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地区‘贷款难’‘贷款贵’问题长期存在，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农村信贷缺口超过3万亿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黄益平近日在主题为“中国农村金融新方向”研讨活动上表示，解决好农村金融难题，核心是解决好商业可持续，用好线上线下两支队伍，关键在风控。并指出，市场化、产业化与数字化为破解这一难题带来新契机 。
困惑：融资难与资金长期外流长期存在
“农村融资难、融资贵的困难长期得不到根本性的缓解，根源在于金融改革的不到位。”黄益平指出，中国经济改革最初是在农村获得成功的。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尽管农村金融组织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政府也采取许多政策措施，“但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一直没有能够真正达到。”如农村金融组织架构中，省联社既不持有下属县联社的股权，也不是监管部门，却拥有县联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的人事任命权。这样的制度安排，为农村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制造了许多障碍。
除金融改革滞后，黄益平指出，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资金通过财政和信贷两个渠道向农外行业流出：1978-2012年，财政渠道农村净流出资金达5.2万亿元，年均净流出0.1万亿元；通过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从农村净流出的资金规模达7.3万亿元。相比较而言，1991年-2000年10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才7.32万亿元。
“农村资金外流，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黄益平指出，问题是农村确实存在资金缺口。一方面农村向城市输出资金，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这确实有点令人困惑。并强调，理解这个现象，可能需要回到发展普惠金融的初衷。金融业存在一个“二八法则”，即通常高端20%的客户提供80%的市场份额。剩下的80%的客户，包括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往往因为规模小、数据不全和抵押资产缺乏而无法达到传统金融机构的信用评估标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这也是联合国在2005年推动小额信贷年的时候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的主要原因。
滞步：行政命令治标“易”治本“难”
“应该说，近年来政府还是做了许多努力，尽力改善小微和涉农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黄益平指出，比如在2010年2月银监会首先推出“两个不低于”的政策，2015年3月又将上述政策扩充为“三个不低于”的要求，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和银监会多次联合整治各种银行收费，一些监管部门甚至明确提出小微贷款利率上浮不能超过30%。央行也一度多次执行定向宽松政策，降低农村商业银行和信用社的存款准备金率。
“可惜这些政策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归根到底，小微与涉农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风险大同时很难达到传统金融机构信用评估的标准。”黄益平指出，要让金融机构给这些企业提供贷款，要么贷款利率必须高到能够覆盖风险，要么金融机构创新信用评估的方法，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需要放弃的是行政策略，即靠行政命令让金融机构增加对小微和涉农企业的贷款，同时还不许提高利率。”黄益平指出，这样的政策在短期内也许会见到一定的成效，但很难长期持续，而且因为违背市场规律，很可能在利润率和不良率方面产生负面的后果。
出路：普惠金融与政策金融有机结合
黄益平认为，农村金融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于混淆了普惠金融与政策金融的概念。并强调，当前，应抓住金融利率市场化、农业产业化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新契机，创新包括市场、社团与技术等有效策略，破解农村金融难题。
为此，黄益平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农村金融要遵循市场的原则，尽快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任何金融交易都要让利率能够覆盖风险。
第二，金融机构也应该创新信用评估办法，让更多的涉农企业满足信用评估的基本要求。如果央行或其它官方、民间机构能够加大建立覆盖面广、有效性强的征信体系，对农村金融服务也可以提供十分关键的支持。
第三，积极利用数字技术特别是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分析支持农村金融发展。
第四，完成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取消“省联社”这一级非行政、非经济的机构，减少不必要的扭曲。对于一些十分重要但又无法承受市场化融资成本的涉农企业和农户，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提供财政专项拨款、补贴利差、财政担保以及政策性金融手段予以支持，但不应作为行政任务强加给商业性金融机构。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村振兴大政要论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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