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一辈子都在追求财富、寻找发财机会、不放过各种便宜，这是他们朴素的经济理性。在漫长的农耕时代，每一个农民都有“三十亩地一头牛”的梦想，都有买地当财主的憧憬。子孙无论是读书进学，还是经商发财，也无论是入仕致仕，在家乡盖房、买地，都是人生成就、家族荣耀的必选题。时至如今，这种经济理性，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文明的一种惯性。
曾经看农民在田埂的较宽处向下挖出一块巴掌地，种下一两棵菜蔬；也曾在乡间小路边缘塌下的部分，看农民略作平整种下几棵瓜苗；甚至在久未开发的工地，看见有市民锄出了一畦畦菜地，用塑料桶从家里打自来水来浇菜；还看新闻说，中国父母去美国陪读，竟然在耶鲁大学校园的空地种上了菜，成了耶鲁的一景。对农民来说，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瓜菜的收获，对市民和耶鲁的陪读父母来说，很难说是为了省下买菜的钱。它更有可能是一种文化习惯，是从根上带来的。不在于经济得失，而在于中国文化看不得资源被白白浪费，再小的资源也想着把它用起来。荒废的一小块土地、可以利用的小小空间，都是可以成为发财的契机，最不济也能贴补一点生活。这就是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和中国文明的习惯。
就像一个农夫“一个鸡蛋的白日梦”一样。农夫手里拿着一个鸡蛋，一边走一边做着白日梦，他幻想着把这个鸡蛋孵出小鸡，小鸡长大了再下蛋，如此蛋生鸡、鸡生蛋，自己就有了大型养鸡场，养鸡致富了再买房子置地成为富豪，最后还娶了公主。农夫正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之中，却被路上的一块石头绊了一跤，农夫手里的鸡蛋摔碎了，富豪梦想也破碎了。这个寓言虽然是嘲笑农夫的白日做梦、痴心妄想。但也折射了两个信息：一个是农民对财富的强烈冲动，这冲动几乎与欲望的冲动相类；一个是实现这种冲动，得通过“蛋生鸡、鸡生蛋”的踏踏实实和一步一个脚印的勤劳。这正是获得财富的健康途径。
只要给中国农民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只要勤劳致富不为社会打压，哪怕只要不禁止，中国农民都会把“一个鸡蛋的白日梦”做得如醉如痴，一辈子都在不同程度地朝着这一梦想前进。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盛世，都出现在天下承平之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到如何过上更好的生活上，各个阶层都在做着自己的“白日梦”。这“白日梦”在不同阶层可能诉求有别，但在让下一代比自己过得更好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众多的“白日梦”，有的实现了，有的没实现，还有的打了折扣，但汇集在一起，就成了盛世。
中国历史上虽然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但抑商主要体现在贬抑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对商业本身还是很宽松的。历史上除了对盐铁实行公营、非许禁入外，所有行业都对私人开放，汉初甚至连铸币都可以私营，当时的首富邓通，就是在四川开采铜矿、铸铜钱发财的。能不能这样说，重农抑商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农与商相辅相成、相克相生，重农让农业休养生息，但农业发展后，商业就不可阻挡地繁荣起来；商业过度发展冲击农业，重农又成了当务之急。如此循环周流，就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个小周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定是先有问题，后有应对和解决问题的理论。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一再强调重农抑商，一定是针对商业繁荣对农业的冲击，一定是基于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商业和财富冲动的深刻洞察。
还是那句话，只要给农民以时间，给农民一个和平稳定的生存环境，农民一定会给你一个财富的传奇。这传奇可以在茶马古道的马蹄声中听到，在汴梁城勾栏瓦肆的市声中听到，在江南小镇织工的机杼声中听到。在今天，勤劳致富成为社会主流价值，我们在苏锡常乡镇企业的工厂里，见证了中国农民的创富能力；也在温州农民“鸡毛飞上天”的作坊里，看到商业奇迹的丛生蜂起；我们当然还可以在快递业这“通”那“通”的家族故事中，品鉴中国农民财富聚集的声势。
中国农民用他们强烈的发财动力和锲而不舍的创富能力证明了，只要给他一滴水，他就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辉；只要给他一个杠杆，他可以撬起财富的地球。这是中国农耕文明最深层的力量，也是中国总是能站起来的根本力量。正是这力量，养育了中国人生生不息、永不言弃的丹田真气，守护了中华文明渡尽劫波、凛然不惧的浩然之气，也在今天激荡着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虎虎生气。
（作者系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农见度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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