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光彩会在全国开展了“万企帮万村”行动，已有2.2万家民营企业通过投资项目、安置就业等多种形式，与2.1万多个贫困村建立结对帮扶关系，促进了贫困群众脱贫，实现了脱贫与企业发展双赢。
农民致富离不开农业，但又不能对农业唯命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曾经指出：农业是最创造财富的行业。也就是说农业的利润最大。《国富论》成书于1776年，那时候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瓦特刚刚改进蒸汽机，还没有大规模机械化工业，亚当·斯密对工业的理解还停留在手工业时代，那时手工业创造的利润的确不如农业，这是亚当·斯密时期的情况。
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工业的利润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由于受到生物生长周期的局限，产量不可能有太大提高，工业生产没有这些限制，可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实现大批量生产，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利润，增加了工人的工资，以个体农民经营的农业生产无法实现大批量，也就没有那么高的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农民一年收入比不上工人一月工资的原因。
另外，一件工业产品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集成更多工业产品，也就是说当农民买了一件工业产品，但这件工业产品却是由很多工业产品组成的。比如，一家自行车由几十个零件组成，背后的工人是几十人；一挺摩托车由几百零件组成，背后的工人是几百人；一辆汽车零件上千，背后的产业工人成千上万。农民一个人的收入要支付几十人，几百人，几万人的工资，这就是“剪刀差”形成的原因。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农业是不够的，我们不能放弃农业，也不能唯农业是从。想要解决农民工问题，想要解决城乡差距太大的问题，就要为农民提供更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怎么办？企业下乡，政府引导。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说，一条产业链包含了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生产——物流管理——订单处理几大环节。我们很多民营代工厂实际只负责生产，其他环节大多被发达国家企业所垄断，企业可以把生产环节迁到农村、县城。把产品设计，零售等服务类环节留到大中城市。
笔者认为，中国是一个缩小版的世界，大中城市属于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县城属于第二中等发达国家，农村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大中城市负责产品设计研发，县城负责零部件生产，在农村的工厂进行最后的组装。企业要把中国的农村变成世界的工厂，把全世界当作中国工业产品的大市场。
其实，民营企业下乡大有可为。国内很多生产类企业名为公司，实际上有很多是大工厂模式。这些工厂大多录用的是农民工，因为市民的收入水平高，企业为了省钱于是就录用相对便宜的农民工。所以，生产类企业迁到农村不但有利于农民工就业，而且会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因为农村地价较低。农民工也会因为就近就业减少外出打工的生活费用，企业可将总部留在城市，将生产领域迁到农村，企业下乡会使企业与农民工都得到利益。
企业下乡不是盲目的下乡，而是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有准备，科学的下乡。各地农村情况不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需要企业对当地农村有所了解，更需要当地政府政策的引导与鼓励。
中国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强，西部弱，城市强，农村弱，沿海强，内陆弱，东南强，西北弱。只有将一部分生产类企业从城市迁到农村，从东部迁到西部，从沿海迁到内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企业下乡不是什么新鲜事，有些有作为的乡村干部早就这样做了。但光靠个别乡村干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把企业下乡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把这一政策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中来，完善相关法律和问责机制。
如此，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城乡差距可以缓解。可以说，“万企帮万村”是新农村建设的起点。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县域经济报2016-10-24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