并没有很清晰的认识，直到遇到了都市农业理论之后，才意识到我想要做的，不仅仅只是在都市里做一个标本来悼念乡村。我想要的是借助城市的呵护和来“赡养”乡村，希望我们能够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守护田园，守望故乡。
有一段时间，我把这一种理想称之为“新田园主义”。
▲ “天空菜园”充分利用了公共建筑的闲置屋顶空间，用装配式、景观化的手法种植绿色蔬菜。除了雨水收集系统、太阳能利用设施等技术外，最主要的是让人参与进来。我们在工厂、办公楼、商场、幼儿园、私家住宅上都发起了这场上楼下乡运动。属于城市人的农务，是可以在身边发生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故乡并不仅仅是实体意义上的村庄，“田园”文化及生存精神永远是灵魂的栖息之处。在我看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样“前仆后继”地走向农村，其内在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要去寻求自己的生命之根。
乡村的保护并不是维持现状，像保护秦始皇陵墓，条件不成熟就不动它。我们的乡村是裸露在风雨艳阳下的，不可能用厚厚的黄土把每一个原生态的乡村掩埋起来。从“情怀”两个字讲，一味的强调情怀是对乡建的最大的误解。保护乡村并不是拒绝现代文明的介入，如果我们像保护文物一样守护乡村和田园，那么，以后我们的乡村只能成为一个标本，圈起来收费参观。这一个个原本灵动鲜活的古镇村庄由“小鲜肉”变成了“小咸肉”，再过些年，当我们中的所有人都游览过这些标本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很少有人光顾的“老腊肉”，成为比消逝更恐怖的木乃伊。
我希望让田园的精神、乡村的文化活在这块土地上，即使只有一点点残留的根，我相信，只要我们呵护住这一点根，田园和乡村自己会生长。
我有个莫干山计划。围绕一座被废弃的民国时代蚕种场、移除香樟后坑坑洼洼的60亩田和山谷间旧时小学堂、村公所和养鸡舍进行了一系列乡村建设。我们营造了一个乡村生态圈。
我们对蚕种场原址做了老建筑的保留与文化历史的挖掘，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国首个乡村文创园，注入了很多创意小店，青年返乡创业的业态和留住文脉根本的公益书屋等。农业文明与第三产业的碰撞，民国乡改与现代乡建的传承，乡村气息与城市活力的相融，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密切联系着城乡。
我们把养鸡场、小学堂、村公所和旁边的60亩田一起，打造了如今的“清境原舍”和“清境农园”。希望在莫干山的这间民宿可以还原深居山林的生活体验。周边有着最自然的竹山、茶园和小溪，无处不在和土地亲近的机会。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对60亩田进行休耕恢复土壤，如今已播种满了秋葵、紫苏、番茄、红薯等各式蔬果，只用汗水，拒绝农药。
庆幸的是，这个隐身在山林僻静处的小屋，如今已经成为全国前十的民宿了。旺季时甚至提前一个月都不一定订得到房间。
在无锡阳山的火山脚下，我种下了新田园主义的第二个梦，就是业内小有名气的田园东方，这里原来的名字叫拾房村。村里的古井、桃树、瓦片、大树和老房我们都尽力留住并使它们以新功能来重生。它们的存在是当时居住在这里村民的记忆索引。
无论是莫干山、无锡阳山还是之后的南京桦墅村，我的乡村实践希望极力去体现“守护”：保留建筑、保留植被、保留空间、保留材料、保留技艺、保留回忆；保留住这些，就保留住了文化与精神。
除了村民公社，也很感谢共青团中央与全国青联推进的KAB计划把第一个乡村孵化平台落户在了这里。而在即将呈现的各种业态里，还会与自然教育、艺术家、自然农法、户外俱乐部等各行业的机构与人才共同营造绿乐园、酵素农业、乡村剧院、企业团建拓展工作室、民宿、皮划艇综合体、自行车综合体等近百业态。
这个新乡村的重生是因着社区里的每一个人参与而实现的。
「重生：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
中国的社会一直以农业作为社会基础形态，虽然历史上宋朝、明朝的商业及手工业甚至第三产业都曾经在世界上非常发达，在当时遥遥领先，但是中国传统意识一直是把土地和农业放在最神圣的尊崇地位的。士农工商，表面上是“士”排在首位，实际上“士”这个阶层都是植根于“农”的土壤上。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的社会结构实际上脆弱得经不起太大的风暴，放眼四大文明古国，中国能够延续下来，这个“农”的因素不容忽略。
乡村的经济性质和农耕文明决定了它的发展不可能像国内股市一样大起大落，农业社会由土地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种“生长形态”。这一种形态的持久力是最顽强的，应该也是最适合中国的。当然我说的不是刀耕火种或者是锄耰棘矜的农业。
乡村建设是百年来知识分子凝结的“乡愁”，随着国家现代化制度变迁过程中，整个民族心理对社会工业化是饱有渴求的。百年“乡衰”实质上是：“一个资源秉赋较差的、发展中的农民国家，通过内向型自我积累追求被西方主导的工业化、资本化发展的问题”。
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初的‘乡村建设运动’，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是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上世纪初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当时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形成了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
过了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该仅仅将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为消极应对的产物，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惟有理解和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和把握今天乡建活动的精神和意义。
尽管曾经的乡村建设运动和今日的知识分子“还乡”都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和实验性质，但这种理想主义的实践和价值观可能会为乡村建设和复兴指出新的方向。这种开放性的、具有实验性质的实践意图为村庄重新注入活力，探索激发乡村深层次活力的途径，寻找将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乡村复兴建设活动与政府自上而下的乡村建设指令对接的模式和可能。
很庆幸地看到，这些实践经验今日又被重视和赞扬，并在知识分子还乡的情怀中被尝试重新带回我国的乡村建设实践中。
今天的乡建，在摒弃绝对的“情怀”之外，还要注意当资本进入乡建领域后，出现的追求短时间的利益、浅层次的开发现象。
唯利是图的想法已经渗透在目前的乡村旅游开发当中，丽江古城、大理洱海的所谓风花雪月不外乎就是为我们自认为“有情怀”的旅游者提供了一个活动的背景而已，类似的活动在北京后海、南京夫子庙都在进行，只不过，从后海打个的出来，十分钟后就从梦中清醒了。从丽江的客栈出来，转过几条青石板路，做梦的时间还在延续，比后海要长一些，仅此而已。所以我很担心我们莫干山的民宿以后会不会这样，我们的生活永远在别处，我们只是来做个梦而已。当然，能给人们做个梦也是好的。我所追求的新田园运动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去避免开发乡村旅游项目中出现的这一种误区。
田园，对现代人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乡村所特有的田园文化和田园生活，以及由此带给人的心灵与精神上的愉悦与放松。
乡村，一个“哺育”现代工业文明的地带，孕育着新的社会变革。乡村空间、乡村产业的转变仍然会成为下一个历史时代的基础。
「改“反哺”为“融合”来界定城乡关系」
说到“反哺”，我对这个词有着自己的思考，在城市现代文明与传统乡村文化的关系之间，其实用这个词是不够妥当的，它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强势的介入性质。我更喜欢用“融合”来界定二者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传统的田园和乡村文明从来不排斥合理的先进的东西，反而天生带有最强的接纳性。关上门不知道邻居是谁这种情况也只有在城市里才会出现。杜甫在农村生活，有朋友来访，就问：“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我想啊，那邻居的老翁和城里来的乡建工作者聊聊，乡村的文化和城市化的文明也许能够激发共鸣的。
“反哺”这个词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这样一种对乡村认识的偏差——乡村是没有出路的，乡村垂垂老矣，是无法重新激活的，你老了，别做啥了，我们养你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这一些观点的认识莫不如此。
对于中国古代城乡差距没有现在这样明显的原因，“反哺”的说法是最多的。认为是缙绅文化的关系：科举做官，到老归乡，带回财富，构成“乡间到城市再到乡间”的循环。
但是我们要清晰的认识到一点，从文化传承来说，城市真的能够凌驾于乡村之上吗？孔子就有“礼失求诸野”的说法，我们的文明湮灭了，到哪找去？山野里！我们不是在“反哺”，若我们的社会在不该断奶的时候就去吃饲料去了，那结果只能导致城市中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建筑、景观……
我们还是一味地强调反哺而缺乏对城乡关系、工商业和农业关系的准确定位，那只能是促进乡村资源及劳动力以更快速度向低水平转移，当我们的乡村真的垂垂老矣，我们还能反哺多少年？我想，包括我们所有项目，还有碧山计划在内的乡建理想，其意义应该在于平视甚至仰视乡村田园，去真的激活乡村建设。
然后，她会生长的，因为在土地上。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伴城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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