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
【摘要】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浙江海宁乡村士绅管庭芬，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士绅，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或许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管庭芬这样拒绝转型的普通士人与民众，故而使转型的道路显得颇为艰难曲折，甚至因为不得不被迫转型而变得扭曲畸形。至于这究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还是生命力，却非常值得引人深思。职是之故，所谓“近代”与“近代”化的意义或许当予以重估。
【关键词】管庭芬；浙江海宁；乡村士绅；“近代”边缘；地方社会
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被学界大体公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基本含义是：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之下，被迫纳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此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在这个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经常被论及的有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梁廷枬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又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浙江海宁乡村士绅管庭芬，可为此提供一个典型的个案。学界既往关于管庭芬的研究比较欠缺，只是对其校勘学、版本目录学成就有所涉猎，并在相关学人研究中稍有提及。随着管庭芬日记的刊布，管庭芬研究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主要利用新刊《管庭芬日记》等资料，具体探讨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以期为鸦片战争前后近代转型期传统乡村士绅的生活状况勾勒一幅清晰的历史图景。
一、管庭芬行迹与“近代”边缘的海宁
管庭芬，原名怀许，字培兰、子佩，号芷湘，晚号笠翁、芷翁、渟溪老渔、渟溪病叟、芷湘居士等，嘉庆二年（1797）生于浙江海宁路仲里，诸生出身，能诗善画，精鉴赏，尤熟谙乡邦文献，勤于校勘，“生平露钞星纂，日以书卷为生活”，为清代浙江著名的民间藏书家和校勘学家，光绪六年（1880）卒于乡里，享年84岁。
管庭芬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他长达50余年的日记至今存世并被刊布。中华书局在选刊《渟溪日记》专题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部刊布系统整理过的《管庭芬日记》，为研究管庭芬及其同时代的乡村士绅与地方社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管庭芬自称其日记始于乙亥年即嘉庆二十年（1815），此前18年的事迹也于道光十二年（1832）做了概要的追记；而嘉庆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17-1819）的日记因故被毁，也同样做了简要补记；惟嘉庆二十一年（1816）九月十二日至年底日记缺失，无从补佚；嘉庆二十五年（1820）以后一直到同治四年（1865），全部日记几乎无日缺漏地被保存并刊布于世。如此长时间且完整的日记，在清代与近代人物中都非常罕见，因而弥足珍贵。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刊《管庭芬日记》最后一天是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一年终了，戛然而止，也没有特别说明。此后15年——同治五年（1866）至光绪六年（1866-1880），管庭芬是否还有日记，非常值得期待进一步的新发现。当然，此为可遇而不可求，现在只能根据已刊日记考察管庭芬此前近70年（1797-1865）的生命历程了。
管庭芬一生最主要的生活地是以路仲里为中心的海宁。根据新刊《管庭芬日记》，未见嘉庆十九年（1814）以前管庭芬离开海宁的记载。嘉庆二十年（1815），管庭芬第一次参加府试、院试，两次到杭州；进学后，又因多次参加岁试、科试、乡试等各种科举考试临时进省城，并与方外友人六舟上人等密切交往而在杭州南屏、天竺山等处短期住留。嘉庆二十二年（1817），管庭芬开始设馆授徒，“馆于晏城沈氏，离家仅四里，已入桐乡县境矣。”这次越境开馆属例外，其实管庭芬此后主要在家授徒，或设馆于郭溪酆墅镇王家与郭家等处，并长期在硖石蒋氏别下斋校勘古籍，主要活动范围在海宁境内。
道光三年（1823）、五年（1825），管庭芬曾两次到嘉兴走亲访友。道光九年（1829）九月初二至十一日，管庭芬与友人柳湖“作越中之游”，到过萧山县。这是有据可查的几次短暂的出境活动。
管庭芬外游最远、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是所谓“都门之游”。道光十年（1830）九月二十一日，管庭芬辞别老母弱妻幼子，走出家门，沿京杭大运河北上，途经嘉兴、苏州、常州府武进县、丹阳县、京口（镇江）、扬州、高邮州、宝应县、淮安府山阳县、清江浦、宿迁、峄县、滕县、兖州府嵫阳县、东平州、茌平县、高唐州、德州、东光县、沧州、静海县、天津关，于十月二十四日抵达通州漷县，投奔时任通州州判的堂兄管蓼吟（嗣许），寄宿其官署之中。道光十一年（1831）四月初一至初六日、八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管庭芬两次短暂到京师活动。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管庭芬告别兄嫂，离开漷县第三次进京，十二月初四日离京南归，基本上按照原路，于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二十五日返回海宁家中。此次北上进京远游，途经江苏、山东、直隶三省，历时一年零四个月。
还有一次在海宁县与杭州府境外远游，是管庭芬与好友六舟上人的“越东之游”。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十五日，管庭芬与六舟上人从杭州南屏出发，途经萧山、上虞、姚江等县，十八日到达宁波府城，十二月初四日从宁波按原路返回，途中受友人之邀，特游兰亭，过绍兴府城，十二日回到杭州南屏。
除了多次到省城杭州及京师、宁波两次远游之外，管庭芬主要生活在海宁。海宁位于浙江省北部，东邻海盐，西接余杭，北连桐乡，南濒钱塘江。乾隆三十八年（1773），海宁由县升州，隶属于杭州府。海宁又名海昌，是浙江省城杭州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乾隆《海宁州志》称：“海昌西联省会，东接大洋，其地政繁而赋重，矧海塘系七郡之安危。……升县为州，奉旨准行，盖实为全省之望焉。”
管庭芬的家乡路仲里，是海宁县城东北部一个比较偏僻的小村落。“路仲里，一名渟溪，在县城东北三十里，稍北三里为桐邑界，西北四五里为崇德界。地居偏僻，小有市廛。东西广里许，南北相去甚促。士民环市而居。”路仲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渟溪贯穿南北，水道纵横交错。从路仲里外出，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在《管庭芬日记》中，随处可见“舟之……（某处）”的记载，如《海宁州志》所谓“行者工舟楫”，正是对海宁交通状况的如实写照。从海宁到杭州的交通，也主要是水路。《海宁州志》载：“自省至县，水路三：曰上河，由临平镇；曰下河，由塘棲镇，俱会于长安镇；曰备水塘河，由打铁关。陆路一，曰南塘，出省城太平门，由海塘，抵县南门。水路上河一百二十里，下河一百四十里，备水塘河一百里，陆路一百里。”管庭芬从海宁到杭州经常走的是长安至临平一线的上河水路。应该说，海宁的对外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
但是，与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一样，海宁走向“近代”的步履也是非常缓慢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天朝上国”的封闭体系被打开几个缺口，但整个清王朝仍然基本上沉浸在昏睡状态之中，甚至期望从南京“城下之盟”得到一种永久的和平。“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鸦片战争之后20余年，中国丧失了第一次近代化发展的机遇。虽然五口通商是在西方列强武力侵略之下被迫走向近代世界的窗口，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从这些窗口呼吸到域外新鲜的空气，通商五口的近代化也没有迅速向内地辐射。与内地其他地方一样，在相当长时期内，海宁也没有随之走向近代化，而最多只是处于“近代”的边缘。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地理空间的边缘。海宁介于第一批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上海与宁波之间，按照当时海宁至上海、宁波的交通条件，其实不难受到上海、宁波近代化辐射的波及，但事实并非如此。上海于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843年11月17日）开埠，宁波于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1844年1月1日）开埠。当上海与宁波被迫接受近代西方事物开始近代化历程时，海宁仍在传统中国体系内自我蜕变。其二是实质意义的边缘。如果可以把中国早期近代化理解为与近代西方的接触、认识与适应，那么在《管庭芬日记》中就根本看不到“近代”的因素，通过有关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夷”入侵以及一些西方传教士的传闻，管庭芬对近代西方充其量只有若干非常模糊的感知（详下文）。管庭芬在海宁与杭州的生活很难说有“近代”的因素，即使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过开埠后的宁波，似乎也没有“近代”的感觉，最多只能说生活在“近代”的边缘。
二、科举的理想及其幻灭
尽管人们对科举制度时有非议，但科举考试对于传统士人却有着无穷的魅力。曾国藩常以入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为耻，左宗棠则终身以仅得“举人”为憾，这些都是人所熟知的儒林趣谈。显然，对于传统士人来说，科举功名具有与身家性命等同的价值。“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可以说，科举功名是传统士人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生当嘉道咸同的管庭芬，自然不能免俗。
管庭芬4岁开始识字，从父亲读《千字文》等书，随后在父亲与塾师金介亭夫子指导下学习四书五经。16岁课时艺并“观场州试”，此后从金介亭夫子专课举业。
与一般传统士子一样，管庭芬非常憧憬学而优则仕，“他年若许登台阁，愿作朱云折栏旌”，但其科举道路一开始便不平坦。嘉庆二十年（1815），19岁的管庭芬第一次正式应试，虽顺利通过州试、府试，但院试不幸落榜。其嘉庆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17-1819）的日记因故被毁，但在日后的简要补记中并没有应试记录，似有不堪回首之隐衷。在补记中，他自叹“学业无成”，有谓：
余马齿渐长，学业无成，惆怅之余，作诗聊以自励。云：“土木形骸了不知，赖趋庭训与严师。敢抛笔砚将身误，要卜文章报国时。白日易荒须努力，青年不再莫荒嬉。蹉跎究竟思无益，须念高堂发尽丝。”聊写真意，非因吟咏也。
甚至有对科名的鄙薄，日记有谓：
读书所以长识见，若徒博科名，死于章句下，不知古今理乱为何物，亦属可怜。余有绝句云：“静摊黄卷对孤檠，一榻丛残手自评。别有深心人不解，读书岂仅博科名。”
又有对族人澹凝茂才“颇有击碎唾壶之慨”的下第诗的共鸣，“依韵以和，并为寄慰”，有云：
其一：“寒毯枯坐对空园，老屋三间寄隐身。鲤跃禹门先点额，珠投暗室便韬真。不随世上橦竿戏，懒逐天涯马足尘。今日何须歌伏枥，英雄岂仅作遗薪。”其二：“虽非潘岳旧丰神，笔阵能攻百二秦。大器由来成晚节，好花从不放三春。胸添闷垒宜浇酒，室有奇书可贺贫。从此鹏骞原指日，岂嫌华发渐成银。”
可见这三年似也有应试落第的经历。既郁闷又倖存期望，管庭芬的心情无比复杂。
嘉庆二十五年（1820），24岁的管庭芬终于如愿考入海宁州学为生员（秀才），取得最低级的科举功名，成为下层士绅。友人金秀峰赠诗曰：“雅慕君才抵甲兵，果然一举便登瀛。文因博览增奇气，诗以清言获盛名。此日鹏程初发轫，他年凤阁即蜚声。从知云路原非远，有志何难事竟成。”管庭芬记下此诗，心中充满憧憬。
第二年，正值道光元年（1821）辛巳恩科乡试，管庭芬乘胜出击，但遗憾的是这第一次又应试不中。其落卷评语为：“少精警刻露之笔。”管庭芬无话可说，然初战不利，总不免失意之感。其咏秋海棠诗有曰：“也随黄菊艳墙东，绰约娇躯倚碧桐。滴泪竟成千古恨，断肠偏放一秋红。醉痕上脸难禁雨，病迟梳头懒避风。十二阑干重点缀，美人原在梦魂中。”虽自云“聊以咏物而已，若曰有托，则吾岂敢”，但实在难掩内心失落之伤。
不知何故，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乡试，管庭芬并没有应试。其当年《岁末感怀诗》之四有云：“韶光一掷疾如梭，总忆春回腊又过。淅沥寒声销病骨，寂寥灯影动帘波。无才敢望青纱脱，有志当须铁砚磨。收拾残书作归计，何年方听鹿鸣歌。”仍对科举充满殷切期望，而且有立志苦读势必拿下之意。
为全力以赴参加道光五年（1825）乙酉科乡试，管庭芬甚至毅然辞却学馆，专力温书备考。友人也寄予厚望，许为“夺标巨手”，并作诗“预贺元禧”，其诗有句云：“梯云定是抡元手，转瞬芙蓉镜里仙。”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就在乡试即将开考之际，管庭芬的父亲突然去世，“忽罹大故，方寸俱裂”，其“抡元”之梦一时被击得粉碎。
此后一段时期内，管庭芬与任职“都中”的堂兄管蓼吟函札往返密切。他动了进京的念头，希望管蓼吟代为推荐，有谓：“弟年来坐食艰虞，一片青毡，又未肯捐弃，虽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而争名利者不得不趋人海，如同寅中有可荐袁之处，恳力为推毂，则是所祷切。”并赋诗展望进京情景：“何时聚首问京华，看遍长安陌上花。风雨灯残联短榻，关山秋老听边笳。思求骏骨金台路，望接蟾宫碧汉槎。吟罢新诗帘幕卷，寥天雁字一行斜。”管蓼吟一边留意代觅教馆，一边仍勉励其努力科考，回函有谓：“承委觅馆地，兄岂不留意。然明月岁场期，正宜努力，高摘榜花，后年即可由兄处入礼闱，伫望伫望。”当然，管庭芬也希望能通过科考摆脱困境，有云：“明岁又届乡闱，如弟能徼幸一第，不独略振衰宗，亦不负大兄锦注耳。”但道光八年（1828）戊子科乡试，管庭芬仍名落孙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管庭芬道光十年（1830）九月至十二年（1832）正月“都门之游”主要目的不是寻觅教馆，而是希望“移民”科考，即设法“援例”“占籍”参加顺天乡试，用管蓼吟与管庭芬在《漷阴志略》序、跋中的话说就是“拟应京兆之试”。管庭芬这段时间的日记没有明说，但其所记师友信函则透露了此种信息。周竹泉夫子来书有云：“足下以风雅之才，入莲花之幕，定能到处逢迎。且长安为争名之地，今年入闱之说，恐不能。明岁能援例，更妙。否则占籍小试，姑耐守之以俟机会，幸勿以是为戚戚也。”许春苹来函云：“以阁下绣虎雕龙之俊，怜才者自当出一头地，援例之举，务宜善为筹划，藉此振翮云霄，庶不虚此一行也。”许函附诗：“半载离怀郁不开，春风吹梦到金台。守株我已穷愁剧，伏枥君休壮志灰。早羡凤楼夸妙手，岂无狗监识真才。伫看蟾窟分香后，定卜簪花得意回。”遗憾的是，师友的期许并没有成为现实。管庭芬也曾两次到京师活动，但都没有实质性收获。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恩科，管庭芬不但没能参加顺天乡试，而且错过了浙江乡试。在是科乡试之后，管庭芬作《秋怀》诗有云：“书卷飘零未遇时，佯狂燕市少人知。无踪鸿雁仍追月，有用文章不在诗。远岫接连寒翠湿，平沙辽阔暖烟迟。此身悔踏金台路，闲却囊中笔一枝。”“未能捧檄慰高堂，辜负三秋桂子香。牛斗终难藏宝气，轮蹄何必逐名场。难求骏骨愁文士，不碎瑶琴学酒狂。听到催归归也得，万重云树枉思乡。”一个“悔”字，一个“闲”字，点破了“都门之游”的失意和无奈。日后在追忆这段往事时，管庭芬仍颇感不堪回首：“我昔郁悒不得志，惘惘出门非快意。轮蹄历碌壮怀消，满眼黄尘着人腻。名缰利锁两无就，始信长安居不易。黄金渐尽金台高，买得穷途一掬泪。”
据《管庭芬日记》及法式善等撰《清秘述闻三种》（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从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到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21年间管庭芬连续参加12科浙江乡试，均名落孙山。管庭芬已经56岁，此后其日记未见有乡试应试记录。
管庭芬对于科举的心态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起初是踌躇满志，志在必得，企望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管庭芬确实是海宁一个难得的读书种子，潘德音（琴史）为其诗集作序有谓：“芷湘子天才卓荦，好读书，承其家学，惟以汲古为务，每见秘笈，靡不借抄，藏之箧衍，集中所云‘供我岂无万卷书’，其素志也。”如前所述，师友的奖掖与期许正是管庭芬不断参加科考的动力。事实上，管庭芬也不时做着“何日名成，桂花仙榜”的梦。他在“都门之游”第一次进京时，即到前门外关圣庙拈香“兼祈功名”；从京师南返时，又到前门外关圣庙“敬问回南功名”。可见其对科举功名的渴望。
然而事实是无情的。屡试屡败后，管庭芬体察到科考的种种弊病，转而痛斥科举。在管庭芬日记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乡试以前，作为生员的管庭芬尚在为举人拼搏，但他却非常关注每科会试考题、浙江会试中式题名录及会试鼎甲单，此后其日记则极少涉及此类信息。或许可以说，道光十四年甲午科乡试，正是管庭芬对科举心态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时年38岁的管庭芬在此前7科乡试中4次应试不中，已开始失去信心，其心态也因此发生微妙的变化。是科落榜后，其日记载：
门斗以落卷来归，评云“于题义未能切实发挥”，而誊录首场字迹恶劣，且脱误十余字，二三场皆任意草书，不能句读。阅之痛心。吁！钱神当道，寒士不可言功名矣。
管庭芬把自己落榜的原因，归咎于因为没有钱买通誊录者，使他们任意胡乱誊录，以至于影响考官阅卷。此后还多次如此抱怨，道光十九年（1839）十月二十七日记载：
门斗来还落卷，誊录脱误漏略，不忍阅视，房官评云：“首艺明晰，次三有不可 解句。诗妥。”吁！不可解之处，咎在此乎，咎在彼乎。 誊录持权，寒士吃亏。甚矣，在房官尚梦梦也。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二十七日记载：
门斗寄落卷来，潦草纵横，脱误不能句读，家贫不克以贿博誊录之欢，其阱人一至于此，欲邀功名者，宜富家大吉矣。因题长歌于后云：“秀才不利市，到处受磨折。眼落数寸光，心空一斗血。文章无灵俗子笑，举世何从判优劣。频年秋风吹棘闱，虚度中秋好明月。昨朝落卷至，挑灯试批阅。字迹乱蚓蛇，句法误秦越。涝草蓝笔点几行，疵累何尝细摘抉。钱神不来誊录怒，此辈直可阨豪杰。我闻科场本大典，监司于此励风节。何意横行任魑魅，竟使居奇作金埒。寒士虚费半载粮，三年攻苦望提契。甫闻木樨香，旋报菊花发。一朝铩羽亦丧气，怪事书空频咄咄。不知主司未抹红，陷阱早从帘外设。昨日美少年，顿挫发成雪。呼天欲诉天亦醉，火则太寒冰太热。平心而论聊自解，富居五福早分别。吾侪沦落亦其分，孔圣孔方难并列。呼儿持去覆酒瓮，何必逢人说蹉跌。”余卷在第一房，其评语云“欠圆警”。
管庭芬的抱怨也许有一定道理，但这并非他屡试不中的关键，其实他更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平心而论，管庭芬的考试技巧确实有问题。早在管庭芬“都门之游”时，已是举人并在京师课馆的潘仲方看了他的制义文后，特别指出了这一点，有谓：“佳制六篇，细读之下，才气迥不犹人，惟好用词采，于近时风气不合，尚须讲求细切为主。《八铭初集》及《张太史塾课》虽系初学读本，然近来北闱考试者俱以此为摩本，无庸过求其高也。至墨卷须择其清晰者读之，极重华旺者断不宜看。《八铭》中如‘君子易事’一句，‘欲修其身’二句，此为近时花样，类而推之，可隅反也。”管庭芬后来致书也是举人的好友许春苹，也承认了这一点，有云：“弟之制义实与近时花样不同，兼之狂生落魄，事事不合时宜，以奇字为怪诞，以佳话为笑柄，此中苦海汩没英雄，惟阁下每为首肯者，岂公道在人，抑或有过情之誉，真令人疑愧并集矣。”但实际上，管庭芬并没有下功夫在考试技巧上有实质性的改进。
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科后，从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恩科到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管庭芬又一连参加10次乡试，有考必试，每试必败，直到56岁仍然落榜后，最终不得不自动放弃。管庭芬如此屡败屡试，似乎有点碰运气的意味，实际上他并没有充分准备应试，平日主要忙于课馆和校书，每次都是匆忙应试，故不免屡试屡败。或许因为心态的变化，所以他看到的科考阴暗面较多，每每记入日记，发点牢骚。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科乡试，“候点头场名。雨骤风狂，水涌厂漏，兼之人数至一万二千有零之多，势甚拥挤，至有伤而不能就试者。余至迫暮方入，衣履皆湿透，不得更易，生平困苦，惟此为最。然后来者有中宵未克归号者，其窘更有甚于余矣。至四更三点方得封门，五更三点方能对号，亦二百年来所未有也。”道光二十八年（1848）科试，“出一等案，余不招覆，盖宗师所取者仅势利两途，惟以外貌相士，余年已苍老，自不合台阁，其见摈宜也。后知贱名抑置三等十名之外，毋乃过甚乎？”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乡试，“时近号闻有桐庐诸生孙君名宇潼者，扶病入闱，即殁于号舍，始真功名有重于性命，亦大可悲矣。”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乡试，管庭芬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在日记中对此科结果的评论颇有意味：“是日揭晓，海昌中式者曰周士清，其才品无所取，至朱雪篁学博元佑文行俱优，以拔萃科而入副榜，士论皆惜之。”明显有对科考录取公平性的怀疑。同治四年（1865）在太平军战乱之后补行庚申科试、壬戌岁试、癸亥科试，管庭芬认为“此回试事之变局，则开国以来所未有”，在日记中记其乱象颇多，谨录其二则如下：
是时学使者性本慈爱，待士子以概从宽，奈过信掌案积蠹之吏所言，不遵《学政全书》旧规，庚申例为辛酉科举，壬戌例为恩科科举，盖数百年来不易之典也，今皆不遵，而以癸亥一场所取方准两科入闱，若未赴癸亥科考者，虽前已名列一二等，一概皆使录遗，此蠹之弊，非例也。于是寒畯考费甚为拮据，颇不洽于士心。
仁和、钱塘、富阳人才几罄，此时宁、绍两郡有力者过江冒籍，几十之二三，皆藉案吏之力，庶无烦言。海宁童生赴试者几及二百，而拨府每案仅二人，仁、钱、富考者不满百，每案皆拨至十人。吁，钱神之力如此其广，而学使者岂不知之。
历来对科举颇有非议者，多为科考不顺之人。管庭芬在科举的理想幻灭之后，对科举的不满，每每形诸笔端，正是其屡试屡败不平心声的反映。
纵观管庭芬的科举生涯，充满了酸甜苦辣，有进学成功的喜悦，更有屡试失败的忧伤。他24岁中生员，取得了下层士绅的身份，但56岁还没有中举人，最终没有进入上层士绅行列。据有人对科举考试中榜时平均年龄的研究，生员约24岁，举人约30岁，进士约35岁。应该说，管庭芬的开局还可以，但此后竟然参加14科乡试而不中，就不能简单归咎于制度的问题，而更需要其反躬自省，至少应对其应试能力做恰当的评估。其实，中生员取得下层士绅的身份也并不容易。据统计，清代太平天国以前由生员取得下层士绅身份的人数约73.9万，而当时中国总人口约4.3亿。就是说，当时中国人中生员的比例是0.17%，可见也是凤毛麟角。这个生员与下层士绅身份对管庭芬非常重要。民国《海宁州志稿》中仅188字的管庭芬小传，不忘点出其“诸生”的身份和“重游泮官”的荣耀，无疑这是其84岁生命历程中重要的闪光点。事实上，也正是这个生员学衔与下层士绅身份的获得，使管庭芬具有与一般布衣百姓不一样的生活世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3期，注释从略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社会科学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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