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泉州古城保护与活化的思考
泉州作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留存有丰富的历史遗迹与厚重的人文传统，也尚保留着活化的古城街区生态。岁月的积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也为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伴随着近代城市化进程，泉州古城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等现实方面的压力，原有成片的古城区受到切割分化，东街、涂门街、打锡街、南俊巷、新门街、北门街、天后路等路段曾为缓解市内交通压力而被大规模拓宽改造，街道两侧原有建筑物也被拆除或移建，传统风貌与视域空间由此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继承与保护、经济与文化等矛盾日益突显的今天，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沿海重要节点城市的泉州，如何复兴古城文化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古城保护规划现状
为保护好泉州这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风貌，泉州市政府先后于1983年、1993年、2001年、2007年组织通过了《泉州城市特色的保护和创造——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泉州市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泉州市古城保护整治规划——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泉州古城保护整治规划——古城控规修编》等古城专项保护规划，形成了以中山路勾联起开元寺保护片、中心区保护片、城南保护片的“三片一线”保护方案，并根据核心保护区、风貌保护区、风貌重点整治区、古城区外围控制地带等不同区域，对古城建筑高度做了相应的控制。2016年1月7日，福建省人民政府第52次常务会议又通过了《福建省“古泉州（刺桐）史迹遗址”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并以福建省政府令第171号的形式，于2016年3月1日起施行。这些相关保护规划从制度上规范了泉州古城的开发与活化。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就当前保护规划的设定及实施来看，还主要限定在对古城片区建筑物及空间景观等层面，其规划方案也大部分是“见物不见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建筑上而忽略了居住于此的人。其实传统街区不仅是城市文脉的发源地与承载区，更是在地居民日常生活的所在。对于古城来说，正是世代居住于此的在地居民塑造着地方精神。缺乏在地居民的参与，古城保护再好也只是“空城”而已，亦如抽离了灵魂的躯壳。而社区营造缺少在地居民的参与，也注定要少去许多精彩。如何在保护古城风貌的基础上复兴古城文化、承续地方精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
二、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的博弈
对于所有古城来说，拆迁与保护是躲避不开的问题，而这中间又经常上演着数方相互博弈的过程。大部分政府希望加快城市建设，开发旅游资源，期待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原有街巷狭窄、土地面积利用率不高、消防设施不全、水道沟渠不畅、卫生状况较差、停车位紧缺等现状；房地产开发商则看中古城历史街区的区位优势，土地升值空间高，相应的生活、医疗、就学、交通等设施较为齐全，经济转化率高；原住居民既希望改善居住条件又不想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既想改造原有住房又囿于保护条例，相应审批手续麻烦，“修旧如初”的传统匠作工艺要求较难达到且改造成本较高；专家学者则希望能原汁原味保留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保育街区生态，留存城市记忆，传承文化传统。
就博弈各方自身利益及考虑的问题来看，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发展与街区保护却时常被激化，官民矛盾也很激烈，因拆迁引发冲突的事件也时有耳闻。除此之外，作为研究人员的学者、专家，也很容易一厢情愿地希望古城原住居民按他们想象中的古人生活模式一直延续下去，但这种设想又时常是在抑制原住居民对生活品质提升诉求的情况下而不自知。在现代城市生活状态下，传统的街区空间与居室格局已不太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生活在古城中的居民也常常会说到：“我过的是自己的生活，你凭什么让我过你们想象的生活模式？我为什么要满足外人的审美需求而限制自己对品质生活的追求？”一系列的追问也促使我们对古城街区生态进行重新反思。我们所要探寻的，是在官与民各自需求之间找寻最佳的结合点，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问题，而“优化”与“活化”则是必经之路。
由于传统建筑日渐老化破败，一方面是原住居民有改善居住环境的需求，一方面是古城保护规划的限制，同时古厝中的原住民经过数代繁衍，已由一个业主衍生出多个业主，而相关翻修审批手续繁琐，致使原住民陆续搬离古厝，任由老宅荒废坍塌。如何破解这一棘手问题，是古城社区营造能否有序推进的关键。
除此之外，古城传统街区中道路拥挤，空间局促，车位难找，安防设施配套跟不上，排水系统不畅，产业结构劣化等诸多因素，都使得原住民逐渐搬离老城区。如果不是因为目前泉州古城“三片一线”所处位置中学校、医院、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较为集中，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古城“空心化”的速度要比现在快得多。此外，因古城经营业态的自然生长，缺乏有序引导，出现业态混乱、产能不高，同质化严重等现象，与古城旅游文化特性不相匹配。
三、复兴古城并不是“复古”
近些年来，国内许多城市掀起一股“复古”风潮，一项项“清城行动”被提出，一个个“造城计划”也先后上马。就在2012年，国内多座历史文化名城先后出台复古、仿古行动：是年2月，银川的“西夏古城”项目启动；8月，开封提出拟投资千亿对老城区进行改造，再现“汴京”盛景；9月，敦煌“沙州古城”重建举行奠基仪式；10月，昆明提出再造一个“七彩云南古滇国”的项目破土动工；同年底，山西大同“古城修复计划”的城墙合龙，希望能到重现明代风华。在这种种喧闹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原有古城被妥善地保护下来，相反，更多的是拆掉原有的古老建筑与街区，重建许许多多经不起推敲的仿古建筑，最终只能使人徒兴“古城不古”的感叹而已。然而历史古城并不是投入多少个亿就能够造出来的，古城、古镇、古村落之所以吸引人，说到底还在其“古”，这是经过时间沉淀后的历史厚重感，身处其间便能自然感受到的古朴气息，这种特有的场所感与认同感，是用金钱买不来的。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复兴古城”，并不是要“复古”，其重点不在“复”而在“兴”。
泉州之所以还能令人流连忘返，便在于我们还能体会到这座城市的历史现场感与接地气的生活气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仿建多少古代地标建筑，也无需将现有街区恢复到历史上的某一时段。我们总是强调历史的原真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就会自然地留下某一历史时期的建筑印迹。即使是我们现在想让城市停留在这一刻，也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这样做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因为城市也跟世间万物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其生动处便在历史的转瞬即逝，让人们能感受到时间的变化与历史的沧桑。城市也终将跟人一样遭遇生老病死的过程，我们所能做的，是尽最大的可能，让其存续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应该注重动态保护，而不是静态保护。如果采取冻结式的保护方案，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则是限制建筑所有权人对私有财产的处置权力，且无法直面现实的需求解决问题，有的只是一厢情愿的怀旧情绪而已。
就目前而言，泉州古城何去何从？是大力发展旅游业，利用现存古厝进行改造，开设大量的咖啡馆、画廊、民宿、小酒吧、茶馆、小吃店、传统戏曲展示馆？还是先做好调查，盘点传统街区家底，为我们的城市建立档案，在留住原住居民的基础上，给他们提供舒适的宜居空间，再循序渐进做好规划？就古城保育与长远发展而言，后者显得更为稳妥合理。古城最可贵的，并不只是那一座座印烙有历史印记的建筑，还在于居住其间的“人”。只有“人”才会有文化，有文化才会生发出地方精神，有地方精神的街区才能吸引人。如果人都走了，那这些建筑与街区也就徒剩空壳而已。随之而来的是“空间秩序”的缺失与“公共生活”的缺席，所以在古城复兴中“人”才是第一要素。
我们并无需担心古城复兴不起来，我们所应担心的，是为了追求短期的旅游目标，一窝蜂上马一批同质化的业态，使古城沦为旅游项目的试验场，成为丽江、大理的复制版。这也许会热闹一阵子，但也会如昙花一现般很快黯淡，最终既冲淡了古城原有的生态气息，又迫使原住民搬离或诱使原住民参与到同质化的竞争中去。我们需要转变发展思路，从提升旅游品质入手，活态保护，渐进发展，降低游客对原住居民的过度侵扰，将赶集式旅游引导转变为休闲式深度体验。同时针对经营结构劣化的现实，有必要对古城文化及经营业态进行规划指导，从而保证古城的文化展示、经营业态符合整个片区风格和要求，整合古城区民居、文化、民俗演艺、旅游商品、餐饮等资源，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旅游产品。以第三产业的多样性带动经济的发展，将其利润作为反哺古城日常维护的资金，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的链条。
四、建立城市档案，永续古城文化
在传统与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那些知晓地方掌故的学人正在老去，那些传统仪式习俗正在简化，那些古厝骑楼正日益颓败，那些匠作民艺也正后继乏人。我们当前亟需为我们生活的城市建立“城市记忆”数据库，对民间传说、街巷记忆、民间仪式、传统匠作等进行记录、整理并保存下来。这项工作不仅包括文本的收集整理，也包括影像资料的采集分类，因为摄像、图片资料能够记录下动作的延续性，包括细部的差异，也更具直观性，可以弥补语言描述的不足。
当前通过对古厝、街巷、骑楼、庙宇、人群等进行调查、记录、拍照、绘图、录音、整理及建立城市档案，并将之数字化，同时积极收集整理有关泉州的历史影像资料，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资料搜集范围来说，不仅包括官方志书、文人著作，也包括民间文献资料。举凡方志、海关报告、城市规划、地方报纸、地方报告、族谱、私人笔记、日记、书信、侨批、账本、合同、广告、契约、阄书、通书、堪舆书、会刊、校刊、唱本、剧本、南音工尺谱，以及传说、谚语、歌谣等民间口头文学的整理本等等，都是我们应该关注收录之列。
通过城市档案的建立，既能为复兴古城的文化自觉提供时间与空间的文本载体，同时也使我们在今后做保护规划时有所凭借。伴随着城市档案建立起来，我们才知道哪些必须保护，哪些应该优化，哪些可以活化。即通过这项工作，让人们得以更好地了解古城的昨天，记录古城的今天，勾绘古城的明天。
伴随着立档工作的推进，我们还需建立专门的泉州“城市记忆”网站，将上述所收集到的档案资料按类别进行数字化，并对全社会开放共享；同时设立互动平台，使公众参与到这些档案的补充完善工作中来，只有调动公众的参与度，才能逐渐培养起公众的文化自觉，使公众对城市的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只有收集、整理、保存好这些鲜活的档案资料，城市的发展才不会迷失方向，也能为今后的城市建设提供查阅依据。
五、鼓励社会参与，改革古城运作模式
为了保育古城街区的整体性，有必要对颓败的古厝进行及时修缮，这虽不是街区保护计划的全部，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产权界定有困难的古建筑，可以借鉴金门传统聚落保护模式，通过“设定地上权”的方式，将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再由政府遴选具有资质且有能力的民众进行经营，以收取租金的方式投入到其他需要维护经费的古建筑中去。
抑或通过收益权的“众筹模式”，鼓励爱护古建筑的企业或民众等社会力量进行参与，深入挖掘古建筑、老民居的历史、民俗等文化内容，再以古建筑项目未来的经营收益权作为回报，进而对古建筑进行有效的利用和开发，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这样政府才有更多的精力及资金来整治古城环境，并对古城的消防及排涝等基础设施进行及时更新疏通。
对于传统手艺人要投入资金进行扶持，保护好在地传统匠作技艺。我们一方面要发掘城市原有的工艺老店，使这些老店得以重生；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农村中有特色的手作民艺引入到城市中来。寻找具有潜力的在地手作民艺，根据民艺产品的特性，邀请设计师与手工艺人合作，开发出具有国际性品牌的产品，也在传统民艺与现代生活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在这方面，泉州锡器、竹木制品、竹藤编与瓷器结合的产品都是可供打造的品牌。
六、小结
就古城复兴而言，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建筑样式与街区空间，那我们还只是停留在表面。我们所应做的，其实是在保育城市肌理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调查，建立城市档案，保护好现有街区脉络，留住街区住民，传承传统文化，延续街区生活，在保护本地域原有的生态、生活方式的同时，永续街区活力。要做到这些，又离不开民众对文化的自觉，关于“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曾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说：
“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
只有具备了“文化自觉”，才会珍视传统，而不会固步自封；只有具备了“文化自觉”，才能具备穿透纷繁世相的眼光，反思古城所承载着的浓重地方人文气息，而不会无所顾忌地进行拆建，忽视民众的需求与呼声。
我们不仅要站在今天看昨天，更要站在明天看今天。我们不仅要保住文脉，更要留住人脉。就目前古城保护而言，“文化自觉”的自觉程度还不够，这种文化自觉需要社会的合力，不仅地方学者要有这种文化自觉，地方政府也要有文化自觉，但最终还是要在地居民有这种文化自觉，他们才是这方水土的主人，是传承者，也将是受惠者。当然，文化自觉不能光想光说，还得落到实处，所谓“知行合一”，所以我们还得立刻行动起来，为我们生活的城市切切实实地做点事情，我们不仅要让子孙后代“看得见山，看得见水”，更要让远行的游子“记得住乡愁”。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微信号 乡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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