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美丽乡村,须正视乡村的五大困局:
一是生态困局。农村生态环境已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树木被大规模地砍伐,一路走过,许多山头都是光秃秃的。不少河水断流了,水严重污染了,雾霾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人们正面临着空气有毒、水有毒、农产品有毒、食品有毒等的毒环境。今日的乡村不能承受污染之重,人们的生命不能承受有毒之重。
二是人口困局。一方面,现行的城镇化模式将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吸入城镇,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三留守”之地,不少乡村成了空心村。另一方面,长期强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人口结构,加速了人口老龄化,催生了一系列人口老龄化问题,乡村成了老人村。乡村没有年轻人的活力,就没有乡村发展的活力。如果乡村没有生生不息的生命的自然延续,就没有乡村文明的延续。
三是安居困局。权力与资本合谋攫取乡村价值,使老百姓陷入居不得安的危险境地。各地风起云涌的强征强拆,使老百姓的住宅毁于一旦。仇和式的强拆执政方式,对百姓的住宅权利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一些地方的圈城收费、圈村经营、拆村并居、强迫农民上楼等种种地方政绩运动,将百姓的居住幸福打入冰水之中。
四是治理困局。乡村的老人化、空心化,使乡村陷入空前的治理迷惘;城乡二元结构,自治与他治矛盾,使乡村呈现治理失衡;不受约束的权力任性与资本横行,使乡村社会正义缺失,小官巨腐,折射出乡村治理失灵;有利于农民的好政策得不到有效贯彻落实,不利于农民的土政策又得不到有效制止,造成了乡村的治理困境。
五是文化困局。文化是人类文明之魂。几千年的乡村文化遭到了两次致命的摧残:一方面是全能主义的革命性摧残,另一方面是原始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性摧残。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摧残,使传统乡村文化中断和缺失,从而导致道德的沦丧和正义的丧失。
造成乡村困局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化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冲击与挑战。第一,全球性的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长期以农立国,1840年以后,当中国农业文明遭遇西方的工业文明后,乡村的破坏就开始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等人就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认为,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在破坏乡村;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无非是在破坏乡村。因而他说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乡村自救运动。工业文明在取得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也严重滋生了破坏乡村的“工业文明病”。第二,乡村困局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产物。60多年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可分为两个阶段:改革以前,在革命热情驱使下“打破旧世界”的大跃进式的破坏;改革以来,在经济发展驱动下“实现现代化”的建设性的破坏。
重建美丽乡村,需多管齐下:
一是全面反思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对地球母亲的掠夺空前惊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推进,使得以农业文明为主要载体的乡村被摧残得七零八落。与农业文明相比,工业文明放纵了人类的无穷欲望,不仅乡村不能承受掠夺之重,整个地球也不能承受掠夺之重。反思工业文明,超越工业文明,就需要我们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不只是一种环境保护思想,更是一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我们要以生态文明为统领,转变思维方式,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
二是全面推进双重改革。新一轮改革既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旧弊端,又要解决市场化改革以来的新问题,从而建设一个既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又体现时代发展特征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全面推进双重改革,关键是驯服权力与资本。权力与资本是人类社会最强大的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都是“双刃剑”。人们对待权力与资本有三种基本的态度。在如何对待权力上,第一种是消灭权力的无政府主义;第二种是迷信权力的国家主义;第三种是驯服权力。既然公共权力既不能消灭,也不能迷信,那么唯一现实和理性的选择,就是驯服权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在如何对待资本上,第一种是消灭资本,将资本消灭了,当然就不存在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了;第二种是迷信资本,放纵资本的横行,造成原始资本主义的泛滥成灾;第三种是驯服资本。既然资本不能消灭,同时也不能崇拜和放纵,那么现实的理性选择就是驯服资本,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三是全面促进社会成长。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政府、市场、社会、生态的四维结构之中,市场是无形之手,政府是有形之手,社会是拯救之手,生态是控制之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要起权威性作用,生态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起控制性作用,社会在人类文明和进步中起拯救性作用。建设美丽乡村,必须使社会全面成长和发展起来。因为政府在政绩的驱动下容易滥用权力,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容易放纵任性,面对强势的权力与资本,社会必须组织起来进行自我保护和修复。促进社会的全面成长与发展,我们既要复兴中国传统社会公益组织,又要积极发展现代社会的公益组织。
四是全面维护农民权利。不受制约的权力与不受制约的资本,对农民权利侵害很大。传统工业化、城镇化对乡村的破坏,实质上也是对农民权利的侵害,对农民生存家园的侵害。但农民却在任性的权力与放纵的资本面前无能为力,这是因为农民自我维护与发展的权利没有得到尊重、保障和实现。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传统与现代、自治与他治、德治与法治。乡村的重建与出路,在于农民的觉醒与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在于农民的组织化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没有农民的组织化、主体性,就没有农民的尊严,也就没有乡村的美丽。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病态和扭曲的社会。
五是全面复兴中华文化。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长期以来我们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与破坏,是当今社会道德沦丧、社会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蕴涵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以和为贵的秩序观、以德为本的道德观、以孝为先的家庭观、以道立身的人生观。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纠偏现代化、重建新乡村具有不可忽视的正能量。
(作者系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城市化》201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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