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定县调查是我国历史上首次运用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对一个县域社会进行的实地调查，在社会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其社会学意义突出体现在：一是完整呈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的社会事实；二是系统探索了适合本土实际的社会调查方法；三是有效推进了当时乡村建设的实践；四是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定县调查；社会呈现；乡村建设；社会学本土化
在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所开展的为期10年的定县社会调查（简称“定县调查”）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魅力。该调查开始于1926年，至今已有整整90年的历史了。值此之际，重新认识其社会学意义，对于回溯我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并沿着这一传统继续做好新时期的“定县调查”和农村研究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一、定县调查的历史概况
1926年秋，在当地米氏乡绅的支持下，晏阳初先生主持的平教会来到定县翟城村，开启了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史称“定县实验”）的历程。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改造乡村的第一步就是认识乡村，所以从一开始，定县调查就是定县实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晏阳初先生所说“一切的教育工作与社会建设必须有事实的根据，才能根据事实规划实际方案。因此本会对于定县的实验最先注意的就是社会调查。”[1]后来，随着实验区范围的逐渐扩大，定县调查的范围也随之扩大。
1929年以前，该调查的工作范围与最初的定县实验一样，只有东亭乡村社区的62个村庄。由于种种困难，这一阶段的调查主要是一些简单的、不至引起农民怀疑的概况性调查，如定县的历史、地理、县政府组织、赋税、风俗习惯，以及62个村的户口、教育、娱乐、宗教、卫生、生活程度、经济概况等。[2] 这一时期最初的调查主持人是平教总会生计教育部主任、农学家冯锐先生。他在美国社会调查专家甘博尔（Gamble , Sidney D.）的指导下，参照相关社会调查理论,结合他之前在广东、江苏、山西、河北等省丰富的实地调查经验，编成了《乡村社会调查大纲》[3]，并根据这一大纲展开了调查。1928年6月，李景汉应晏阳初之邀，来到定县翟城村，出任新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社会调查部的主任，接替冯锐主持定县社会调查，最初的调查范围依然是62村。
1929年，平民教育总会从北平搬到定县贡院（当地俗称“考棚”），以整个全县为实验区，因此，社会调查工作也随之在全县范围大规模展开。除了一些概况性的调查外，这一时期，社会调查部还组织开展了大量深入的专题调查及资料整理工作。以1930年为例，社会调查工作分为实地调查和资料整理两类。其中，实地调查有六种，包括：（1）全县各村概况调查，共计调查382村；（2）土地分配与农产调查，共计调查134村；（3）家庭手工业与工厂调查，共计调查134村；（4）乡城与乡村店铺调查；（5）生活费调查，调查123个农家一年内各项收入与支出数目；（6）物价调查，包括34类500种。整理资料分四种：（1）整理全县各村之概况调查；（2）整理统计城内、三关及中一区之挨户人口调查；（3）编辑整理所搜集的定县秧歌48出：（4）继续整理东亭乡村社区内62村之资料。[4]从内容上看，这一阶段的调查涵盖了历史、地理、政治、教育、家族、人口、宗教、风俗、道德、交通运输以及农产物种类、数量、种子、肥料、果品、森林、畜牧、蚕业、家庭工业、农场大小、佃租制度、农产买卖等乡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定县调查收集的资料极多，仅仅整理出版成专书的就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李景汉，1933）、《定县秧歌选》（李景汉、张世文，1933）、《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李景汉、余其心、陈菊人等，1934）、《定县赋税调查报告书》（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4）、《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张世文，1936）等数种。李景汉、张世文等还根据定县调查撰写了《实地社会调查方法》（李景汉，1933）、《农村实地调查经验》（张世文，1932）等调查方法总结性质的学术论著。此外，还在各种期刊公开发表了大量专题性的研究报告，如《定县土地调查》、《定县农村借贷调查》、《定县农村经济现状》、《定县人民外出谋生的调查》、《定县民众负担之分析》、《定县输入各国货物的调查》、《翟城模范村村治之成绩》、《定县大王褥村人口调查》、《定县大西涨村之家庭手工业调查》、《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定县农村织布工业》、《定县农村的木厂》、《定县摇会的研究》、《河北省定县之田赋》、《河北省定县之田房契税》、《河北省定县的牙税》、《定县的新年娱乐》等。[5]以上这些公开发表的资料只是实际调查收集资料的一部分，李景汉先生晚年回忆说“七年来（仅指他主持定县调查的时间——引者注），调查材料积累极多，可惜在十年动乱中大部分丢失了，其中有许多是未来得及整理的”[6]。
此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0年代前后开展的对地方财政状况的调查中，也关注了定县的有关情况，研究人员撰写了《河北省定县的牙税》(冯华德，1932年)、《河北省十一县赋税概况》(乐永庆，1932年)等论文。[7]
定县调查是我国社会科学学术史上的宝贵财富，对于社会学来说，尤其如此。其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一个县域范围呈现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社会事实的表现；第二，探索和创新了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第三，对当时乡村建设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第四，对于社会科学，特别是对于社会学的本土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定县调查的社会呈现意义
定县调查最直观的意义就在于其为人们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华北县域社会的面貌，明确展现了中国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一个面相。这与其调查范围之广和每一个具体项目都细致入微是相关的，正如有学者所说，定县调查的“调查范围之广项目之细在社会调查史上是罕见的”[8]。
定县调查是我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实施的实地社会调查，其反映县域社会状况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被公认为“我国县区社会调查最详细的报告” [9]。而且，整个调查，无论是在哪个层面，都是非常细致、精确的。以村庄概况调查为例，收集的信息包括每村距县城的距离、位置、家数、人数，村长佐姓名、年龄、职业，村中主要领袖，各种学校教员及数目，村内在（原文如此——引者注）高小、中学、大学毕业的人数，可作平民学校之地点，村人职业，种地亩数，主要农作物，集市日期，医生及药铺数目，寺庙及信仰各种宗教人数等各种信息，基本包括了当时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10]在县的层面，同样如此，如仅从《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来看，全书分17章，从定县的地理、历史、县政府及其他地方团体、人口、教育、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费、乡村娱乐、乡村的风俗与习惯、信仰、赋税、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冰灾等17个大的方面对定县的基本社会概况进行了全面描绘，每个大的方面又包括若干具体方面，涉及面非常全，资料极为丰富；而且，书中还包括314张统计表格和68张照片，堪称一部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百科全书。
可以说，《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一次全景式地描述了我国华北农村的社会状况，正如李景汉在自序中所说，“至少可以帮助人们对于中国一般的农村情况有一个鸟瞰的认识,尤其是从这些数字里可以发现许多的农村社会问题，得到许多社会现象的线索”。[11]这对当时的人们——尤其是定县实验的实践者们——认识和改造乡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学而言，可以说从一个角度揭示了社会学研究所需面对的对象——中国社会；对于后人来说则是留下一份宝贵的“信史”。其重要意义在当时就被人们所称道，例如，何廉先生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言中感叹：“余展阅数过，见其赅括详至，方法精密，是书梓行之后，披览之者，对于定县之社会情况，民风物情，一一将若同亲历，诚极有价值之著作也。”[12]吴景超先生也评价说：“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对于定县社会的认识，真比亲身到定县去参观半个月还要深刻，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县志，这真可以做别的县志的模范。”[13]作为整个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工作的设计者和负责人，晏阳初先生则强调定县调查对于认识和改造乡村的作用，定县实验的“整个工作要以社会调查为指南针”，“要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实地调查定县一切社会情况，使我们对于农民生活农村社会的一般的和特殊的事实和问题有充分的了解与明了的认识。然后各方面的工作才能为有事实根据的设施（原文如此——引者注）”。[14]
定县调查的社会呈现价值还体现为其具有更大范围的代表性——通过定县调查的资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到那一时期整个中国农村社会尤其是华北地区农村社会的状况。陈翰笙先生曾这样分析：“中国北部最兴盛的农业区域是河北省沿平汉铁道的一大平原。和西南丘陵地或西北黄土高原或江南岭南各处来比较，这大平原的经济自有它的特点。定县就在这大平原上，它的调查自然可以提供中国北部农业区域的研究资料。”[15]李景汉先生自己也强调：“定县是中国一千九百余县中的一个县，人口约四十万众，约等于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县内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等情形可以相当地代表中国的农村社会，尤其是华北的各县情形，也可以大致说明全国农村社会的缩影。有许多定县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也就是其他地方的现象和问题。”[16]他还说：“定县调查犹如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了定县，华北农村的情况也就大致清楚了”。[17]时隔70余年后，陆学艺先生还感慨：“要想了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 通过晏阳初、李景汉的‘定县调查’, 就可以知晓那时候的人们穿什么, 戴什么, 怎样结婚,怎样种地, 用什么工具。当时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什么样？风俗习惯是什么？所有这些看看‘定县调查’就知道了。”[18]
此外，定县调查的社会呈现意义，还在于其在不经意间保存了诸多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定县秧歌选》和《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前者详细记录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定县地方戏曲秧歌剧目，后者则详细记录了每种手工业的原料、制作工艺方法，均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也鲜活地呈现了社会的历史文化维度。
三、定县调查在社会调查方法上的探索
定县调查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与其主持者具备良好的学术素养和丰富的调查经验是分不开的。无论是早期的主持人冯锐先生，还是后来的主持人李景汉先生，都长期留学海外，掌握当时世界最前沿的专业理论和方法，归国后又有着丰富的调查经验。冯锐先生是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在主持定县调查前曾在广东、江苏、山西、河北等省开展过丰富的乡村调查。李景汉先生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在主持定县调查之前，还做过北平人力车夫、手工艺工人等城市底层群体劳动和生活状况、北平市民生活费状况，以及北平郊外农村家庭的调查，并担任过北平社会调查所干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社会调查部主任等职务。[19]冯锐和李景汉虽然对西方现代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非常熟悉，但并不主张把其直接搬到中国农村，如冯锐主持制定的《乡村社会调查大纲》就是在翟城村多次调查的基础上反复修改而成的[20]，李景汉更是“立志把所学得的现代社会调查法结合于中国之实践，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实际的调查法”[21]。在长达十年之久的实践中，定县调查的工作者们对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调查方法进行了持续和艰苦的探索，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
（一）将现代社会调查方法与本土实际相结合
定县调查覆盖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方法运用之丰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应该说是首屈一指的。[22]从调查方法上看，该调查较为系统地运用了普查法、个案法、抽样法等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在应用中，“还注意到宏观和微观、动态和静态、纵向与横向调查的结合，使这些方法具体化、实用化和带上明显的中国特色”[23]。同时，在长期的实验和研究过程中，实际上也运用了参与式观察、人类学民族志等方法。
在调查过程中，李景汉等人注重从实际情况出发开展研究设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定县调查没有局限于国外的所谓科学抽样方法，也没有拘泥于国外惯用的调查程序,而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编制表格、选择样本、进行调查统计。”[24]李景汉先生多次以抽样调查来说明西方社会调查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如在《实地社会调查方法》自序中，他说：“在中国目下的社会状态之下，许多理论往往满用不上（原文如此——引者注）。你以为研究某县之人口分配，必须按照地域之分配，选择某几区内之某几村，某几村内之某几街，和某几街内之某几家，如此才能合乎科学的抽样方法。但在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社会是由不得你作主的，它不是为你的调查便利而存在的。你所决定调查的某区、某村、某街和某家，往往多半不欢迎你调查，也许根本不让你调查，也许表面敷衍你或怕你而勉强叫你调查，但不跟你说老实话。有时你以为表格填写的整齐了，就以为成功了。其实都是或有一部分是谎话,去事实甚远。有的谎话可以从统计的结果发现出来，也有的无论如何看不出来。此后说不定有人根据你这似是而非的科学调查与分析，来应用到解决某种社会问题。这是多么误引，多么危险！岂但是糟蹋所谓科学方法而已，竟至可以误国误民。”[25]因此，“从事调查的人，必须了解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的理论以及方法与技术”，但同时也“必须要顾到中国的民间生活状况而规定出适合情形的方法及技术来”，“即如拟一表格，就得特别注意与农民心理、风俗、习惯、生活相应合，而又要顾到：（一）所问使他们能回答，（二）他们所能回答的，又是我们所需要的”。[26]
（二）深入民间，走进“田野现场”
定县调查在早期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难以得到被调查对象的信任，无法真正走进田野现场。正如晏阳初分析的那样“人民饱受乱世之害，故时有戒心，防备受害，早学会了搪塞支应的技术”，由于对社会调查毫无概念，“农民有种种不利于调查的怀疑，包括怕与县政府有关系，怕与捐派捐差有关系，怕与共产党有关系，怕是传教的，怕是无论如何没有便宜的事”，还有些揣测“似乎与调查有利而其实也是不利”，如有人怀疑是慈善机关放赈，有人怀疑是华洋义赈会又要助款凿井，还有人怀疑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白叫人读书或看病不要钱。[27]李景汉深有感触地说：“真要把社会调查作得通办得成功，达到可靠圆满的地步，非得注重一点不可，就是如何使一般人，尤其是老百姓，接受你的调查，相信你的调查，甚至于欢迎你的调查，而达到积极帮忙合作的程度；反过来讲，就是如何使人们不拒绝，不反对，不怀疑，不讨厌你的调查。如其不然，假定你有天大的本领，你精通高的统计，你读尽了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的中西著作，也是无济于事，倒许贻害（原文如此——引者注）。”他认为“这是社会调查进行程序中的一个枢纽、一个关键，是成功与失败的决著点，是需具全副精神来解决的中心问题。许多社会调查的致命伤即在此。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则其余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28]
为了让老百姓“不拒绝，不反对，不怀疑，不讨厌”，直至最后主动配合调查，定县实验和定县调查的工作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1）充分调动社会调查的本土资源。平教会到定县工作的第一步是设立平民学校。通过平民学校，一方面教农民识字，帮他们提升文化素质；另一方面，教农民简单的农业科学，增加农民生产。这些本身就属于定县实验的核心内容，也为社会调查的开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因为通过建立“师生关系”，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百姓对平教会社会调查工作的了解，增进了信任；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农民协助平教会调查的能力，正如晏阳初所说“为调查农民的岁入与岁出的情形，而要他们记账，便须先训练它们能写，能算，就是说，他们信仰你，而愿意帮助你，但是帮助你的能力，还须你先替他培养起来”，他形象地说，这就好比“我们要建房子，本来招工购料就可开始，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啊，是工料全无。我们得先栽树、烧砖，训练工人”。[29]不少学生本身就成为后来调查员队伍中的重要力量。除了开办平民学校之外，平教会还非常重视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利用当地资源开展社会调查，如尽量使用本地人为调查员[30]、注重打通村落各层尤其是村领袖的关系[31]；他还特别强调“对于不大熟悉的村庄，入村后第一步先到村中小学校，到学校有种种便利，学校地点易找，教员为教育界人，容易沟通。村中领袖子弟多为教员的学生，先生有面子，可由彼介绍村长、村副”[32]。
（2）别出心裁的宣传策略。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对社会调查很陌生，甚至连这个名词都没有听说过。而且，当时农民受教育的程度很低，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文盲。针对这一情况，李景汉强调：“解释社会调查的意义时必须由浅入深，用极普通的话语。根据作者的经验最好是以极简单的比喻，不怕重复的说明社会调查到底是什么，和它实在的用处”。宣传的形式也是非常多样的，“有时召集大会向他们演讲，有时需分组演讲，有时用谈话的方式向数人或个人分头解释。谈话的方法也随机应变，因人而异。”他还总结了不少形象、浅显的比喻，供平教会成员演讲时使用，如用“对症下药”、“削足适履”、“张冠李戴”、“知难行易”等成语，以及商店账簿、工程师画图样、军用地图及侦探、照相、生物解剖、化验物质等老百姓容易理解的比喻，来生动形象地说明社会调查的重要性。[33]为了更进一步帮助老百姓理解社会调查的作用，他还将这些比喻画成漫画，并制作成挂图，以在演讲时对照讲解。[34]平教会调查员通常还在调查某村前一日晚上在该村开游艺大会，除唱话匣、演电影及各种有兴味的游戏以外，做简短清楚的演讲，说明将要举行的调查，解除他们的怀疑误会，还要请村长、村副等多说几句话。[35]此外，还通过张贴布告等形式，向老百姓说明社会调查的意图和详细安排。[36]
（3）精心安排调查内容。由于种种实际的困难，在调查过程中，需要对调查内容进行精心安排，采取先易后难、先局部后整体的方法。首先调查那些容易的、不会引起农民怀疑的事项，然后逐渐展开、深入，从“普通概况的调查”（如历史地理风俗等）扩展到“数量方面简略的调查”（如每村户口、学校现状、种地亩数等），进而开展“较细的分项调查”（如土地分配调查、家庭手工业调查、家庭生活费调查等）。[37]在调查实施过程中，在遵循科学原则的基础上，调查表格力求避免被调查者的误会，例如标题不用“户口调查表”，而写“拜访乡村人家谈话表”，不写“调查员姓名”而写“拜访者”，不写“报告者”而写“赐教者”，表之两旁写“若要知道用什么好方法为农民谋幸福，必须清清楚楚地明白他们家里的状况”。[38]
可以说，定县调查是中国社会学史上关于社会调查方法本土化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也最为系统的一次探索。正因如此，孙本文认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不仅是一种调查报告，而且在调查方法上有极大贡献。我们可以称李氏为国内有数的社会概况调查专家，为在此方面贡献最多之一人。”[39]定县调查对于社会调查方法本土化的具体探索虽然可能有不尽完善之处，但是其在探索中所发现的问题对于今天的社会调查仍有借鉴性、适用性，而其推进社会调查方法本土化的方向更是必须予以坚持和发展的。
四、定县调查对乡村建设实践的推动
定县调查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调查项目，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更不是仅仅为了研究者发表成果而开展的搜集资料工作，它是与当时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初衷就在于了解和把握定县的实际情况，为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实验提供依据。研究与实践相结合，这是定县调查的鲜明特征，体现了当时社会学者的实践取向。实际上，定县调查也确实对定县的乡村建设实践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晏阳初先生在设计整个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的工作方案时，就对社会调查有非常明确的定位，他指出：“本会在定县的社会调查工作，在平教运动的立场上，是要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实地调查县内一切社会情况，然后将根据调查而归纳之各种结论及建议，分别供给有直接关系之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40]的主持者，使计划实现推行各该种教育时有参考之材料，及可靠之依据。”[41]他还特别强调，定县调查与其它纯学术性调查的不同之处在于，“调查的目的，既是为了了解事实，但事实的了解不是工作的终了，而是工作的开始。调查工作不是为调查而调查，必须着眼于社会的实际改造。要根据建设的需要，调查事实” [42]。李景汉先生对此也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他指出：“社会调查固然是为研究学理，求得知识，而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社会调查是注重应用。换句话说，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乃是为改进农村社会而调查”[43]。正因为这样，本次调查中，有的调查较为精确，有的调查颇为粗简，“皆以本会随时需要之程度与多寡而决定其轻重与缓急”。[44]
定县实验的总体思路是：针对农民的“愚、贫、弱、私”四大缺点，通过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等“三大方式”，开展“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贫、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由此培养出有知识力、有强健力、有生产力、有团结力的“四有新民”。[45]定县调查的重点就是搜集各种材料，分析“愚、贫、弱、私”各种现象的构成要素及背后原因，进而形成一些基本的结论。然后将根据调査与分析所得到的各种结论、建议分别供给有直接关系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的负责者，使他们计划实验或推进工作时有参考之材料及可靠之根据。 [46]
在实践过程中，平教会社会调查部的工作与其他各部门的工作是密切配合的。一方面，“定县实验工作，一切均以社会调查所得之生活事实为根据”[47]。另一方面，社会调查部除调查全县概况之外，还依各部门之需要进行调查。如为了生计部的需要，调查了全县472 村的土地分配和与农产品，包括各村土地、地产权、地价、农产品产量及其估价等；为了学校式教育部的需要，与其合作调查了各村教育情况，等等；当调查部在调查农村中医药卫生情况，发现某种疾病流行时，就将此种情况提供给卫生教育部，他们就会派人去诊疗。[48]又如，1932年进行的农村借贷调查，“调查的目标之一是为开始计划组织信用合作社的参考”[49]。
在科学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平教会还形成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关于乡村建设的主张。如在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的基础上，平教会形成了整个农村经济改革思路。晏阳初在《定县农村工业调查》的序言中对这一思路进行了总结：“中国以往未曾——以后也将无由走入工业资本主义之路，则农村仍未尝不可以保持经济自足的局面。如果应用合作的原则，把分散的原始式的小手工业，组织联合起来，作共同之经营，又加以技术方面的研究改良，则农村经济之复兴，方可有望！”[50]可惜的是，由于不久后日本入侵，使得这一计划没有来得及在定县实行，只到抗战胜利后，平教总会才在四川璧山县组织织布合作社，开始实验，颇见成效。[51]在定县人口调查的基础上，李景汉先生形成了通过节育、移民、增加生产等措施来解决农村人口过密问题，且“三者之中以节育为最有把握”等主张。[52]在定县土地调查的基础上，李景汉先生形成了土地改革的看法。他认为“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的人，很可以从对于土地制度的主张来决定。”[53]这种基于实地调查而形成的观点是十分深刻的。
定县调查和定县乡村建设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看做是早期的行动取向的社会研究的一种案例。但是，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角度看，定县调查不应只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个个案，实际上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种典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实践，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在此种结合中发展中国社会学学科，是中国社会学研究所应坚持的一个基本方向。
五、定县调查对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
通过社会调查推动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本土化，也是定县调查的既定目标之一。晏阳初先生将“社会科学的意义”与“教育的意义”并列，作为定县社会调查工作的两种意义。他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不能依样画葫芦般的抄袭应用。必须先知道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然后始能着手于科学的系统之建设。因此我们希望本会的社会调查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之研究有其贡献，以中国的社会事实一般的学理原则（原文如此——引者注），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54]李景汉先生也表示：“希望本会此后的社会调查不但随时应付本会的需要，也能在社会科学上有相当的贡献，并使对于农村研究有兴趣的学者有可靠的参考资料。”[55]从实际效果来看，定县调查至少从以下两个方面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一）提供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丰富资料
正如李景汉先生所说，“社会调查是产生中国社会学的基础”[56]。社会学是一门从西方引入的学科，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门学科基本还停留在用西方语言介绍西方思想的阶段，以至于费孝通先生后来回顾说，“65年前在燕京大学讲台上有人用中国语言讲西方社会思想史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57]。按照李景汉先生的描述，那时的中国社会学课堂上，“所用的社会学课本皆为洋文原本或译本，纯为外国社会之材料……，缺少本国的材料，尤其是有系统的材料”，而社会学要实现本土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面向中国社会实际，要有中国本土的材料，“如此才能根据中国社会之事实材料渐渐产生中国的社会科学”。[58]而定县调查对于我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来说，首要意义就是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呈现了区域社会的概貌。
尽管在当时，有学者对于李景汉这种“在报告赤裸裸的事实以外不下评论与结论”[59]的社会调查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不是“社会学调查”而只是“社会调查”[60]，但客观来说，这种“社会调查”对于当时本土材料极其稀缺的中国社会学来说是有独特价值的，因为它提供了社会学本土化所需要的“原材料”。正如孙本文先生所评价的那样，“社会调查资料对于社会学中国化是有价值的，其功绩是主要的。李景汉氏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可比之美国壁芝堡调查或春田调查。” [61]即使在今天，这种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客观记录也是很有价值的，正如陆学艺先生所说：“有些调查研究, 有些数据、问卷调查, 再加上某些录像、录音资料,这些东西在一定意义上比写大块头文章作用更大。因为有些事物当时看不清, 事后来总结却是一个很珍贵的材料。”[62]
定县调查积累的资料不仅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本土资源，而且成为历史学、经济学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最重要的档案资料之一。特别是一些研究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学者，大多将定县调查资料作为最有力的论据之一，如黄宗智在研究华北的小农经济、杜赞奇在研究华北的基层治理时，都大量使用定县资料[63]。还有些历史学学者侧重于通过定县资料研究乡村社会经济的变迁，如李金铮近二十余年来所做基于定县材料的乡村经济史研究[64]。
实际上，在呈现丰富、细致的社会资料的同时，定县调查在社会调查方法方面的探索与创新，也已构成了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方面。
（二）建立了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重要基点
定县调查对于社会科学，包括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还体现为，其奠定了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重要基点。正如郑杭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部著作，现在仍然是国外研究旧中国社会问题的一本必备读物、了解旧中国情况的一个重要渠道。不仅如此，这部著作，对今天进行定县调查也提供了方便。因为它所反映的定县以至整个华北五十多年前的社会概况，好象是一条可供比较的基线，拿现在的情况跟它作对比，就能看出五十多年来，特别是解放以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定县以至整个华北农村发生了多麽巨大的变化。”[65]
2003年，郑杭生先生主持的“定县再调查”项目，就以定县调查为基点，采用追踪调查的方式，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定县80年的社会变迁，产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如《社会转型加速期华北农户经济行为研究》（汪雁，2004）、《华北乡村集市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奂平清，2005）、《病患模式、求医行为与农民生活》（刘仲翔，2005）、《社会转型期农户的消费结构与乡土重建》（杨发祥，2006）、《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地方性表达》（王道勇，2006）、《适应与变迁：社会转型加速期华北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关系研究》（潘鸿雁，2006）、《转型社会中的农村社会动员》（陈玉生，2007）、《农民的结构性贫困：定县再调查的普遍结论》（吴力子，2008）、《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王晓蓓，2008）、《农民职业分化与社会结构转型》（章东辉，2009）、《新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秩序重建》（黄家亮，2009）、《乡村社区农民经济合作的困境与出路：社会资本视角》（刘小流，2009）等10余部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及一系列学术论文。[66]为了接续定县调查传统，深入总结定县再调查的成果，揭示定县农村社会百年变迁的轨迹，持续推进社会学的本土化，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我们从2015年开始再次启动了“定县（州）调查”。
回眸历史，定县调查确实是我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67]，现有的中国社会学史著作，几乎无一能绕过定县调查，并且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介绍。定县调查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对于当下的社会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定县调查的社会学意义将会更加清晰。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会建设》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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