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热映是在《喊·山》公映三个月之后。一前一后，从夏至冬，两部国产电影一直在将观众的视线往一个点上拉——中国农村。关于中国农村，就这两部电影来说，文学比影像抵达得更早，前者的原著作者是刘震云，后者则是葛水平。关注中国农村，就不可能不聚焦到农村女性，而近年来目光投射于此的小说家们也越来越多，李骏虎的《母系氏家》以男性作家视角唱出了一曲农村女性的悲歌，付秀莹新作《陌上》则以华北平原一个村庄为背景描写了众多农村女性。
之所以将《我不是潘金莲》和《喊·山》放在一起来谈论，主要是因为两部影片的主人公都是农村女性，前者是被离婚后执着坚定的上访求解，后者是被拐卖后反复抗争最终却难以脱身，她们的人生经历与生存状态与当下农村现实互为镜像，不光将农村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权利搬上台面，也将一个时代的若干病症解剖开来。不管是文学还是影像，它们都在质问：农村女性还有尊严和活路吗？
《喊·山》和《喊山》比原著少了什么
《喊·山》上映之际，曾遭遇排片乌龙事件。杀手里昂的《<喊·山>比<喊山>多的不仅仅是一“点”》一文称：“《喊·山》的片方遇到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因为片名与2013年的一部电视电影《喊山》同名，区别仅在于前者的片名中间多了一‘点’，所以，片方担心影院工作人员在录入影片信息时，将‘喊·山’误输成‘喊山’而造成排片错误票房流失，特意写了一篇致影院经理的一封信——请给《喊·山》多一‘点’支持。”[1]虽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小说《喊山》在短时间内被改编两次，而且故事情节有较大改动，足见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艺术语言进行多维度的解读与阐释。
改编的两版影片，都遵从了原著精神，刻画了被拐卖女孩红霞的悲惨命运和她在隐忍中寻找生存之光与生命尊严的勇气。区别在于动机不同，方式不同，结果也不同。它让我们在震惊和同情被拐卖女性遭遇的同时，引发了我们对被拐卖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葛水平很清楚她想表达什么，《喊·山》公映时，她在徐芳对她的访谈中说道： “《喊山》中红霞的危境，丝毫无力反抗。她不说话，暴力锁住了她的声音。透过《喊山》既可以窥探到乡村民间生存的真实镜像，又可以对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有深刻反思。”[2]
据2012年“网易女人”报道，在中国，农村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人数高达64.8%，而其中报案的仅有7%，李彦因家暴杀夫案被判死刑、董珊珊被家暴至死其夫仅判半年等案都让人们对女性生存环境与状态充满了忧虑。因而，像红霞这样的被拐卖女性在多重暴力的挤压下，无论是2013年版中貌似智慧的生存选择，还是2015年版中策划杀夫的主动选择，都是被拐卖女性生存危境下的无奈之选。她们的人生已然是被毁灭了的人生，如果还要从中寻出些美来，也是残缺的、悲怆的、斯德歌尔摩综合征式的。即便如此，在她们被强行剥夺话语权乃至生存权的情况下，她们仍然在努力、谦卑、小心翼翼、充满希望地追寻着生命的尊严，这种追寻让我们心痛。葛水平曾对她所讲的这个故事很“心痛”：“是什么剥夺了这名女性长达十年的话语权？我是女性，我和她一样。我活着，我在世间寻找尊严。她活着，她在生活中没有尊严。”[3]
两版影片其实都巧妙而克制地触碰到了这一层面，这使其广受关注和赞誉。遗憾的是，它们又都适可而止地规避了更为深刻的剖析。影片把原著小说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真事“提前”到了80年代，这一“巧妙”的改动，会让观众有种错觉，就是发生在现实中的真事像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一改动，其实是在淡化至今仍然存在的女性被拐卖这一社会问题的巨大影响。这种减少代入感、刻意回避身边现实、拒绝揭露社会疮疤、欠缺深刻挖掘人性的创作理念，缩小了影片整体的格局。尽管杨子版的《喊·山》启用了国际化的制作团队，将这部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村题材影片制作成熔悬疑、爱情、人性探索及社会问题于一炉的影片，并在国内外的各大电影节收获了不少赞誉和奖项，但是对于被拐女性生存状态的形成和悲剧命运的发生，并没有做到深入的挖掘和严肃的思考，也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撼和共鸣。
葛水平在山西电视台对她的采访中称：“她（红霞）为什么不说话，这背后的内容是很深刻的，比如说当下社会的拐卖儿童，妇女的家暴，很多年前我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就已经涉及了。”[4]因而，据《喊山》所改编的两个电影并没有深入地挖掘到原著的预见性和深刻性，从影片的价值、意义及影响力来看，更是不及同类题材影片《盲山》。
白雪梅、红霞皆虚构，但郜艳敏是真实的
李杨2007年拍摄的《盲山》，就是一部挖掘出被拐卖女性悲惨命运深层原因的影片，影片将被拐卖女性的不幸遭遇原生态展现，让我们观影多年后仍心有余悸。现如今，人口拐卖已经是扰乱人类社会正常秩序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女性的被拐卖追根溯源，来自农耕文明形成的重男轻女制度的现代演化，而且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引导和制止，包括儿童尤其是男孩被拐卖在内，都无不与此相关。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解救妇女儿童的新闻时常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我们也常常能够看到某贩卖人口团伙被端掉的新闻，如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的道理一样，没有买卖，就没有拐卖。买卖因何形成？重男轻女的大环境使然。我们今天喜欢用偏好男孩来淡化重男轻女的说法，事实上，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表述并不能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民风民俗。计划生育实施之下的流产女胎，实质是民风民俗中溺杀女婴的延续。为什么要溺杀女婴和堕掉女孩？因为不能继承姓氏，不能传宗接代，养大还要赔一堆嫁妆，真正一个赔钱货，不如早早处理。广东至今有吃新生女婴的现象，而且是用各种滋补中药材一起炖成滋补汤。为什么会吃女婴，因为被抛弃的多。
据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5年出生性别人口比为113.51，中国大陆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了3366万人。在出生性别比全球最高的中国，目前的数字意味着每年至少有100万女婴因为人工选择性别而被杀死在胚胎阶段，每分钟都有两个左右的女婴不能来到这个世界。”[5]因此，不想留的女胎都让流产了，不想要的女婴都被杀掉了，女孩就越来越少，相应地娶妻也会越来越贵，没有媳妇娶光棍就多起来，性生活也无法解决，代没有人传，宗没有人接，怎么办？两个字：抢和买！
所以，《盲山》中的白雪梅被拐了，《喊山》中的红霞被拐了，《嫁给大山的女人》中的山菊被拐了。这些影片所基于的现实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被拐卖女性的疼痛，警醒了我们的良知。只可惜，比起《盲山》和《喊山》，《嫁给大山的女人》并不令人满意，观众也颇多批评，之所以被差评，在于被拐女性充满悲剧的命运在影片中出现了另一种阐释，而这种阐释令人痛心。
《嫁给大山的女人》是根据“感动河北十大人物”之一——河北女孩郜艳敏亲身经历改编的一部影片，之所以能够拍成影片，其目的本身就很明确，旨在传递我们一直被弘扬的正能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影片不得不以削弱人物原型被拐卖的实际情况为代价，重点强化郜艳敏为山村教育事业激发生命力的光辉事迹。这部影片经编创人员“精心制作”，隐去了主人公作为被拐女性的事实，塑造了一个因隐忍承受自身悲剧并投身于村庄教育事业的女性，这种用意淫的方式塑造成的“最美乡村教师”形象其实是对影片原型郜艳敏的不尊重。
因为有人物原型，我们很难不把《嫁给大山的女人》中的山菊与郜艳敏对照来看。因为有其目的而导致影片中的一些情节明显得不合逻辑，多有牵强附会之处。比如，不合逻辑处有六：一，山菊在逃跑途中遇到钟老汉并向其求救，钟老汉稳住人贩子后回家向乡邻凑钱并返回救出山菊，那么钟老汉为什么要救山菊，动机何在？而且是毅然地回村子里东拼西凑地借钱救山菊，人再好也不会在自己没能力的情况下这样做。二，钟老汉让人贩子等他凑钱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选择去报案或者招呼村里的人来救山菊，为什么他不这样做，而要借钱给人贩子赎了山菊。三，山菊随钟老汉回到家中，受到众村民围观，其中不少是借钱给钟老汉的人，他们得知钟老汉借钱为救山菊后，担心山菊随时离开后自己的钱要不回来，便围住钟老汉要说法，此刻，按照正常的逻辑，山菊完全可以替钟老汉站出来，说明联系到家人后帮助钟老汉还掉这些钱，但事实是，她没有。四，到了晚上，钟老汉让邻居妇女陪着山菊睡，说是怕外面的光棍汉们扰了山菊，就算陪睡，他老婆不能陪吗？很明显是照着不让逃跑。五，到了半夜，山菊的确想逃跑，结果被陪她的妇女识破没跑成。试问一个刚刚被救的人，面对因救她而欠那么多钱的恩人，不仅不懂知恩图报，还在当天夜里就要逃跑，这是被救者的心态和应该有的行为吗？六，钟老汉救下山菊后，从未询问过山菊是哪里人，家在哪，也没有及时帮助山菊联系家人送她回家的举动，反而受老婆鼓动，同意邻居妇女的主意，让其去劝山菊做他的儿媳妇，这也不是救人者正常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虽然后来因为山菊几次三番的自杀反抗，才开始为送走山菊逐渐行动起来，但在此之前，他们的行为的确不合乎救人的常规心理。相对这一连串不合逻辑的情节，山菊屡次的逃跑、投水自尽、喝农药自杀的行为，却正应和了被拐卖女孩正常的思维逻辑。
影片如此着墨营造山菊的不情愿，目的在于要为她后来主动拒绝母亲和警察的营救埋下伏笔。因为，从被动滞留大山到主动拒绝跟母亲回家，山菊的态度反差越大，就越能体现她以爱报恩、无私奉献的精神，体现她献身教育、扎根农村的伟大。为了成功塑造这一正面的、有教育意义的人物形象，影片改编方可谓煞费苦心，为了所谓的正面宣传，导致影片出现了无法避免的硬伤，那些情节上的逻辑不通严重地削弱了出品方想要的宣传效果。此片播出后一直饱受诟病，豆瓣2.1分的评分和一串“三观碎一地”式的评论，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农村题材的影片该如何反映真实的农村才会被人所接受？《嫁给大山的女人》之所以受到诟病，就在于其既不尊重事实，还为粗鄙真实的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擦粉抹油。相较之下，李杨的《盲山》无论在艺术水准、人文价值、人性挖掘的深刻程度上，还是在批判社会、改良社会、观众认可的广泛程度上，都是中国同类题材中无法被超越的坐标式影片，令人充满敬意。
《我不是潘金莲》比《喊·山》多了什么
当《喊·山》余音未消，被拐卖女性的命运还在纠结我们敏感的神经时，《我不是潘金莲》又把李雪莲推到了我们面前。公映几日以来，褒贬不一。我们权且不论这些争论，先来听听原著作家刘震云的肺腑之言， 2014年5月28日，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做题为《当故事告诉现实——从貂蝉到潘金莲》的讲座时，讲了虞姬、貂蝉、杨玉环、武则天、潘金莲、林娘子、孙二娘几个女性的命运，总结出两个字“见识”：“中国人什么见识，从秦一直到这些时代，产生的经济的架构、社会的架构，包括对社会秩序的建立有没有区别？如果一个民族几千年都没有转折的话，很麻烦了。”“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内陆国家最大的特点是以种地为生，种地为生的人，三纲五常是从哪来的呢？……秩序和道德是什么呢？……我建议大家能不能把自己的目光放得更长一些，我们能够出现更好的，不一样的女性的形象和男性的形象？我也在努力做这些事。”[6]
那么，李雪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就是作家想要展示给大家的“不一样的女性的形象”，就是中国内陆这样一个“几千年都没有转折”的民族中的一个异类。薛晋文撰文称，李雪莲不断上访的过程，就“是追求人格尊严的完整和重构的过程……是个体生命走向独立自主的一种人格自信。如果没有这些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人格精神，权力机构的马蜂窝谁来捅？社会的积弊谁来刮骨疗毒？”[7]在这个意义上，李雪莲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女性形象。
但是，李雪莲确实就是一个异类吗？不是。在与红霞所处的相同的社会背景下，她只不过是另一个不愿无端被离婚、被污名化而改写了生命历程与生存轨迹的人，她的反抗不过是为自己的生存和尊严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当红霞选择隐忍的时候，李雪莲选择了硬碰硬的对抗，并为此耗尽了漫长的一生，直到他的前夫死亡，她的上访才变得没有了任何的意义。李雪莲的不断上访，理由致命却简单：她的丈夫把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她则被另觅新欢的丈夫倒打一耙为“潘金莲”，不仅毫无预防地被丈夫戏耍，失去了婚姻和依靠，又冷酷无情地被污名为“潘金莲”。因而，李雪莲义无返顾地上路了，为的是生存的保障和活着的尊严。这一走，就走上了一条一生都没走不完的不归路。在这个层面讲，李雪莲的人格精神，仍然是在“传统男权社会的影响之下……为了争取回到正常的伦理秩序之中”[8]的突围。而这种突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从县到省的一串官员因李雪莲上访失去官职的成功，并没有解决她的诉求，她的离婚还是离婚，她还是“潘金莲”。闫小咖同样看出了其中的悲剧之源，“这片子的价值导向不直男癌？”[9]这就“很麻烦了”“几千年都没有转折”。[10]
陪同李雪莲人格精神没有突围成功的，还有“几千年都没有转折”的各级行政官员。他们使这部影片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比《喊·山》大了，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思考也更多了。李雪莲的告状，因各级官员的不作为或乱作为逼迫成了上访，最后她的上访变成了一件很复杂且不好解决的事情，她本人也变成了顽固无比的老上访户。当小说触及这一敏感话题，涉及到中国存在的一系列真实社会问题时，采用了喜剧的形式，将隐蔽严肃深刻的话题摊到桌面上来展示，让我们在不经意的发笑中隐隐地痛。
影片经过冯小刚导演的处理后，显然冲淡了刘震云原著充满喜感的语言带来的喜剧效果，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个人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一部典型的主旋律电影……它以现实主义的姿态，将镜头触角深入了社会治理的核心敏感区域，这应该填补了中国主旋律的题材空白，也是对主旋律电影尺度的一次全新的挑战和掘进。”[11]而就是否突破了禁区，熊培云给出了失望的表达：“我既没有看到古代的皮肉，也没有看到今日的灵魂。”[12]而冯小刚从《非诚勿扰》《老炮儿》到《我不是潘金莲》，其直男癌病症愈加严重，似乎加剧了李雪莲的无理取闹和人格偏执，淡化了人们对李雪莲不公遭遇的同情和理解，甚至为一众基层官员叫起屈来。主旋律的影子分分钟爆棚的同时，李雪莲遭遇计划生育所导致的被骗离婚、被流产、被保持处女身体、被性骚扰、被层层推诿、被控制自由受教育、被强奸、被监控、被跟踪劫访、被冷嘲热讽、被半生耗尽的美好人生，就这样被国家暴力、性别暴力、官场权力暴力等一系列男权暴力联合绞杀、消费和消耗了。
从《喊山》到《我不是潘金莲》，造成农村女性如此悲剧的社会根源何在? 说到底，就是刘震云一系列质问想要解决的问题：“以种地为生的人……三纲五常是从哪来的呢？……秩序和道德是什么呢？”[13]一个怪圈层层的文明和文化体系下，中国当代农村中的女性究竟怎样活着才算正常，是隐忍不发地默默承受，还是貌似智慧地与之合谋，抑或换一身伤痕地与之决战？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女性这种生存状态与命运走向，是以上几部影片从女性的角度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如果通过影片的表达与呼唤，能够引起我们的重视，唤起人们的良知，从而产生改变农村女性生存状态的念头，更有甚者，积极的行动起来，那么，这些影片就功莫大焉了。
注释：
[1] 杀手里昂，《<喊·山>比<喊山>多的不仅仅是一“点”》，《电影》2016年8月27日。
[2] 葛水平，《釜山选择〈喊山〉，〈喊山〉去了釜山》。徐芳访谈，《上海观察》，2016年7月30日。
[3] 《鲁迅文学奖作品<喊山>上映，原作者为乡村女性发声》，中国新闻网，2016年8月27日。
[4] 《葛水平作客荧屏讲述〈喊山〉中的惊心动魄》，山西电视台，2016年9月6日。
[5] 《1125反暴力日/针对女性的暴力有多普遍?不要让她们生活恐惧之中》，女权之声，2016年11月25日。
[6][10][13]刘震云，《当故事告诉现实——从貂蝉到潘金莲》，2014年5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通识教育大讲堂·作家谈写作”的讲座。
[7][8][11] 薛晋文，《小人物“潘金莲”对大社会的一场体检》，剧宝微信公众号，2016年11月24日。
[9] 闫小咖，《李雪莲：得不到便宜就翻脸》，闫小咖微信公众号。
[12] 熊培云，《〈我不是潘金莲〉突破禁区了吗?》，思想国微信公众号，2016年11月24日。
作者简介：
梁静，笔名骁驰，山西孝义人。山西省作家协会首届签约评论家。著有文艺评论集《交叉小径》《唤醒批评》。曾在《南方周末》《社会学家茶座》《文汇读书周报》《新快报》等刊发表评论，目前正在进行当代女作家访谈系列的采访和撰写。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新时代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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