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施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战略是补齐农村农业发展短板, 构建现代化农业经济体系, 立足中国大地助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一极。乡村振兴战略与三产融合发展存在着在农村农业发展、国家战略、国际经验三重维度上的价值取向趋同, 乡村振兴的基础在产业兴旺, 产业兴旺的出路在三产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协同推进, 必须遵循“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可以在协同动力、协同主体、协同引擎、协同保障、协同基础五个方面进行路径选择。
农业资源禀赋的限制, 决定了其弱质性的产业特征。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 城市快速扩张和发展, 转移和占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资源。这是工业化现代化不可避免的过程, 然而, 由于自然地理、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城市承载能力, 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战略安全,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不能简单走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 必须扎根中国大地, 立足中国农村,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路。改革开放四十年, 在我国农村农业经济社会发展巨变的同时, 由于农村农业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等向城市的单向流动、集聚, 出现了留守农民老龄化、土地利用非农化、农村空心化等诸多乡村衰退的现象, 究其根源是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缺乏相应的要素供给, “三农”问题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和实现现代化的短板之一。基于我国乡村发展现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国家战略的高度, 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其中, “产业兴旺”这一新表述, 既强调了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点, 又突出了要增强现代农业发展的多功能性, 把农村产业之间的渗透、融合发展作为应对农业资源约束瓶颈的突破口, 由产业兴旺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因此, 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价值取向与逻辑关联, 探讨两者协同发展的路径, 是国家战略顶层设计的必然, 也是重新审视和拓展乡村价值,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乡村兴衰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 探讨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首先基于城乡发展理论梳理乡村价值的认知演变, 以宏观的视野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价值取向作出准确判断。现有的城乡发展理论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城乡不平等发展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体现出乡村价值在于被动地满足工业部门和城市发展的需要。以刘易斯 (Lewis.W.A) 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并存, 应采取城市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2]。增长极理论则认为“极化效应”吸引各类优势资源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聚集。由于极化周期较长, 往往抵消了城市辐射农村的“涓滴效应”, 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克鲁格曼 (Krugman, P) 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工业部门和城市处于核心地带, 农业部门和农村处在边缘。形成中心主导外围的城乡不平衡发展关系[3]。迈克尔·利普顿 (Lipton.M) 用“城市偏向”概括这种不平等的城乡关系是乡村贫困的根源[4]。施特尔和泰勒 (Stohr.W.B.&Taylor) 的“选择性空间封闭”发展理论批判城市偏向理论导致农村贫困, 完全忽略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和影响。又将城乡关系引入了“农村偏向”的极端[5]。二是城乡平等发展理论。这一理论核心思想是正视乡村的价值, 城乡应该统筹协调发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多处阐述了产业分工带来了互为市场互利互惠的城乡关系。指出城镇发展规模需要与之匹配的农业农村发展水平[6] (P16、141、346-351) 。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也论述了城乡融合、消灭城乡和工农差别的思想[7] (P646) 。此后学者们基于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带来的不利影响, 认为应重视农业发展,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释放更多劳动力和提供更多农产品[8]。德国1965年开始实施“城乡等值化”战略, 表明城乡价值同等重要[9]。19世纪80年代日本“第四全综国土规划”实践, 致力于建设一个“城乡融合系统”[10] (P126) 。乡村平等发展理论和实践间接强调了城乡和谐共生, 乡村价值在于主动与城市进行资源双向流动, 城乡拥有对等的话语权。
为了消除我国“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 提升农业综合竞争力, 增加农民收入, 增强农村活力一直是“三农”政策的实施重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简称“农村三产融合”) 发展的思路最早于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同年12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从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强调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此后, 中央一号文件从“深度挖掘农业的多功能性”“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等方面连续强调了农村三产深度融合的政策指向。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提“乡村振兴战略”, 相关论述中强调要促进农村三产融合、鼓励农民就业创业实现增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体系构建导向。同年9月,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再次明确农村三产融合能够实现农村产业间多种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以新载体新模式推动产业融合, 实现产业升级、三农收益。国家关于“三农”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战略表明,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重点。
“三农”政策导向下, 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引起普遍关注, 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 (1) 现有研究涉及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多个维度, 覆盖了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理论研究的热点和前沿。以实践案例经验总结为主, 多为宏观层面的定性分析。农户、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参与融合主体的时代特征、利益诉求、紧密型利益联结方面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2) 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内容覆盖了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的主要问题, 体现出政策解读性的特征, 缺乏可操作性的细化措施, 尤其对乡村振兴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缺乏深入探讨。 (3)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结合研究的成果, 以报纸报道和政策解读为主, 缺乏理论体系。一是对乡村振兴战略与产业兴旺两者互动关系的探讨[11,12];二是以乡村振兴为背景探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13,14,15];三是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共同原则进行探讨[16]。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关键是保障处于弱势的农民生产生活需要, 不能成为资本下乡的便利渠道。要谨慎对待外来资本[17]。
现有研究普遍认识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以及农村三产融合应利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契机进行发展, 但是存在着重政策理论解读, 轻实践细则的不足。具体来说, 一是由于缺乏对乡村价值演变的宏观把握, 未能精准定位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三产融合在不同维度上的价值趋同;二是由于缺乏对农业农村发展优先性的全面理解, 未能深入揭示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内在的逻辑关联机理;三是由于缺乏对农村的客观认识, 未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主导 (自上而下) 与农民推动 (自下而上) 充分结合的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的协同发展路径。
基于此, 本文立足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拟对两者多维价值取向及两者价值趋同的核心问题进行探讨, 进而重点阐述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内在的逻辑关联机理, 最后基于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贯彻新发展理念, 从协同动力、协同主体、协同引擎、协同保障、协同基础五个方面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三产融合的协同发展路径。这既是顶层设计的政策导向, 也是重新审视和拓展乡村价值,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逻辑关联及协同发展路径的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三农”问题理论研究的拓展。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情境下, 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多维度的价值取向, 及其在新的历史阶段的趋同核心问题, 有助于补齐我国现代化全面建设的农村和农业“短板”。探讨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价值趋同, 不仅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导向, 也是探究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内在逻辑关联的依据。
(一)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价值取向
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 乡村价值被重新审视, 粮食安全视角发生变化, 农业的功能也应重新定位。如何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平等对话,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粮食保障功能之外, 如何满足城市居民对农业越来越多样化的需要, 提升农业综合竞争力, 实现农业现代化?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正视并理解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多维价值。
1. 农村农业发展维度的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政策带有明显的城市偏向特征, 农村和农业的价值在于被动地满足城市和工业发展需要。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表明我国城乡发展政策的战略性转变。一是能够根本性解决“三农”问题。当前土地、劳动力和资金技术三要素的资源约束是我国“三农”问题的主因, 表现为土地资源有限与耕地质量持续恶化并存、农业劳动力过剩和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并存、农业技术和资本供给不足和投入成本增加并存。乡村振兴战略在资源配置和政策扶持方面优先考虑农业农村发展, 农村三产融合重拾农业多功能性, 将就业机会和产业融合收益留给农民, 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二是能够推进农村全面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承载着推进乡村充分发展的新时代使命与责任, 是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战略调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现代农民的全面培育、现代农业的全面发展以及现代农村的全面建设。
2. 国家战略维度的价值取向
乡村振兴和农业三产融合的过程是城乡之间多种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的过程。一是有助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理念, 是对新时代我国城乡关系的新定位。城乡统筹政策框架下, 城乡关系的调整是初步的, 城乡一体化则是城乡统筹的递进阶段, 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城乡融合发展”表明城乡平等交流是更高的发展阶段,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城乡关系递进发展的必然。乡村振兴与农村三产融合承载着推进城乡之间要素融合、空间融合、生活方式融合等多维度深层次融合的历史使命。二是有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 农村发展不充分和农村现代化滞后的现实是短板所在, 中国的农村人口至2030年仍有4.5亿左右, 乡村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全面建设的根基。“乡村振兴对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而言意义非凡。”[19]同时, 农村三产融合实现农业“接二连三”全产业链延伸, 将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3. 国际经验维度的价值取向
“城市优先———振兴乡村———城乡融合”是多数国家和地区实践得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然而, 二战以来, 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为数甚少。多国实践表明, 把握城乡发展政策调整的战略性时机, 及时制定农业农村保护性发展政策,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尤为重要。我国正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既考虑了工业化城镇化的现阶段特征, 又契合了城乡关系递进发展的规律, 更是直面四化同步和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的重大战略抉择。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现代化以后城乡是个什么格局?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到底是个什么状态?这个规律全世界还没有总结出来, 只能靠中国自己去探索和总结”[18]。一旦中国摸索出农村三产融合的成功模式, 总结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规律, 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一旦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 则可以作为“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为其他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经验借鉴。
(二)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价值趋同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这是对新时代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的新调整。如何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中体现农业农村发展的“优先性”, 既是两者的价值趋同起点, 也是我们解决以下三个趋同核心问题的基本原则。
1. 要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性
我们认为, 农民这一庞大群体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主体性必须得到体现。鉴于农民群体的状况发生改变1, 中坚农民应成为核心力量。所谓中坚农民[19], 即留守农村的青壮年。他们出于现实考虑, 留在农村, 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 耕种自家承包地和流入的进城村民的土地, 形成一定规模的农业经营。基于规模耕种需求, 中坚农民有较大的积极性采用农业新技术、购买农机、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 也有较大的热情主动寻求技术、信息等农技服务;中坚农民能获得不低于进城务工的农业收入, 在农村体面生活, 他们根植于农村和农业, 对农业的意义在于保障粮食生产, 对乡村的意义则是乡村治理的骨干力量。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基层实践中, 应充分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性, 激活中坚农民的活力和潜力,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土地利用非农化非粮化, 要重拾农业功能的多样性
外来资本因国家财政补贴和土地增值收益进入农村和农业, 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6月, 流转农地占承包地总面积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外来资本受利润最大化原则支配, 追逐市场需求, 土地使用存在明显的非农化非粮化倾向。流转规模越大, 非粮化倾向就越明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1]。一方面, 我们要坚守耕地红线, 禁止耕地“非农化”, 保护和优化粮食产能, 确保粮食安全, 夯实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 要重拾农业多功能性, 把农业从传统的粮食保障的角色中解放出来, 满足城市居民对乡村优质的食物、清新的空气、优美的景观、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以及令人向往的乡村文化和风俗体验的多种美好生活需要, 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3. 基层实践盲目化, 要因地制宜有序推进
乡村振兴新语境下, 多地基层政府倾力打造各种典型示范村, 然而, 乡村没有内生的文化资源、管理组织以及生产生活特色与之衔接, 未能起到示范效应, 造成支农资源无效使用, 政府的政策扶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干扰, 引致社会效益损失。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要对不同的乡村特征进行归类, 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振兴的细化操作措施, 先后有序轻重有别, 不能用同一种模式同一时间推进。
三、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
农村三产融合旨在实现资源、要素、技术、市场需求各要素在农村的整合重组, 进而改变农村产业空间布局, 成为振兴乡村产业的主要出口, 而产业兴旺则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结合以下图示, 我们可以更直观地阐述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价值逻辑关联及协同路径选择
图1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内在逻辑关联图
(一)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如图示路线 (1) 左侧方向所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从粮食安全、生态环保、农民增收、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等方面保障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第一, 农业是粮食以及重要农产品之源, 现代农业兼具满足绿色安全食品、生态休闲、农事体验等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多功能性;第二, 现代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秉持绿色发展理念, 立足乡村生态优势, 降低单位产出能源资源消耗、增加环保投入、普及清洁生产、创新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技术, 实现产业发展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三, 产业兴旺增加农民就业机会,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为现有6亿多农村人口提供生产生活的产业支撑;第四, 乡村产业发展优化现有乡村产业布局, 有效引导乡村资源要素集聚, 从农业内外、城乡两头共同发力, 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 激发农村创业创新活力,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能力与水平, 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夯实经济基础。
(二)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是产业兴旺的出路
产业兴旺的核心在于有效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农业产业因其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供求缺乏经济弹性、市场刚需等弱质性, 在与二三产业的成本收益对比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农业部数据显示, 2017年底, 我国农民从农业获取的人均年收入仅为3 122元。现有农业资源约束下, 我国农村人口的充分就业依靠单一的种养为主的农业产业无法实现。如图示路线 (1) 右侧方向所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出路。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当地农民和本地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 实现农民的本地甚至本村就业, 直接显著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 产业延伸与融合, 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农业领域的创业创新机会, 拓宽新业态新产业的发展空间。通过这两方面相互促进, 共同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三) 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目标的内在统一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改变我国农业不强、农民不富、农村不美现状的重大战略机遇。“产业兴旺”意味着包括农业在内的农村产业要更有生机和活力, 顺应我国农业主要矛盾从总量不足向结构失衡的变化, 应致力于提升农业综合竞争力;“生态宜居”则强调农业绿色发展, 农村环境高效治理和生态保护, 建设美丽乡村;“生活富裕”涵盖了农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和精神享受的富足;“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均体现了对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农民精神富裕满足、乡村组织管理以及环境整治等方面的更高要求。如图示路线 (2) 所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重新审视和拓展了乡村价值, 在城乡关系中, 乡村以积极的姿态与城市进行多种要素资源双向流动, 在经济发展、生态环保、文化传承、乡村治理等方面取得成效, 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不强、农民不富、农村不美的境况,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过程中, 经营主体基于降低成本与科技创新的双重动力2。表现出吸纳新理念、新技术, 及时收集市场信息的主动性, 积极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重拾农业多功能性。如图示路线 (3) 所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图示圈里, 外围的连结弧线意味着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衔接及延伸, 最终形成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三链”的闭环, 供给能力提升, 供给数量增加, 本质上来说, 是存量产业存量业态的调整重组;中间箭头则表示一二三产业之间的渗透融合, 催生新的产业新的业态, 属于增量产业增量业态, 可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创收机会。基于农业多功能性的三产之间的衔接、衍生和融合带来农业综合竞争力提升和农产品价值增值。此外, 农户作为融合主体, 与其他融合主体分享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利益分配, 实现持续增收;三产融合过程中, 通过新技术对农业的有机渗透, 突出绿色生态指向, 如节水灌溉、耕地地力保护、化肥和农药减量、农业废弃物回收、加大污染地区治理力度等,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使农村焕发生态宜居的新农村形象。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同样利于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综上, 乡村振兴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可概述为:乡村振兴的基础在乡村产业兴旺, 产业兴旺的出路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要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 把握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节点, 直面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状, 在根本性解决“三农”问题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上, 两者表现出战略目标的内在统一。
四、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协同路径选择
推进乡村振兴与农村三产融合协同发展是一项系统而长久的工程, 需要发动全社会多方力量、多种机制、多种资源要素参与进来, 协同推进。在协同动力、协同主体、协同引擎、协同保障、协同基础各维度要始终贯彻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目标上,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内在统一。
(一) 协同动力:多利益主体联结分享发展红利
产业融合改变原有的产业内的市场结构, 城乡融合则改变原有的乡村资源要素的配置, 进而改变利益分配格局。如何将乡村振兴和产业融合带来的利益更多地留给农民留在农村, 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关键问题。《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指出:“始终坚持把农民更多分享增值收益作为基本出发点, 着力增强农民参与融合能力, 创新收益分享模式, 健全联农带农有效激励机制, 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融合发展的增值收益。”[20]如何在保障农民收益的前提下, 加强多利益主体之间风险共担、优势互补的利益联结关系?我们先将新型经营主体分为:本土自发分化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和外来资本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在此基础上, 探讨不同的新型经营主体与农民之间的风险分担和优势互补的利益联结关系。具体来讲: (1) 提升外来资本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农民的辐射带动能力。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化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政策语境下, 新型经营主体可充分发挥其农业农村发展理念的前瞻性、技术应用的先进性和抢占市场的开拓性, 带动农民融入农业现代化进程。除了带动农民自身经营能力提升, 还包括对农民组织和农业经营模式创新的辐射, 如在农业协作组织、经营管理培训等方面提供引领, 与农民建立互利共赢的持久关系。 (2) 实现本土自发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民乡村治理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中的话语权。防止外来资本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凭借其资本优势和市场强势, 将本土有竞争力的新型经营主体和小农户推向权益分配的边缘。本土自发生产的新型经营主体和小农户是根植于农业和农村的更关键的内生力量, 应更多分享农业农村发展红利。此外, 由于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利益主体复杂多元, 加强多主体利益联结时尤其要注意有序推进, 注重利益诉求的变化以及利益分享模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 协同主体:培育中坚农民成为农业经营和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
关于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核心力量探讨, 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以外来资本形成的新型经营主体为主[21]。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农村, 有实力改善乡村基础设施、组织大规模乡村环境整治和清洁生产、采用农业技术装备规模经营等;另一种是以本土农民为核心力量[17]。应发挥农民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在乡村治理和乡村文化建设方面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其他社会资本的带动作用固然不可小觑, 然而乡村振兴和三产融合发展作为农村农业的重大发展战略, 其核心力量应该归位于农民这一群体, 而中坚农民因其对于粮食生产和乡村治理的双重意义, 应该成为农业经营和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具体来讲: (1) 培育能代表广大农民意愿的中坚农民。作为农村内部自发分化而形成的较有竞争力的中坚农民, 既能保障农业的粮食生产功能, 又是参与乡村治理的骨干力量。他们有积极性也有能力代表留守农民, 向政府表达对农村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 促进农民与政府之间的高效良性互动。政府应推动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的成立, 鼓励中坚农民成为农业合作组织的核心, 带动其他小农户, 互助合作, 保障农民和农业在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中的主体地位。 (2) 鼓励土地流向中坚农民。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去向有正式流转土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非正式流转的中坚农民。正式流转的土地租金远远高于非正式流转。土地租金高利润少, 土地经营者在利润最大化原则指导下, 容易追逐市场需求, 出现土地使用的非农化非粮化倾向。中坚农民则将农业和农村作为安身立命的保障, 应鼓励土地逐步流向中坚农民, 对他们的土地经营权给予更多的保护, 才能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以及稳定农村社会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城镇化推进, 更多农民进城, 城市就业竞争愈加激烈, “三权分置”实施背景下, 城市就业竞争失利后退回农村重拾农业生产的中坚农民会越来越多。低租金非正式的流转方式存在的地块分散, 耕作、灌溉、收割存在较多不便的弊端将越来越突出。若有乡村组织集体自上而下的行政介入, 进行统一调整, 中坚农民便能连片规模经营, 小农生产的分散性和脆弱性便可以得到克服, 通过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 中坚农民也能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机械化。
(三) 协同引擎: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
乡村振兴, 要求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快速增值, 实现经济收益和生态收益的统一;农村三产融合, 则要求新技术对农业有机渗透, 突出绿色生态指向。为此: (1) 打造乡村科技信息人才队伍。农村拥有这样的人才队伍才能高效接受新政策、新技术、新思路、新商机, 进而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传统农业农村, 促进农业农村全面发展。 (2) 引导资金投入科技研发。一方面, 集中公共科技资源。在农业科技资金投入、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以及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完善等方面凸显政府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战略导向, 以科技创新引领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另一方面, 控制资本下乡范围。鼓励城市私人资本进入农业科技创新领域, 在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不同环节加大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以科技创新为引擎, 突破土地、人力、资本等农业资源约束瓶颈, 提升新技术与农业生产渗透和融合的力度,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 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促进农村三产融合, 高效振兴乡村。
(四) 协同保障:基层实践响应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的战略意义在于为地方实践提供政策导向, 而基层实践要精准领会顶层设计的战略意图, 实现顶层设计的战略目标。为此: (1) 中央政府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 明确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的核心内涵、推进思路、阶段目标、总体目标等, 把握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有序推行。 (2) 基层政府根据顶层设计, 结合本地资源要素禀赋, 出台具体的实践计划, 制定详细实践方案。“三农”工作一直是中央“一号文件”的关注重点, 每年都有支农惠农政策的顶层设计, 然而从多地乡村典型示范村建设、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建设的案例来看, 基层实践未能正确认识本地资源禀赋, 盲目实施建设项目, 造成了支农资源的低效使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 既要遵循顶层设计的政策导向, 又要突出基层实践的本土化特色,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做到优势互补。
(五) 协同基础:打造产业公地实现技术共享
产业公地是一个抽象概念, 意指可为多个产业提供创新支持的技术基础[22]。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 相关企业可共享这些基础性的共性技术。随着对产业公地的研究与运用, 其内涵已延伸至制造业领域之外。乡村振兴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均要求突破行政空间约束, 促使生产要素跨区域跨空间流动, 实现“开放”和“共享”。在产业融合的基础上, 由技术共享带动产业间劳动力、组织模式、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为此: (1) 实现农村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和共享。一要完善与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农事体验和乡村旅游发展密切相关的农田、林道、河流水库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跨区域融合发展密切相关的乡镇公路等基础设施。二要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村商贸、供销、邮政等环节效率。三要实现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建设, 在农村实现区域千兆光纤和4G网络全覆盖, 提高农业生产及加工等技术共享和传播的迅捷性。 (2) 实现农业内部以及农业与其他产业技术、管理、组织等创新和共享。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一般处于被动接受改变的状态, 表现为先进技术跨越其他产业的边界, 通过共用平台, 渗透到农业产业领域, 实现技术要素的创新、扩散、发展与融合, 从而带动农业产业发生变化和创新。首先, 第一产业公地依赖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如将GIS应用于农业灾害与控制、水土保持、农业资源调查与管理、水分检测以及脆弱性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等;运用物联网传感器和软件, 通过移动平台或终端对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进行控制与监测。其次, 第二三产业公地借助企业组织管理创新。第二产业可采取联合、兼并、资产重组、上市等途径和方式, 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化、集团化发展;采用“总部+基地”的模式, 引导涉农企业将研发营销总部设在中心城市, 而生产加工基地则建立在具有成本优势的外围村镇。第三产业可通过互联网技术创新涉农服务载体和模式, 在农业上下游产业、农产品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产业公地培育效果影响着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的顺利与否, 最终也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果。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5BSH0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6BJY03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2017TS065);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019-ZDJH-292);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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