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的清廉县官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强调“为政以德”、“民贵君轻”，提倡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尽管完全做到者凤毛麟角，但也出现了一批躬身为民、刚正不阿的清官廉吏。
东汉洛阳县令董宣，号称“强项令”（硬脖子县令）。公主管家杀人，他亲自缉捕并当着公主的面处决了这个杀人犯。当皇帝怪罪要处死他时，他不但不求饶，而且大义凛然地陈说公正执法的理由，起身碰柱企图自杀。当皇帝决定赦免他死罪，令其给公主叩头谢罪的时候，他拒不服从。内侍强按其头，他两手撑地，昂首不屈。
北宋名臣包拯，曾任安徽天长知县，在那里，他公正地处理了一些积案，深得百姓拥戴。在京做谏官后，他“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建议。在开封知府任期内，他秉公理政，刚直不阿，获得“包青天”的美誉。
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曾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他在担任江苏兴化县令时，率领数万民工，历尽千辛万苦，治理海堰，修筑“范公堤”，使盐场和农田的生产，免受海患；数千流亡民户，返回家园。
一般说来，清官廉吏，必然具有令人高山仰止的精神境界和仁爱正直的道德操守。但某些历史名人也有其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北宋名臣寇准曾在巴东（今属湖北省）、成安（今属河北省）任县令。在任期间体察民情，减轻徭税，被称为“勤政爱民”的好官。但据有人研究，寇准的私生活却有些奢华狂乱。欧阳修在《归田录》里说他在邓州做知府的时候，经常大摆宴席，尤其喜欢夜宴，往往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观赏歌舞。在一次宴会时，寇准赠了歌妓五匹绫绢。他的小妾倩桃写了两首诗劝他，其中一首是：“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但寇准好像不听劝，回答道：“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这是何等消极的及时行乐思想！
明代著名清官海瑞曾担任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他为官刚直不阿，蔑视权贵，清正廉洁，深得民众爱戴。但近年来随着史料的挖掘，人们却发现海瑞存在严重的人格缺陷。他一生结过三次婚，纳过两个妾（那年代纳妾不算什么，但需要很高的费用，与海瑞的清贫不吻合）。前两任夫人被无端休掉，第三任夫人在极为可疑的情况下暴卒，另一妾于同月自缢身亡。海瑞不但休妻，而且虐女。他发现5岁女儿吃仆人给的饼子，就愤怒申斥，说你要是能知耻而饿死，才是我的女儿。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啼哭起来，再不肯吃饭，七天后真的饿死了。所以，明朝人评价他“尽忠如蝼蚁，尽孝似禽兽”。
清代著名画家、书法家郑板桥，曾担任过山东范县和潍县县令。“衙斋卧听潇潇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写在墨竹图上的诗句，尽显其竹节气质和民生情怀。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功名思想很重。当44岁中进士时，他欣喜若狂地赋诗道：“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为谋取官位，摧眉折腰巴结慎郡王允禧，把这个年轻的王爷与杜甫、韩愈、王维、杜牧、韦应物以及岳飞相提并论。结果，终于有所收获，被放到地方做了七品知县。上任后“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又如故，为上官呵斥。”他以狂士、狂生自傲，每饮必醉，醉后又歌又舞。他被免职后在扬州重操旧业，卖画为生，虽自嘲“难得糊涂”，但却在临死的前两年，把自己的诗作做了大量的删削、增改，以建立自己的道德形象。
（二）现实中的优秀县委书记
中共建政以来，一直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县委书记。
1958年到1962年的我国农村，“左”祸横行，“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猖獗。在政治高压下，多数官员都随声附和。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敢于为民请命。除了中央领导彭德怀、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河南省省委书记潘复生（此人后来在黑龙江省却推行极左路线）等高层领导外，也有一部分“县官”。他们关心群众疾苦，不顾个人安危与极左路线抗争。如：
广西环江县原县委书记王定，在1956年敢于从实际出发，推行“大社划小”、“设立分社”、“三包一奖”，“包产到户”等办法，有效地解决了社员拉牛退社的问题，使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7．8%，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后来遭到严厉批判，并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因为反映真实情况，黑龙江省明水县委书记宫瑞、德都县委书记于祥、汤原县委书记李景明在1957年至1959年相继被撤职，并被定为右派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这些同志可能没有显赫的业绩，但他们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感人至深，理应名垂青史！
多年来广泛宣传的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谷文昌、王伯祥等人的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1966年，我是初中三年级学生。
初春里的一天，政治课老师向我们宣讲了县委书记好榜样焦裕禄的先进事迹。课后，我找到《人民日报》刊发的长篇通讯，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尽管当时对县级政治一无所知，但仍被焦裕禄那种为人民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
40多年过去了，焦裕禄的名字仍被亿万人民牢牢记在心中。
1962年，豫东兰考不但“三害”（内涝、风沙、盐碱）肆虐，而且和其它地方一样，笼罩在极左路线的阴霾之下。焦裕禄在任县委书记一年多的时间内，走遍兰考的村村寨寨、山山水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造林固沙、疏通河道等治理“三害”方略；他拖着带病的身躯，起早贪晚地奋战在发展生产、抗灾自救的第一线；他顶风冒雪访贫问苦，并在一位卧病在床的老农民面前说“我是您的儿子”；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艰苦朴素、廉洁自律，深受干部群众拥护；他在肝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仍拒绝住院养病，为除“三害”而奔波；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使命，发出“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的豪言壮语；在狠刹“单干风”的“斗争”中，他灵活地执行“收回‘借地’（将集体耕地‘借’给社员个人耕种）”的规定，允许灾情严重地区“借”给社员的碱地暂不抽回来；在谈“包”色变的政治气候下，他为了多栽泡桐治风沙，接受林业护理员的建议，勇敢地提出了“六包”“六定”责任制······
从这些催人泪下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出，焦裕禄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身上所体现的亲民爱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精神，弥足珍贵、永放光辉。
但据作家任彦芳在《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一书披露，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里，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的是“抓农村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应该看到，他这样做，是历史条件决定的，无论是思想认识的局限性使然，还是受纪律约束不得已而为之，都可以理解。客观地反映这方面的事实，不但不会影响他作为人民好公仆的光辉形象，而且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引导县委书记们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因为我国的名人研究和宣传中一直存在“为尊者讳”的倾向，所以，其他优秀县委书记们的“另一面”，我们很难得知。
（三）县委书记们的主政目标
如果我们设法走进更多的县委书记们的内心世界，则可能发现，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主政目标与组织要求和文本描绘相比，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绝大多数县委书记既有“执政为民，造福一方”的理念和程度不同的“先忧后乐”情怀，又不能完全摆脱职务升迁、生活安逸、封妻荫子、名留青史等个人利益方面的谋算和追求。
县委书记的价值追求，主要体现在主政目标上。当他们走上这个级别不高责任重大的领导岗位的时候，不能不想到：为什么要当这个操心的“官儿”？怎样干好工作，取得较好业绩？任期内要办成哪几件大事？如何争取较好的个人前途，等等。具体说，包括工作目标、升迁目标、名利目标、安全目标四个方面（详见2015I年11月21日本微信公号，《县委书记们的主政目标：不只是富民强县》）。
（四）宣传调门不宜过高
党和人民群众希望我们每个县委书记都能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能像毛泽东要求的那样，成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了实现这样的要求，我们不间断地开展各种思想教育活动。笔者粗略地查了一下，仅正规文件和省部级以上领导的讲话中，与价值追求相关的“观”就达14个，包括比较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权力观、政绩观、发展观，近年来提出的荣辱观、事业观、工作观、地位观、利益观、资源观、时空观和施政观，等等。可以说，口号越来越响亮，要求越来越全面，教育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包括读书学习、对照检查、专题宣讲、主题实践、典型报告、警示展演等等。
实践证明，思想教育虽然在舆论导向和传道明理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积极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如果政治生态环境不能得到很好改善，制度化建设不能及时跟进，一味追求宣传调门的提高和教育方式的出新，不但有限的收效难以获得，而且会助长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说假话的不良倾向，损毁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所以，应该降低宣传调门，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领导体制改革步伐，营造民主法治环境，促使县委书记们更好地实践执政为民、造福百姓的价值观。
(本文摘自李克军著《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第一章)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作者的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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