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乡村的产权单元要与治理单元一致起来，这样二者就有了对称性，可以实现配置高效和治理有效。这个谬误可以用简单的反证法予以证伪。在城市中，产权单元是法人财产和个人房产，治理单元是街道、社区等基层网格，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产权单元和治理单元是重合的。难道能以此否认城市中产权配置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吗？不过，提出产权单元和治理单元的关系这一命题却并非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与当前分工深化和去依附条件下的中国乡村变革密切相关。
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重叠，不是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国传统社会实行的是大一统下的编户齐民制度，国家直接向小自耕农抽税。为了防范地主豪强坐大，国家非但不会要求将产权与治权合二为一，还会通过分家析产、防范兼并等制度来限制产权单位的扩大。宋代以后，土地产权多数时期处于一种准私有状态，为扶弱济贫、祖先祭祀等需要而设立的公共产权比例很低。这种情况下，产权单元通常是家户，治理单元通常是村庄，二者长期处于分离状态。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的重叠曾经出现于人民公社时期，实际也就是“政社合一”体制。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是以规模替代效率，不求活力增强但求数量优势，即便不考虑公正性问题，也难以长期持续。一旦开放人口流动和产权交易，这种体制很快就会在实质上被打破，并演化为制度层面的变革。
将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一致起来的观点，仍然是从控制和汲取、而非从公共服务和社会活力的角度出发来思考社会治理问题的。但乡村社会基础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分工深化和去依附的背景下，旧的体制已经失去了存续的空间。首先，随着改革深化土地产权逐步固化到家户，村庄集体的所有权权能已经十分有限；而在开放性的产权秩序下，产权流动早已打破了社区的边界。其次，村庄集体经济组织全面组建，村级治理体系则逐步成为国家正式治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前者朝着市场前行，后者被行政吸纳，二者已经渐行渐远。第三，作为乡村经济主体的专业农户深度卷入市场分工，其生产活动不但跨越社区，甚至跨越国界；乡村经济活动早已纳入到市场调节的轨道，农民的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日益深刻地分离了。
现代社会中，产权和治理是以国家为后盾、由国家直接通达公民个人或法人的两类不同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单元的角度看，产权单元和治理单元本质上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更没有取得一致的必要。从公民个体的角度看，经济组织成员权和社区成员权是两种不同意义的成员权，两种成员权服从不同的制度逻辑。经济组织的成员权资格，一般来说通过经济投入或者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其服从的是依据投入获得回报的经济逻辑；而社区成员权资格，通常依据居民的常住地获得，其服从的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治逻辑。因此，要构建一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必须把产权制度和治理制度、把经济组织成员权和社区成员权区分开来。这同样也是政经分开改革的核心要义之一，也是分工深化和去依附条件下乡村居民的普遍诉求。
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真正影响治理单元的不是产权单元，而是治理半径。治理活动要分出层级，基层治理事务琐碎繁杂，治理半径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对治理效率造成影响。因此城市中的街道社区，通常会随着人口规模的变动进行重划，以确保工作效率。但在乡村治理中人们却往往会忽视这个常识，一些地方组建了很多不大不小的居民点，公共服务低效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乡村治理体系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依据乡村人口布局变动的趋势，重新划定治理单元，并通过适度引导使乡村人口朝着规模效率的方向迁移。这本质上是一个技术问题，具有政治中性的性质，可以大胆推进。
（作者陈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节选自陈明：《分工深化、去依附与乡村政经分开改革》，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人文杂志》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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