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工回流客观上拉近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势必会对原来因子女外出务工导致的农村养老难、农村留守老人等问题产生影响。本文基于安徽、河南、四川3省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OLS估计以及有序Probit模型，分别从经济状况、心理状况、生活满意度3个方面检验了农民工回流对其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总体上，农民工回流显著改善了其父母的心理状况和生活满意度，但对父母的经济状况无明显影响；回流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则对父母的生活质量有着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回流 父母 经济状况 心理状况 生活满意度
一、引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务工，但受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在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返乡或回流的现象。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的换挡回落，外出农民工增速下降，回流到本地就业的农民工占比逐步提高。2016年，本地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9.9%，较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总量的比例达到88.2%。众所周知，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到城市务工是导致农村养老难、农村留守老人等问题的直接原因，那么，在外出农民工总量增速放缓、回流到本地就业的农民工数量逐步增加的新形势下，农村养老难的问题是否得以缓解、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是否有所改善成为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关于农民工流动与农村养老问题，大量文献关注的是农民工流出对农村养老的影响，对农民工回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回流的影响因素、返乡就业创业的影响因素与创业绩效等问题上，几乎没有涉及农民工回流对农村养老的影响。然而，考察农民工回流对农村养老的影响不仅有利于发现农村养老问题的症结所在，还可以为政府制定农村养老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依据和重要参考。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农民工回流后其父母的生活质量总体上是否得到了改善？第二，子女回流前后代际支持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对其父母的生活质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1.倾向得分匹配法。子女是否回流是一种自我选择行为，并不是随机产生的，倘若对这种自选择行为不进行有效处理，可能会导致本文无法正确地得出子女回流对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针对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来尽量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期得到无偏的估计结果。PSM在计算过程中包括三种平均处理效应，即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平均处理效应（ATE）和控制组平均处理效应（ATU）。通常情况下，学者们关注的是ATT，对本文来说即有回流子女组中的个体由于子女回流所导致的生活质量变化。
通过PSM计算平均处理效应的一般步骤如下：首先，借鉴Rosenbaum and Rubin（1983）提出的反事实分析框架，将样本分为处理组（有回流子女组）和控制组（无回流子女组），然后，根据倾向得分值的大小对样本进行匹配处理，根据匹配后的样本来计算ATT，以此来判断是否有回流子女对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首先采用最近邻方法进行匹配，之后再分别采用半径匹配和核匹配方法进行匹配。
2.普通有序Probit模型。本文通过经济状况、心理状况和生活满意度3个被解释变量来反映老人的生活质量，但除了经济状况为连续变量，可以采用OLS进行回归分析以外，反映心理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的变量值均为排序数据（ordered data）。对于这两个变量，如果采用multinomial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将会无视数据内在的排序；如果采用OLS进行回归，又会将内在的排序视为基数来处理。因此，本文采用有序Probit（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6年10月～2017年8月开展的实地调查。调查区域覆盖安徽省、河南省和四川省。课题组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首先在每个省随机抽取5个地级市，然后在每个地级市随机抽取80名60周岁及以上农村老人为调查对象。最终用于分析的有效样本共1061个。
主要变量定义如下：被解释变量包括3个，即父母的经济状况、心理状况、生活满意度。其中，经济状况根据调查问卷中对“2016年您（和老伴）的总收入？”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定义，对其取对数后放入回归方程；心理状况根据问题“您是否经常感觉到孤独寂寞？”来定义，0～4分别对应“总是”“经常”“一般”“偶尔”和“从不”；生活满意度根据问题“您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来定义，0～4分别对应“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
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子女回流对父母生活质量的总体影响时，基于研究目的及参照已有的相关文献，选用父母的个人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征变量（子女个数、居住安排等）以及地区特征变量来估计老人是否有回流子女的倾向得分。
在采用OLS、有序Probit模型估计子女回流前后代际支持的变化对父母生活质量的影响时，主要解释变量为子女回流前后提供的经济支持变化、生活照料变化和情感慰藉变化。其中，对经济支持变化、生活照料变化的测度分别基于问卷中“与回流前相比，子女回流后对您（和老伴）经济支持的变化？”“与回流前相比，子女回流后对您（和老伴）生活照顾的变化？”这两个问题。每个问题下设有“减少很多”“减少一点”“没有变化”“增加一点”和“增加很多”5个选项。由于选择“减少很多”“减少一点”的样本量很少，为获得稳健的估计结果，在拟合模型时，将“减少很多”“减少一点”进行合并，将“增加一点”“增加很多”进行合并，即答案选项合并后变为“有所减少”“没有变化”和“有所增加”，并依次赋值为“0”“1”和“2”。对情感慰藉变化的测度则基于问卷中“与回流前相比，子女回流后您感觉与子女情感关系的变化？”问题，答案设有“变得非常疏远”“变得比较疏远”“没有变化”“变得比较亲密”“变得非常亲密”5个选项。类似地，将“变得非常疏远”“变得比较疏远”进行合并，将“变得比较亲密”和“变得非常亲密”进行合并，答案选项合并后变为“变得疏远”“没有变化”和“变得亲密”，同样依次赋值为“0”“1”和“2”。控制变量同样包括父母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变量。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
第一，农民工回流对父母的经济状况无明显影响，但显著改善了父母的心理状况和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这说明，子女回流并没有显著改善父母的经济保障水平，但填补了父母的精神空缺，使父母的精神需求得到一定满足，并且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有所提高。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在外务工而言，子女回流后给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的变动幅度并不大，从而父母的经济状况未明显受益于子女回流。然而，子女回流后，与父母之间的交流联系不再受到空间距离的阻碍，情感互动增加，弥补了父母精神层面的需求，有效排解了父母的孤独感，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第二，回流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对父母的生活质量有着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具体来看，首先，虽然子女回流后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无明显变化，未能改善父母的经济状况，但回流后对父母日常生活照料的增加，可能会增加父母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时间投入，从而对父母的经济状况有轻微的改善作用；其次，回流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能够显著改善父母的心理状况，说明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可以很好地满足父母的物质或精神需求，情感交流和关系密切比经济上的帮助对父母心理状况的改善作用更加明显，也进一步表明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人会越来越注重精神慰藉；最后，回流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作用最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不管子女回流与否，经济状况仍是影响农村老人对目前生活状况满意程度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高龄老人而言，身体机能的衰退、劳动能力的逐渐丧失使他们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相对于日常的生活照顾和情感慰藉，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更为重要。
该研究结论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以下参考：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一方面为本地农民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吸引更多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创业；注重和加强对农村老人的精神关爱；逐步提高养老金的保障水平，增加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改善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提高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3期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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