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近些年来农村经济、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文化环境的改善及提高，使青年农民朋友返乡创业的热情进一步提高，也涌现出了众多的创业新星及典范，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农村人才、新技术、新信息缺乏的“短板”。但是，在这些可喜成绩的背后，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成功率依然较低，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笔者发现，今年春节过后,山西省长治市各地的打工大军陆续踏上外出务工征途,其中不乏曾经“雄心勃勃”回乡创业的青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曾经满怀希望返乡创业的青年农民再次踏上打工路?返乡创业中的酸甜苦辣又有几何?地方政府在面对这些返乡创业的农村青年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且看笔者来自长治市部分县区农村一线的调查。
返乡创业热潮兴起
调查显示，很多农村青年在春节、春种秋收等时节返乡聚在一起时，谈论越来越多的是，怎么合伙办企业、搞合作社、搞现代农业项目，还会主动打听一些相关惠农政策，创业愿望非常强烈。如何激发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意识并打造经济增长新的引擎，成为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在壶关县，很多乡镇个体、合伙的小企业集群、合作社等，是由返乡创业青年农民先搞起来的，他们点燃了那里非农产业的火种。创业者不仅实现了自己回乡当老板的梦想，还带动了家乡的就业。如去年壶关县相关部门与火车头先锋社签订了农村电子商务合作项目，一大批在外打工的青年农民工返乡做起了网店。该县盛产土豆、旱地西红柿，但由于以前存在信息和物流瓶颈，土豆、旱地西红柿难以卖到好价钱，大量土特产烂在地头，而通过这些网店老板的努力，当地土豆、旱地西红柿等土特产可以快速地送到全国各地，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农民收益明显增高。
据调查，以前多数农民工流出地农业的生产、加工、流通、服务薄弱，种田的大多是五十岁以上的不能外出就业的农民，其生活方式是“两个月种田，十个月空闲”，如这样长期下去，“谁来种田”将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而很多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从种养、加工、流通环节切入，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特色农业等土地流转开发项目，这有利于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他们创办的小企业，大部分是办在小城镇和县城，为小城镇发展和人口城镇化提供了推动力。
创业发展仍不易
从整体上讲，农民工回乡创业尚处于自发、起步阶段，创业难度大，持续发展也不容易，一些地方出现了青年农民工创办的企业生存困难、曾经满怀希望返乡创业的他们再次踏上打工路的现象。
如全国优秀大学生村官、壶关县北兑川村村委主任王宁创办的园区也出现了大量创业青年农民工企业生存困难,重新出去打工的情况。作为多年前返乡创业的王宁对此十分惋惜:“雄心勃勃回到家,灰头土脸又出去。”
王宁认为,创业青年农民工企业生存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扶持政策仅仅是“看上去很美”。
以创业普遍面临融资难问题为例,原来我们这里曾有一段时间，农村信用社“无硬件抵押也可贷款”,一些无金融知识的青年农民兴冲冲地拿到贷款,才知道不仅利率高于其他商业银行,“按季度付利息”的做法更是苛刻。有的企业贷款厂房还没建起来就要还利息了。王宁说:“这些青年农民创业就很难做到‘钱生钱’,最后沦为为利息奔波,为银行打工。可近年来，农村联社改制成农商行后，信贷政策相对收紧，莫说大额资金，就连三五万元的小额信贷无抵押也难贷，不少返乡青年想创业苦于无法得到金融支持，只好望贷兴叹。
“开始创业的时候难以贷款，创业成功了，银行反倒给提供资金。换言之，家庭积蓄仍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资金来源主渠道，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初次资金投入一般是以家庭自有资金为主。”平顺县的返乡青年农民王振国说。“我前几年靠养殖美国癞兔挣了钱，今年准备扩大规模，成立养殖合作社，可是，尽管资金不足，我就是选择民间高利贷也不愿选择银行贷款;银行审核手续非常复杂，并且还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做担保，最终能否贷到款还不能确定，我耗不起精力。”
不仅如此,缺少持续性的政策也让返乡创业的青年农民工无所适从。长治县西池乡青年农民马利介绍说,前几年当地招商门槛不高,一些青年农民回乡选择了技术、资金要求低,收益快的石灰加工行业,个别地方的石灰企业一度达到数十家。近年来地方对生态环境要求提高,作为易污染的石灰小企业,首当其冲成为关停对象。绝大部分石灰企业无力提高治污能力,被迫停产关门。
如果当初在引导农民工创业时不是为了“看上去很美”,而是切实从地方长远发展考虑,这样的情况是否就可以避免?
马利认为,政府不仅要让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回得来”,更要“留得住”。首先要对选择的行业进行科学规划和引导,因地制宜发展适合当地的产业,减少农村青年的盲目性。同时,扶持政策要“接地气”,减少“肠梗阻”,避免扶持变“负担”。
还有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偏重劳务经济，忽视创业经济，偏重大项目、大招商，对农民工分散的个体经济重视程度不够，扶持农民工创业的力度小。在创业用地方面，农业用地大多可以通过农民之间的土地流转自己解决，服务业一般可以采取租用或购买商铺。可相比而言，创业农民工自己解决工业用地则较为困难。大多数返乡创业青年农民工初期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而进入现有的产业集聚区又面临较高的投资门槛，于是很多创业者不得不租用民房，但租用民房租期又很不稳定，经常被迫搬迁。
在平顺一些农村，个别返乡青年农民由于对政策和法律不了解，竟然做起了毒杀野鸡、野兔、麻雀卖给饭店的“生意”，殊不知目前野鸡、麻雀已是国家保护动物，毒杀达到一定数量就构成犯罪。平顺县法院张法官去年以来审结了多起农民工创业纠纷案件，张法官表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知识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会发挥风险避免和利益争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企业的管理中法律及其思维方式也有独到的作用，对有志于创业的返乡青年农民而言，这些知识须臾不可少。”
企业规模小、资金人员少,有的甚至是“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式企业,“船小”是返乡青年农民工创业的主要特征。虽说“船小好调头”,但遇到发展困难时,这些企业却容易出现“难掉头”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返乡青年农民很难真正认识市场,手上有技术但只懂得“低头做工”,无法分析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同时,青年农民工要创立一个企业往往倾其所有,有时甚至负债累累,“调头”没有资金支持。
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习传统刺绣技术的郭英是壶关县有名的“绣娘”。2008年,她外出打工返乡,在家乡南平头坞村建立了刺绣专业合作社，以太行山大峡谷飞蕾绣艺有限公司为龙头，吸收周边十几个村的350余名妇女组建的刺绣新型企业。
“当时赚钱很容易。”郭英告诉笔者,由于传统刺绣非常具有地方特色,当时地方政府每年都会订购大量产品用于接待礼品,再加上其他的政策扶持,政府的帮扶可以说是“从产到销一条龙”。
在她的带领下,一批拥有技术的“绣娘”当起了老板。然而近两年来,这些传统手工作坊遭遇了严峻的生存问题。由于占大头的公务消费已经“绝迹”,旅游消费一直低迷,有的作坊一年仅靠企业的一两个礼品订单苦苦支撑。
“政府大包大揽、‘从产到销一条龙’的帮扶从今往后不会再出现了,这是所有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必须要适应的‘新常态’。”郭英认为,返乡创业必须要先考虑好自己的“核心盈利点”,不能只想着政府扶持。
郭英建议,在推动农民工创业转型上,需要企业和政府双重发力。企业自身要主动适应“新常态”,政府则要帮助企业对接市场,引导企业正确转型。
呼吁多方出手解困
应该说，无论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关注“三农”问题，还是近些年来政府对农村的投入，或是农村实实在在的变化来看，作为政府来讲，对农村的各种投入及政策支持相当之大，农民生活有了非常大的改善。然而，青年农民返乡创业建设家乡的热情及成功率依然非常低，分析起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大多数乡镇底子薄、基础差，造成创业前期苦，短时间内难以见到手艺，因此许多青年都宁愿外出务工，也不愿回乡创业；二是很多农村青年即使身在农村也对农村、农业情况及现状不了解，他们的思维已经完全“城市化”。他们对农村的形状不了解，对在农村创业的优势、潜力不了解，对农村发展趋势没有去思考，即使想在创业，也往往找不到突破口，无法将想法付诸实践；三是创业资金非常有限，有些青年，尤其是返乡青年，通过常年在外，学到了一些技术，想在家乡创业发展，但是缺乏创业资金，他们也不敢轻易冒险把多年外出积攒的钱投入创业，往往导致创业想法流产；四是政府引导意识不足，现在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所谓的“大企业”“大老板”为地方经济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本土色特小产业的创新，忽视了对创业青年的支持与帮助，无形中也拉开了政府与有志青年们的距离。
因此，要解决农村青年返乡创业难问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一是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农村青年的技术培训力度，切实组织广大在家的青年农民参加农业技术、实用技术、创业理论、农村政策法规、操作实践等方面的科技培训，让他们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及相关技能，学到有用的技术知识；二是对回乡创业取得成功的的青年，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他们的创业经历、创业成效等进行大力宣传，并对他们取得的经验进行总结及提炼，以他们为圆心向更多青年创业者辐射，使创业者认识到在农村也是有机会成功，在农村创业也能够增收致富，从而吸引更多的务工青年回乡创业；三是继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并保持信息畅通，加大通讯网络建设，积极改变农村信息闭塞状况，让在农村创业的人及时了解外界情况，促进事业发展。
作者单位：山西省壶关县树掌中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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