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历史必然性。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只有深刻认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才能明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性，树立乡村振兴的文化自信。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方法中，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要矛盾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人通过认识、分析和解决矛盾不断推进现代化，同时通过巩固和运用现代化成果来提升自身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时隔25年，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隔36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其中就是以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的矛盾为主要方面，这种矛盾的形成若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始，本质上是城乡关系演变的具体表达。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一个复杂性问题，毕竟这是全局的历史性
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大多侧重于政治事件层面的解读，注重从社会问题的横截面去分析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机理，相对较少地以历史辩证的眼光思考矛盾的演变特点。
“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所提出的“新要求”，是历史长期发展的逻辑必然，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所以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还必须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尺度与社会尺度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对商品价值的二重性说了一段有趣的话：“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所积累的实践总体，尤其是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其作为一种“有用物”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应当如何体现，如何从历史的空间转化为社会的空间？这就是关于新时代中历史尺度与社会尺度如何统一的问题；二是中国现代化进入了新时代，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何种“媒介”能够整合社会各种关系，是物质性因素还是精神性因素？显然，仅仅局限于对矛盾原理的辩证性理解，难以从整体性意义上穷尽对“历史性变化”与“新要求”的认识。只有深入中国现代化历史，才能准确认识党的十九大所表述的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历史本质。
罗荣渠先生在深入研究世界现代化历史的基础上，认为政治因素在现代化的启动时期具有优先性，经济因素在转型
时期具有优先性，而在现代化后期则是文化因素占据重要地位。这明确指出不同因素在现代化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地位。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侧重于对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解决，侧重于充分释放文化的整合力。从主要矛盾演变与现代化建设规律之间的关系而言，文化因素在新时代可以成为促进主要矛盾解决的强大力量。
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它所具有的自然人文资源、故乡底蕴以及历史文化都是文化因素，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因素。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实现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融合，正如马克思所言的消除城乡差别，而乡村所具有的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是自身价值所在，而且还是实现这种融合的基础。乡村振兴需要梳理这样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如此才会内生出乡村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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