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追求数量型增长时期，乡村产业被相关单位作为扶持外部资本圈占资源实现农业外部规模产业化的途径。这在初期是能够实现一定增长的，但随着产业链不断延长增收效果也就不再显著，甚至因为产业过剩出现了“老板跑路”、“负债甩给地方”的情況。这并非我国的单一现象，在全球都有案例。因为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由大型公司进行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增值收益中的90%都被资本家牢牢掌握，而农民作为直接生产者，其可能获得的收益却不到10％。那么，要怎么样才能让农民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呢？按照过去的经验教训，除非运用优惠政策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农民真正参与其中，才有可能获得更多收益。
也就是说，要化解“三农”问题就要解决好农民权益问题。过去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开展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毛泽东同志立志要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在湖南农民运动时他说过：“痞子运动好得很”，这就是在说农民要组织起来才能“打扁担”。此后，中国共产党就靠着动员广大农民参与革命和建设，为国家发展赢得了巨大的制度收益。
我们都知道，当前农民分户经营的情方式很难与外部进行对接的，会产生高昂的交易费用。那么只有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才能形成外部规模化的空间，不断改善乡村发展与治理条件，并以组织的形式作为承接政府各种扶持政策和生态文明导向资源的载体，才能够让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治理的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充分发挥好“压舱石”的作用。
中国应该借鉴符合本国国情的农民组织化经验。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美国那种大农场无人农业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我们。在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是以“三位一体”综合农协为组织形式来维护“三农”稳定的，他们强调的是将农户作为主体组织起来，在多个领域、多个层面发展综合性的合作。关注政府扶持性的资源进入农村后的普惠性，而不是让其成为“富者更富”的精英俘获性资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障农民分享农业之外的领域的收益权。
近年来，国内已经开始综合农协的探索，在多个国家会议、文件中都高度肯定了发展生产、供销、信用合作的“三位一体”综合性合作社。但是具体的操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怎么实现“精英俘获”的老合作向“三变”改革的新型集体经济的资源对接？如何促使各种合作经济组织联合起来真正发展成综合性的合作社？都还需要破题。此外，想要提高以农民为交易主体的谈判地位，不仅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帮助，更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构建多方协作的局面。
(作者系《中国乡村发现》学术委员，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村新致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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