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原因和其影响，就能理解中国诸多社会现象的源头所在。
早期的中国社会并不重农抑商，相反我们的祖先很擅长经商。
夏朝时，位于河南北部的商族部落的人非常擅长做生意，商族的生意人遍布中原垄断了贸易，以至于人们把做生意的人都称为商人，商人从一个民族的名称演变成了生意人的代名词.
借助发达的贸易，商族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修建了城市，普及了青铜，创造出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以强大的国力推翻了夏朝的统治。
可以说，生意人（商人）才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如果把夏商时代的商人消灭，我们可能会像美洲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一样，一直过着半游牧、半农业的生活，只有文化而发展不出文明。
到了周朝，商族人虽然被推翻，周人也没有认为商人需要抑制，商人比农民地位低的想法。《周书》指出：农民不生产，就会缺乏粮食；工匠不生产，就会缺少器具；商人不经营，粮食、器具、资本这三宝就会断绝；管理山泽的人不生产，社会财物就会缺乏。
重农抑商是到了战国时代，才由商鞅变法正式确立，商鞅在变法时规定：
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
商业及懒惰而贫穷的，把他们的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奴。
商鞅提出重农抑商的时代背景是东周社会遭遇了马尔萨斯陷阱，在进行巨大的社会转型。各国的土地供应陷入停滞，大量的新增人口无法获得足够的土地来养活自己，引发诸侯国的社会动荡。
为了解决土地供应的危机。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加血腥，从春秋时代以抢夺土地和人口为目的的兼并战争，演变为以杀人夺地为目的的灭国战争。
这里建议大家先阅读这篇答案《为什么春秋时大国间的战争还是争霸战争为主，到了战国就转向更残酷的灭国统一战争？》。
只是意想不到的是，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暂时解救了秦国，却把中国从封建社会拖入了中央集权社会的泥潭，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转折点。
军国主义的“重农抑商”
秦国军队之所以能横扫六合，又在秦始皇统一后快速土崩瓦解，其根源就在于重农抑商政策，而暴政是重农抑商的必要手段。
以下并不是指责“商鞅太笨，我干更好”的上帝视角。商鞅变法也有大量可取的地方，是当时仅有的选择之一。但是现代的教科书、影视文艺作品对商鞅变法多是一面倒的正面评价，很少会提及变法产生的严重毒副作用，以及对后世的负面影响。而这正是下面要指出的，希望大家兼听则明。
商鞅的“重农”其实是给百姓套上了无形的沉重枷锁。利用户籍政策、连坐制度，限制了人们的迁徙自由，老百姓只能呆在政府分配的土地上终年的劳作。政府还通过律法给百姓下达了固定的农业生产任务，并强制要求必须完成，否则严惩。
商鞅的“重农”还有一个重要组成就是愚民政策。不让农民接受教育，没有知识和能力去选择其他职业，只能专心务农。
这些政策与其说是重农，不如说是牢农。以牺牲百姓的职业选择自由为代价，来满足秦国发动侵略所需要的庞大军粮后勤需求。如果想了解战国时代的后勤和粮食生产，推荐阅读《为什么先秦时代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大军会战，到了明清却缩水成几万十几万？》
商鞅的抑商政策对商人进行了多重的限制。政府对商人征收重税，使企业经营变得困难。如果商人经商失败，还要惩罚商人的妻子、女儿卖身给政府为奴。在这样的高压下，谁还敢去冒险创业，商人所能创造的就业必然大幅减少。没有了多样化的社会上升通道，人们只能选择老老实实在家务农。
但是马尔萨斯陷阱是绕不过的，秦国的土地也是有限的，当现有的土地分配完了，大量的年轻人从哪里获得土地？
商鞅早就提供了解决方案——靠军功。在商鞅变法中，重农和抑商都是在对人的自由进行限制、封堵，唯独军功制度是激励和上升通道。
商鞅已经给年轻人准备好了就业岗位，岗位职责就是杀！杀人！杀更多人！
岗位的绩效考核也很明确和量化，KPI 就是人头数。翻看一下《商君书·境内》，全是按照人头数量计算军功。杀人越多，军功等级越高，奖赏的土地、财富越多，家庭的社会地位就越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幸福取决于他杀人的数量，还有比这更畸形的社会制度吗？
所以商鞅变法就是一项血腥的军国主义制度改革，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整个国家变成疯狂的杀人机器！
但是这个激励制度是粗暴而高效的，秦国通过收割人头，国家机器进入了土地扩张的“良性循环”。秦国的胜利就是六国的灭顶之灾，秦军所到之处，尸骨如山，血流成河。有人根据史料估算，仅仅白起就屠杀了 120 多万人，整整是南京大屠杀的 4 倍！
更可怕的是，随着秦国人口的增加，虎狼之师的数量也在增加，所以六国覆灭只是早晚的问题。
长平之战，为什么白起要屠杀 40 多万已经放下武器投降的赵国和上党军民？
就是因为士兵需要人头来获得军爵。为了围困住赵军，秦昭襄王还亲自跑到离战场最近的河内地区，给百姓进封民爵一级，征发当地 15 岁以上男子全部去长平支援。而民爵一级就意味着奖励田地一顷、宅地九亩。
军爵和民爵都要奖赏土地，这些新的土地从哪里来？只能靠残暴的屠杀 40 多万赵国和上党军民来获得！如果要是为了掠夺人口，根本不需要屠杀这么多人。
为什么秦朝的寿命很短，仅仅维持了 15 年？
六国覆灭后，秦国并没有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相反秦国像霉菌一样完全布满了培养皿，统一六国后没有更多空间来征服了。
秦始皇不仅没有进行经济转型，进行社会系统的升级，反而变本加厉的推行重农抑商。甚至下令迫害商人，把商人和奴隶一起充军到边塞屯边。
秦国建国初的人口约 4000 万人，没有了战争消耗，人口每年都指数型增长，土地快速饱和、工商业停滞不前，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就业需求如何解决？
秦始皇也努力过，凯恩斯主义的措施都用上了。修秦直道、建万里长城、北伐匈奴、开灵渠，南征百越、盖阿房宫、挖骊山陵墓……但是这些战争
和工程只能解决一时的就业问题，根本无法持久。
年轻人没有工作就没法养活自己，盗匪猖獗、流民四起，流民的抢夺造成更多人无家可归，引发更多流民的雪崩效应，终于让表面上很强大的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瞬间瓦解。
是不是战国土地承载能力有限，粮食产量无法支撑剩余人口去发展工商业，所以只能重农抑商呢？
土地承载能力的确是有限的，这也是马尔萨斯陷阱的核心。但是中国土地的承载能力远不是战国时代的 4000 万人，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而这样的提升空间只能靠发展工商业来获得，而重农抑商只能压缩其空间。
我们知道汉朝的工商业政策比秦朝要宽松，取消了很多对农民和工商业者的限制，在文景中兴和昭宣中兴时代出现了极大的繁荣，人口从汉初的 1500～1800 多万增长到西汉末年的 6000 多万。唯独在重农抑商最严重的汉武
帝时代，人口折半暴跌到 2000 万。
中国历史上最开放、自由的时代是唐宋时代。唐朝的人口顶峰时期接近 8000 万人，宋代更是仅用了百余年，就猛增到 1.4 亿人。在美洲作物进入中国前，这是中国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的上限。如果唐宋还是奉行重农抑商，是绝不会达到这样辉煌的成就的。
为什么唐宋之前的朝代没有突破？
我认为之所以没能突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唯一的）是工商业基础较差。
我们以农业工具为例，即使有人发明出了更先进的农业工具来提高农业生产力，但新农具无法量产，因为缺少规模化的工业基础来降低制造的成本（例如铁的成本）。运到客户的手里的成本也很高，因为没有发达的商业网络来扩散（例如分销渠道）。新农具的销售价格就降不下来，农民买不起，好的农具不能普及，农业生产率当然也提升不上去。
这样说可能有点抽象，再举个现代的例子，例如你在朝鲜设计出一款手机，但是没有中国发达的重工业、没有齐全的制造业、没有繁荣的华强北、没有方便易用的淘宝、没有四通八达的快递等一系列的工商业基础作为配套，这个手机在朝鲜是很难造出来的，造出来也不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
不仅新农具是这样，新化肥、新燃料、新武器、新战舰……等等，都会因为工商业的瓶颈而发展缓慢。
所以根其原因还是长期对工商业的抑制作怪，而不是我们的土地承载不了更多的人口。
工商业再发达不也只是加强了流通吗？粮食并没有增加，怎么能说工商业提高了土地承载能力呢？
我们对商业的最大误解之一就是认为商业只促进了流通，没有增加产量，也就是商人不创造价值。从古代先贤、帝王到现代的马克思等精英都有这样的误解。
其实工商业对农业产量有极大的推动，商业的作用就是为农业增加了一整套系统。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把农业看成发动机，而商业就像是我们围绕发动机接入了各种设备，最终把发动机打造成了一辆完整的汽车。同一台发动机，好的汽车设计可以发挥出 90%的发动机功率，差的设计可能只能发挥了 10%的功率。例如韩国和朝鲜就是鲜明的例子，民族、历史、经济完全相同的条件下，
发展出截然相反的结果。
过去人们看待经济非常片面，就像一个人眼中只看重发动机，不在乎传动系统，因为汽车的传动系统没有制造动力、只是输出动力，他们不从整辆车的视角看经济！
汽车设计师虽然都重视发动机，但绝不会忽视传动系统的设计。相反，好的设计师会设计最能发挥整车性能的传动系统。同样，工商业并不是只加强了流通，工商业帮助农业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产量。
首先从供求关系看，商业是农民增产的动力源泉。
粮食有更多剩余才可以换来更多的财富，但是如果没有商业作为中介者进行交换，农民是得不到财富的。甚至剩余的粮食多了，不仅不能换来财富，反而会使已有的财富贬值。因为一个地区的粮食消费量有限，剩余的多了价格就会下跌，粮食交换其他物品的购买力就下降。只有靠商人及时外运粮食到缺粮的地方去套利，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换来财富，避免过多库存导致的财富贬值。
然而在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禁止商人买卖粮食，这就让农民增产的动力就会减少。而且农民只能选择和政府做交换，没有其他选择，政府定的价格无论高低也只能接受，没有议价的空间。对农民积极性的打击必然会极大的影响粮食产量，这在大跃进时代已经被反复证实。
其次商业是农业灌溉设施建设的推动者。
灌溉对提高农业产量的作用极大，灌溉条件好的是上田，差的是下田，产量相差一倍。也就是说灌溉覆盖率越大，产量翻番的土地越多，承载的人口也可以翻番。但是灌溉设施建设需要大投入，原来政府用征徭役的办法来建设水利，但这只能满足干渠建设。最关键的是毛细血管一样的支渠和送到田间地头的小渠，以及水闸、水车等大量水利设备的配套和日常维护运营。这些工程的工程量和资金消耗甚至超过干渠，谁来掏钱建设和维护？
这时商业的作用就体现出来，提供贷款、提供水利设备以及维护运营等大量工作，由资源多的商人来做效率会更高。因为水利虽然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但却是风险小、收益稳定的资产。没有商人的参与，干渠的灌溉覆盖率就提高不上去，即便短期提高了，也做不到长期维持。这样看，商业就像人体内的分支
血管和毛细血管，为远离主血管的组织提供养料。
商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加速新工具、新物种的交换。
例如铁质农具，虽然在战国就已经存在，但直到汉朝才真正得到普及。因为汉朝早期，尤其是文景时代，放松了对商人的限制，允许商人开采矿山和冶炼钢铁。这在战国是绝不允许的，因为盐铁属于政府绝对垄断的领域。矿山放开后，汉朝很快就诞生了大量富可敌国的冶金大王。市场的竞争让铁器的价格快速降低，铁器的零售网点也大量增加，这才让铁制农具得到大范围普及。
还有新物种的引入，也是由商人完成的。如果仅靠固守一地的农民，推广的速度极慢。我们知道宋代之所以能达到 1.4 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普及了中南半岛的占城稻，将水稻收获周期从 180 天，缩短到 60 天，可以一季二、三熟，这个增产是极为可观的。占城（占婆 Champa）在秦汉时代就在中国版图
之内，秦朝属象郡，汉朝属日南郡。
但占城稻直到到宋朝才引入，这中间居然用了 1000 多年，有趣的是，宋代时占城已经不再中国版图之内了，可以看到其实政府的流通作用非常有限。
还有一个更早的物种引入的例子，就是小麦传入中国。
根据 DNA 的分析，小麦和大麦的原产地在中东地区，大约 4000 多年前的夏商时代传入中原，其传播路线就是后来的丝绸之路。这也是商人的功劳和政府无关，因为那时候在中原地区刚刚开始形成国家。
为了证明商业流通的速度快，再来看夏商时代中原普遍使用的货币——贝币
上图是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图的海贝，时间是 3700 多年前的公元前 17 世纪。
这种叫Monetaria moneta或叫Cypraea的海贝广泛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里（黄色区域）。
这些地方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所以贝壳的传递并不是由政府来推动的，而是各地的商人用接力棒式的传递完成的，其传播效率远高于占城稻的传播速度。要知道夏商时代比秦汉还要早 1000 多年，比宋代更是早 2000～3000 多年，那时候的交通条件极差，夏商时代的人们都做到了！所以说，商人对流通速度的促进作用远远高于政府等其他途径。
好吧，光说这三点就够了，商业对提高农业产量有极大的影响，抑商只能减缓农业增产，而商业也绝不是加强流通这么简单。
民商势弱、腐败横行是抑商政策滋养出的另一个毒瘤
把商人贬低成最低贱的阶层，在各个方面限制商人的自由，在缺钱的时候敲商人的竹杠，想方设法的迫害商人，使商人不得不匍匐于权力脚下，蜕变为垄断性官商，成为权贵的提款机。
官商不仅是腐败的土壤，更阻碍了商品的流通、扭曲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加剧
了贫富两极分化。腐败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贪官前仆后继的涌现。这个现象自商鞅和秦始皇而始，直到 2000 多年后的今日仍然是中国社会无法根除的毒瘤。
没有商人愿意放弃自主权和自尊心去刻意讨好权贵，但是如果权力可以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生死，从博弈的角度看，抱住权力的大腿当然是最好的市场竞争策略。所以腐败才会渗透到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即使杀光所有贪官、完全改朝换代，腐败仍然会卷土重来。
如果社会是另一个样子：商人从来不怕官员，却惧怕消费者，担心自己的员工。这样的社会，贿赂官员不会有多少回报，老百姓不担心食品安全，员工也不担心权益被老板侵吞。这样的社会还需要天天喊严惩腐败官员、整顿黑心商家和为农民工讨薪吗？
是不是因为秦国自身的地理条件不如齐国，不适合发展工商业，所以只能搞重农抑商？
其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对齐国和秦国的地理条件作了详细的分析。
先看齐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
齐国建国时，姜太公的封地在潍坊昌乐，昌乐东北靠海，是泥质滩涂，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天然良港。
司马迁说：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人口也非常稀少。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
所以无论是地理位置、土地肥沃，还是人口数量，齐国的条件都很差。
再来看秦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
不同于现代人对中西部经济落后的印象，在古代，秦国所在的关中地区，地理
位置非常优越，夏商周时代就是良田沃土和贸易中心，非常适合经商。
司马迁说：关中地区虽然面积只有天下的 1/3，人口也不到 30%，但拥有的财富却有 60%。
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司马迁分析原因如下：
关中地区坐拥良田千里，从尧舜时代就是最肥沃的农田。周文王、周武王在关中建立丰京和镐京，并迅速崛起。关中的百姓不仅善于耕种，而且民风淳朴。
春秋时代，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把秦国的首都建在陕西凤翔，因为这里地处甘肃和巴蜀货物交流的中心，商贾云集。
战国时代，秦献公迁都陕西临潼，而临潼向北可以通往塞外草原，东边则和山西地区接壤，所以这里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在咸阳治理秦国，汉朝在旁边建立长安城作为首都。四面八方的人都聚集到关中，地方小、人口多，这么高的人口密度非常适合从事商业。
关中的南面是巴蜀，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之类的器具。巴蜀的南边是云南，那里出产奴仆。巴蜀的西边和西昌、攀枝花接壤，那里出产滇马和牦牛。巴蜀地区四面闭塞，通过四通八达的千里栈道与周边相通。关中则控制了褒斜道栈道的出口，巴蜀通过这里用他们丰富的资源来换取他们稀缺的资源。
天水、陇西、庆阳、榆林和关中的风俗相同，向西就是河西走廊与西域联通，向北则可以获得塞外草原的牛羊、马匹，那里是天下畜牧业最发达的地区。可是这些地方的地势都很险要，只有长安是他们对外交通的要道。
通过司马迁的分析，我们知道秦国所在的地区是周边的交通要道，四面八方的通道都在关中附近交汇，这样地理位置非常适合建立贸易中心发展商业。
这么好的资源，如果让管仲来治理秦国，肯定会比在齐国更如鱼得水、风生水起。但是很不幸，秦国没有管仲，他们选择了商鞅。
所以说，“秦国自身的地理条件不如齐国，不适合发展工商业，所以只能搞重农抑商”，这样的说法完全不成立。事实上没有比秦国更适合发展工商业的了。
抑商的幽灵徘徊中国 2000 年
虽然秦朝灭亡了，但是重农抑商的思维定势依然没有消除，相反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不仅重新强化了重农抑商政策，还
支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原本互相竞争的多元化思想变成了儒家独大。
1.重农抑商导致国家的工业不能升级，
2.工业不能升级导致制造不出强大的武器，
3.没有强大的武器只能被游牧民族反复的蹂躏，
4.政府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只能穷兵黩武，
5.穷兵黩武需要大量的后勤军粮，只能变本加厉的重农抑商，
这就是中国 2000 年没有走出来的恶性循环。
汉武帝虽然武功卓绝，但是穷兵黩武直接导致西汉的人口减半。《汉书》指出，武帝虽然有攘四夷扩大疆土之功，但多杀士众，耗尽人民财力，奢侈无度，天下空虚，百姓流离失所，死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武帝死了 15 年后，财政积蓄还无法恢复，对百姓无恩德，不应为他立庙乐。
汉武帝到了晚年终于幡然醒悟，下《轮台罪己诏》，给经济松绑，才让汉朝没有步秦朝的后尘。但是后世的人们没有把汉武帝的教训引以为鉴，只记住了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和“雄才伟略”。
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一定是商业最繁荣、思想最开放的时代，例如汉朝文景、唐朝、宋朝的太平盛世。
而那些由盛而衰的时代总会出现穷兵黩武、迫害商人、压制思想、闭关锁国，例如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
结论
1.商人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重农抑商只是战国时代才有的产物。
2.商鞅变法的“重农抑商”把秦国变成了收割人头的杀人机器，试图通过暴政来解决马尔萨斯陷阱，然而不仅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还让秦朝在统一后不久土崩瓦解。
3.汉朝通过“无为而治”暂时避免了秦朝的悲剧，但“重农抑商”却像幽灵一样萦绕不散，让马尔萨斯陷阱成为饥荒、战乱和王朝更替的幕后力量。
4.“重农抑商”是引鸩止渴的毒药，让中国社会丧失了经济和思想的活力，让腐败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更让整个民族失去了主导世界的机会。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阿尔法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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