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和他们那代人
又到了父亲节，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写点什么，追忆父亲的一些往事。前几天让女儿在家找出了我保存的父亲的简单档案，里面仅有父亲去世时找人画的一张画像，一份父亲1970年自己书写的一份个人简历，两份当选为县、镇人民代表的证书，我最希望能找到的他的解放前后的老照片，则没有能保存下来。
一、从民国走过的父亲
我是1956年出生，记事时是在1960年前后，那是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对于父亲在1949年前的经历只能从他简历中了解到。在他生前虽然也曾简单提到过解放前的一些事，但明显地感到他回避过去，似乎说过去会给自己带来灾祸，我们也不敢多问。倒是1941年出生的大姐对儿童时期的一些记忆，使我对那个年代的家庭有了模糊的印象。
据父亲自己的简历记载，他1901年出生在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家庭成份是中农。他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原名振寰，工作后改名秦十洲。卞桥村应该是一个秦氏为大姓的村。父亲家境较好，但并不是以经营土地为主，而是开了些粉纺、染纺、点心坊等手工作坊。因此，由于土地不多，几个兄弟分家后，家庭成份解放初只给划了个中农。父亲的两个哥哥以务农为主，弟弟早夭，有两个姊妹也都嫁在当地农村。父亲早年应该比较聪慧，在当地上完几年私塾后，因清末新学已较快兴起，便被家中送到了济南上新式学校，后于1922年前后考入了公立山东农业专门学校，学习农学。
这所学校是清光绪27年（1906年）创办的山东农业高等学堂，是山东大学堂的一部分，1913年民国建立后改为公立山东农业专门学校。1916年，张宗昌督鲁时，下令将当时公立的农专、商专、法政、工专、医专等六所专门学校合并成立省立山东大学，后由济南迁青岛，成立国立山东大学。学校创办初期，多由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留学生担任教员，学生多是秀才出身，毕业后可直接出国留学。当时新学初兴，招生很少，十年招生不过几百人。这所学校是山东最早的公立大学，后来成为山东大学农科和现山东农业大学的前身。
父亲于1926年左右在该校毕业，先在山东河务局当防汛专员（临时短差），后来在一家私立小学当办事员，后来成为教员。二、三十年代有大学学历的人极少，因此，虽然是自由职业，工作不固定，但工作也似乎不是十分难找，都是以教学为主。1932至1934年，应济南私立正谊中学校长鞠思敏先生之聘，在正谊中学担任农学和博物教师。这段时间，正是名人张春桥（1917年生）在正谊中学求学，当文革中张春桥大红大紫之时，电影中常常出现他的形象。父亲曾悄悄对我说，此人当年在正谊中学是他的学生，还有当时的模样。 30年代，父亲主要在济南师范学校和正谊中学教学，学校多是一年一聘。当济南的学校不再聘任时，也到外地的学校找工作。按照现在的话说，30年代他的青年时代，还是个“济漂”，到处打工。济南之外，他1931年曾到乐陵县立中学当教员，1934年，曾到临沂乡村师范学校当教员，1935年到1936年，在诸城县立乡村师范当农学和博物教员，1937年，在滕县县立乡村师范担任农学和博物教员，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初，在莱阳山东省立第四区农场担任技术助理员。“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攻山东，父亲回到泗水家乡避难，1938-39年基本上未出来工作，而是在家乡侍母病。
大约在1939年前后，父亲在泗水老家的前妻因病去世，并未留下孩子。当时父亲年近40岁，家里便张罗着再给他娶一个。正巧我姥爷带着家人逃难到泗水，无着落，其女儿尚立清十八、九岁到了该出嫁年龄，姥爷见我父亲是个文化人，虽然年龄大我母亲20岁，也就作主将女儿嫁给我父亲。姥爷的家乡是汶上县城南部的尚家庄，靠近济宁。虽然文化不高，但在当地也是个传奇式人物，他好像懂些中医，会给人治疗一些疑难杂症，常常是手到病除。另外据说记忆力惊人，在外面听说书人说一天，回家就能绘声绘色复述一遍。因此，虽然母亲从小就没怎么上过学，但是也心灵手巧，记忆力强，会把姥爷讲的故事，如三侠五义等内容讲给我们听。父亲接受了与前妻聚少离多，未能生育的教训，以后工作时便把母亲了带出来。
在家乡泗水待了两三年后，因生活所迫，父亲又出来寻找工作。当时济南虽被日军占领，但教育并未停办。当时济南农业学校缺教师，经朋友推荐，父亲便应聘到济南农业学校当农学教员。日伪当局曾劝他担任公职，但父亲坚辞不受，不愿为日本人服务，只担任教员。后来私立正谊中学又请他回去担任教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工作生活相对稳定，家乡泗水的一些在济南求学的亲戚，常常住在我家。听母亲和姐姐讲，人最多时，家中有二、三十人，几乎是免费吃住。父亲那时工资较高，大约每月工资可买60袋洋面，即精白面粉。父亲出门也是坐三轮包车，穿呢子大衣和西装，母亲和大姐（1941年出生）跟着出去会客，也常穿旗袍。可惜当时的照片在文革开始时父亲怕惹事，被付之一炬。
1948年9月，济南成为国共内战中，被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大城市。母亲回忆当时父亲不在济南，解放军宣告将炮击城外圩里，让百姓出逃。母亲便和一个舅舅，带着大姐、二姐和三姐，分别是8岁、4岁和不足一岁逃难，母亲说当时路上到是尸体，耳边枪声不时呼啸而过，当时已不知害怕。好在历尽艰辛逃了出来，等济南解放后，秩序稳定下来，父亲又把母亲和姐姐接回济南。
父亲早年读书，除少年时代学习儒家传统的经典，如四书五经外，大学是以西学为主，授课教员许多是留洋归来的学生，解放后我看到家中的书籍还有遗传学、进化论、植物栽培与育种方面的专业书籍。因此他的思想以西学为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中流传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他是坚定了“科学救国”的决心，因此远离政治，不事权贵，不参加党派，只从事教育与科学实验。当时同学中不少人从政，有人也劝他加入国民党，并许以可担任省议员职务，他坚辞不受。日伪时期拉他去做演讲，宣传什么东亚共荣，他也予以拒绝。解放后有同学动员他加入共产党，可以回原籍当县长，他也拒绝，可以说是保持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二、回到兖州古城
解放前，父亲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以教书为生。解放后由于体制的变化，自由职业很难生存，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都被纳入体制之中。解放初，父亲到山东省实业厅工作，从那时起，才开始计算工龄。可能是不太适应机关的工作，他从省城先调到潍坊的实验农场从事技术工作，后来可能想离的家乡近一些，就调到了滋阳县（解放初期兖州与曲阜合并，称滋阳县）县农业局，在局属实验农场、苗圃等从事技术工作。那时，不像现在从省城下去，无论如何也要弄个一官半职，而他不愿当官，仅是一个普通的农业技术人员。后来评职称，好像只评了技术十一级，相当于中级职称，因而工资不高，仅有68元。初到兖州时，姥爷、姥娘、父母和三个姐姐都靠他的工资生活，经济上便显得捉襟见肘。
兖州是个古老的地名。在夏商周时期，曾有天下九州之说，其中就有兖州，而且古成语有“主兖九州”。如果说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那么兖州正处于黄河下游的核心区域。汉武帝时期，兖州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域，当时汉朝在十三州设立刺史，其中设有兖州刺史。兖州领现在的山东南部、河南西部的大部分区域，相当于省级建制。后来随着行政区划的不断改变，兖州作为地域行政中心的地位下降。明洪武十八年，升兖州为府，领济州、曹州、沂州、东平州四州及23县。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曾封自已的小儿子朱檀为鲁王，后将藩王府建在兖州，因此，兖州有王府建在城内。兖州府城也扩大了规模，改原土城为砖城，南城墙向外扩展两华里。城区北部是宫苑区，南半部则是各种衙门及民居。城南半部有三纵三横的六条长街，至今的兖州城仍沿袭着明代形成的格局。又疏浚原在城外的丰兖渠，改名府河，又称御河，河上建桥多座，其中的中御桥正对皇城大门，连接御道，桥上有培英坊，雕梁画栋，钩金沥粉，四角飞檐。清朝沿袭明制，区域变化不大。兖州古城，系明清所建，体现了政府所在地的规模，比一般县城要大许多。父亲曾对我说，兖州地位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为攻克济南，先打下兖州，切断津浦铁路的南北联系。近代以来，兖州一直有师级建制的重兵把守。解放后，父亲有由济南调兖州，可能一是看中兖州距泗水原籍较近，农业发达。二是感觉兖州文化底蕴深厚，交通方便。民国时期设有兖州农业学校，从事农业技术工作也有条件。
1948年，兖州曾短暂设市，但随即取消，改成滋阳县，县府在兖州古城，曲阜归滋阳县。当时滋阳归属尼山专区，1953年，滋阳改属滕县专区，后改属济宁专区。1962年，滋阳县撤销，设立兖州县和曲阜县，归济宁专区所属。
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程度，是与该地的行政级别高度关联的。行政级别的降低，往往伴随着经济文化的衰落。尽管兖州从前朝的省级行政中心，降低到府级，再降到县级，但其文化底蕴还算深厚，小时候对兖州的印象，市井比较繁华。贯穿县城东西的老大街，店铺林立，各类商店、饭店，影剧院、理发店、照相馆等，排列起来，也算繁华热闹。1911年津浦铁路开通后，兖州作为一个火车站，南北物流、客流的增加，又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中的烟厂、纱厂等工业也渐渐兴起，有了近代城市发展的雏形。
在东西横穿兖州的府河上，有着多座桥梁，其中居中的是中御桥，还有东御桥、西御桥，还有九仙桥、神桥、府桥等七、八座桥梁。有些地名沿用了兖州府的街名，如考棚街、息马地（王府驻地息马的地方）、鼓楼大街等。五十年代城墙虽然拆除，但残存的城廓、护城河还存在，体现了一个古城的神韵。城里还有一些士绅留下的明清建筑。
我家大约在1951年前后才搬到兖州。本来县农业局可以帮助安排宿舍住房，但父亲沿袭了在济南租房居住的老习惯，一直租房居住。大约在1958年前后，搬进了兖州大户人家史家大院的前院，租住了史海秋先生叔父家暂无人居住的老式房子。史家后院有一座二层小楼，号称史家大楼。实际上仅有两层，上层好像是做储藏室用，经常有鸽子从窗子里飞进飞出，我们从未上去看过，楼下有姓徐的一家租住。史海秋先生则住西侧的房子，房子后面有个小型的花园，养一些花，还有怪石假山，十分幽静。史海秋先生我的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十分有民国范的老人，穿中式服装，据父亲说他是清末秀才。原准备考取举人进士等功名的，但科举废除后，也上了洋学堂，后来当过兖州一中的教师和校长。父亲租他家的房子住，也主要是因为他是个开明士绅。他与父亲都是县政协委员，他是教育界，父亲是科技界。当时县里政协委员不多，仅有几十个人。有时他两人分别去参加会议，常帮对方将政协发的学习材料领回来，由我给老先生送去。记得学习材料上都盖有县政协的菱形图章，上面写着秦十洲委员、史海秋委员。
我家住的前院是个四合院，三间正房飞檐斗拱，是典型的清代建筑，房脊和飞檐上有些砖雕的动物，房前有大约一米多宽的青石垫起的地基，上面有厦檐，可以遮雨。房内有四梁八柱搭成的框架，用木槅栅将三房隔开。中间正房摆有长条机，前面有八仙桌，两侧有太师椅。家中规矩是，左边椅子是固定父亲的座位，也是贵客的上座，右侧是母亲的座位，一般孩子们不去坐这两个座位。当时还没有电灯，桌上有个带玻璃罩的煤油灯较亮，只有孩子们写作业时家长才让出来。
说是四合院，其实东屋、西屋、南屋均已倒塌，只剩下墙廓遗迹，因此显得院子比较宽大。三间正房两侧还有两间耳房，东侧已经拆除，西侧的房子住了一位女士，姓刘名珍，丈夫姓魏，我们都喊魏大娘。其实她年纪还不到五十岁，但穿着粗布大褂，在我们孩子看来已经挺老了。她丈夫在北京工作，常年不回来，当时我们并不了解她的底细，但觉得她很有文化，读了不少书，经常给我们讲《红楼梦》、《西厢记》、《笔生花》等书中故事，特别是讲的冯梦龙所著的《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故事，让我们入迷。夏天晚上在院里铺上凉席纳凉时，她常教我们一些唐诗宋词，诸如“春江花月夜”等。直到近几年，从她外甥那里才了解到她的一些真实情况。
魏大娘(刘珍)原是济宁的一个书香门第出身，其祖辈曾做过清代江西布政使或学政之类的大官，父辈曾留学欧美。她下面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解放前因病早亡，父母抑郁成疾也先后去世。她1935年前后嫁入兖州大户魏家，丈夫魏中俊，早年当兵，结婚没几年丈夫便随军离开兖州参加抗战，是傅作义部下。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作为起义人员被安置到北京市东城区工商联工作。刘珍嫁到魏家后，并没有与丈夫过几年团聚生活，也没有生育。但三个妹妹随他在兖州上学，应该是魏家供养。其中三妹、四妹后嫁到济南，五妹参加解放军。四妹刘婷兖州一中毕业后考入山东省卫校，后在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不幸的是，刘珍这位书香世家的小姐，嫁到兖州，没过几天好日子，解放后被定为地主份子，被罚每天扫大街。我们印象中，她永远穿着蓝大褂，围着灰围巾，已沦落为"溅民“，没有一点知识女性的样子。她四妹的儿子张峰1956年出生，与我同年，七十年代在曲阜插队，1978年考入山东中医学院，毕业后在省医科院工作。她家的情况是我通过张峰了解的。
我记事时，家中生活十分困难。1961年父亲退休时，由于解放前的自由职业不算工龄，退休工资由68元降到40.80元，供养一家人已十分困难，几乎每个月都要找亲朋好友借债，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姥爷姥娘在我家住不下去，就去临淄农村投奔二舅家，后来没多久就先后去世。因为生活困难的缘故，大姐和二姐都只读完小学，就未能继续深造。大姐工作不固定，在戏园卖过票，1962年被下放而失业。二姐则在1958年以14岁的年龄，招工到铁路兖州机务段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
对生活困难的印象，一是父亲写个字条，让姐姐和我去出面借钱。在兖州一中住校的老师中有他的学生，二姐就经常受父亲委托去找老师借钱。等开了工资，往往先还账，每月再去借，时间久了，大家都给准备好。二是每到春节前，父亲都买十多张一开大的红纸，写几十幅春联，带着我到繁华的街头去卖。因天气冷，常常手脚都长冻疮。好在因为父亲字写得好，卖得很快。每逢过春节，都靠卖春联补贴家用。父亲一辈子瞧不起做生意，自己为生计，不得不上街摆摊，不知是不是有斯文扫地的感觉。
父亲退休后，在自己院里建了一个花池，凭他对园艺技术的熟悉，花池经营得十分兴旺。因此，喝茶赏花就成了前后院几个老人的乐趣。交流最多的当然是后院的史海秋先生和我父亲，他们二人的共同爱好就是写字和下棋。父亲写了一辈子字，从未间断，主要写的帖是魏碑，有郑文公碑和张猛龙碑。那时买不起宣纸，就用旧报纸写字。史先生主要写小楷，十分娟秀，曾花十多年功夫用小楷工整抄写了《资治通鉴》等史书。一般如有人求大字，他都推荐由我父亲写。写小楷，则由他来。记得最多的情景就是他二人喝茶、下棋，交流对时局的看法。我那时对他们谈论的内容不懂，但对看下象棋有兴趣。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两人下棋总是不分输赢，因为每盘棋都是下到还未死棋时，便推盘哈哈一笑了之。原来二人是棋逢对手，往往看到自己将输棋时便推盘认输，哈哈一笑，双方都给对方留面子。
六十年代初，记得我家较穷，父亲订阅了小开的《参考消息》报，了解世界上的大事。史先生则订阅了《人民日报》，了解国内大事。我是一个报纸传送员，几乎每天为二人在前后院传送报纸，互通有无。那时的印象，史老先生家中所存的古籍线装书很多，我家则有一些农业科学的书籍。史家大院离县图书馆很近，仅有200米左右，县图书馆设在关帝庙里面，后院的藏书室便成了我们几个孩子常去的地方。有时父亲让我们拿了他的借书证去替他借书。父亲从未说过他是个什么学历，解放前从事什么工作，我还是从借书证上看到学历一栏写着“大学本科”，那时才知道原来父亲上过大学，但不知“本科”是什么意思。
自己记事时，父亲已经退休。在家中读书读报和练字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家里正房中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挂了两张地图，左边是中国地图，右边是世界地图，都很大。因此从小便对地图有兴趣，知道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中国各省份的位置。对地图的重视可能是父亲的名字“十洲”所致，他关心国际时事，每天从《参考消息》中了解世界大事。也读《人民日报》，关心国内大事。另外还有一本中国地图册，我无书可读时，便整天看这本地图册，心想以后有条件，能到全国各地走走就好了。现在想想，是地图和地图册，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和格局。自己参加工作后，直到退休时，几乎跑遍了全国各省，也借调研机会，跑遍了全省各县区。原想退休后有了时间和钱，再到世界各地走走。但遗憾的是，刚退休就患了中风，行动不便，周游世界的愿望是实现不了了。好在几个主要国家，如美国、俄罗斯、日本已经去过，世界文明古国埃及、印度也赶在退休前去了一下，其他周边国家如韩国、越南等国家，以及非洲的苏丹，中东的阿联酋、卡塔尔等十多个国家，开阔了眼界。北欧、澳洲、南美一些地方看来是去不成了，但与从未乘飞机出过国的父亲相比，已经已是十分幸运了。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既严厉，又宽容，主要是鼓励我们要多学习，追求提高自身素养。上学前他就买了些便宜的毛边纸，用红墨水和毛笔写成正楷体让我描红，也告诉各类字体的特点，如颜筋柳骨，掌握毛笔字的基本要领。写的内容是三字经、百家姓及唐诗、宋词，这种让你既认了字，又写了字，又学习了传统文化的方法十分有效。写毛笔字的底子，古典文学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
当时家中没有多少书可看，就从图书馆借书看。主要是借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到小学毕业时，当时能见到的小说差不多读了一遍。当然有些书是家原来留下的，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等。有些书，如父亲当政协委员发的学习材料，中苏论证中的“九评”，理论性强，是看不懂的。但有些材料，全国政协委员会写的回忆录，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将领，侯镜如、陈长捷，王耀武等特赦人员写的战争回忆，很喜欢看。还看过末代皇帝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等书。因此接触的东西比较杂乱，并不是完全是红色的书籍。
1965年前后，房东（史海秋先生的婶母，我们喊她三奶奶）带着外孙回来了。当时大姐二姐已结婚，住了出去。我家便腾出正房西面房间由三奶奶和外孙亚新居住。三奶奶是个慈祥的老人，有一定文化。女儿兖州一中毕业，嫁给了一位解放军军官，是河北宣化炮兵学院的中校教员。由于住房老旧，时常漏雨，她便与史先生协商翻修住房。街坊邻居获悉后，很多热心出主意，说老房子四梁八柱的木料卖掉后，就足以够翻修的费用。整体翻修住房时，四邻们自觉出工，不要工钱，主家只管吃饭。翻建住房很快完成，我们住上了全新的房子。从这件事情上，看出了史家作为城里的地主大户，与街邻四舍的良好关系，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地主与贫下中农的严重对立。同时，也看到史家人出门时，有街上深受尊敬，家中有什么事，街坊四邻都热心帮忙。史先生为什么成为开明士绅不清楚，估计是土改时将土地无偿给穷人，而自己以教书为职业，不经营土地，他的几个子女也都考上了大学，儿子史鉴后来曾任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所长，和图书馆馆长，女儿史邵惠在北京化工学院当教师，八十年代我去北京时还拜访过他们，他们的子女小时候曾在兖州度过，我比他们大几岁，曾带他们玩过。
三、文革狂飙与士绅的没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人民日报》6月1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一时间，满街上都是红卫兵的小将，“破四旧”的高潮席卷全城。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凡是古老的东西，都是破的范围，先是跟着看一些古老的建筑被毁。那年我10岁，上三年级。突然宣布要停课闹革命，没什么事情干，就到处去看热闹。亲眼看到兖州一些古老的建筑，如著名的范氏牌坊，关帝庙前等的牌坊被拉倒。拉牌坊时，几百人用绳子也难拉倒，后来又调来了几个拖拉机，才将石牌坊拉倒。兖州有个著名的天主教堂，高大华丽。砸教堂那天我去看了，到处都是彩色的碎玻璃，我还捡了两块当宝贝。神父和修女们被纠斗，跪在一个角落被红卫兵批判。有人竟然跑到教堂会堂的大面案上对着馒头尿尿，那种场面令人胆战心惊。
“破四旧”进入家庭，史家大院首当其冲。后院史海秋先生家中旧书籍、字画、瓷器等被搜出、烧毁、砸烂。预先得到信息，史先生将自己最珍爱的古籍善本、名人字画和自己辛苦20年用小楷抄录的《资治通鉴》等古籍藏在自己为自己准备的寿材（棺材）里，并用砖封起来，也被红卫兵搜出，一把火烧掉。老人心疼地直掉眼泪。我家为防不测，预先将一些解放前的老照片和几乎所有书籍先行焚毁，但我家并不在抄家范围，事后父亲也十分心疼。魏家大娘属于"四类份子"，是抄家重点，但她只有一间小屋，里面东西不多，但看到一些精美瓷器被砸毁，一些古旧书籍被搜出烧掉，赖以生存的一点金银细软被抢走，她跪在地上看着一声不敢出。
1966-1967年是“文革”最疯狂的两年，满街上被贴满了大字报，许多原来的领导干部和四类分子一样，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示众。记得原来的小学校长和教导主任也被批斗，戴上高帽子，反剪双手，坐“喷气式”，被一些红卫兵猛踢。有个同学的母亲多年守寡，不知被什么人揪出批斗，脖子上挂了一双破鞋游街，人格被极尽凌辱。士绅这种词已早被列为政治敌人，被”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文革开始，既是红色恐怖，也是白色恐怖。红色是满大街红旗招展，街上的青少年人人佩戴红袖章，到处是红色语录牌，人们唱语录歌，满街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白色是机关、工厂、学校，街道各单位铺天盖地的白纸黑字的大字报，一中操场上三天两头开万人批斗大会，批斗的主角，往往是”走资派“，也有知识分子。记得有一位中学老师不知为何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双腿已被打断，有人用抬粪的箩筐将他抬进会场批斗，愤怒的群众朝他扔石头、土块，砸得他满脸是血。大批的”四类分子“们，则被安排在台下或操场后面跪着，双手举着稻草陪斗。不少被斗、陪斗者中途晕倒，也无人过问。后来听人说，被斗者私下传授经验，开批斗会前，要想法多吃几个煮鸡蛋，这样既能压饿，又能少上厕所。
1967-1968年，是文革最为疯狂的时期。红卫兵组织分为两派，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皇派。保皇派一般是倾向于保守的党员干部和群众，造反派则是以大中学学生、各单位原来不得志的一批人组成。两派都以捍卫毛泽东思想为名，相互攻击对方反对毛泽东思想。两派尖锐对立，最后导致武斗。兖州虽未发生大规模武斗，但也经常看到街上一批批工人，拿起钢棍游街示威。后来由于解放军以”三支两军“的方式介入，武斗才平息。当时记忆较深的一件事，是经常晚上，特别是后半夜突然鞭炮锣鼓震天响，满街上夜里突然出现游街队伍，庆祝”最高知识“发表。因为传达最高知识不过夜，所以人们都起来庆祝。自己也跟着出去看过两次热闹，后来家人就不让去了。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最难过的除了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外，就是原来已经被打翻在地上的”四类分子“。史家院里，原来前后院经常串门交流、下棋的几位老人，也不敢再多来往，史海秋先生有没有挨批，也不太知道。父亲虽然已退休，原来单位也贴出过不少批判他的大字报，批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又说他有历史问题，被街道办事处的造反派叫去办学习班，检查交待过去的所谓问题。好在他们实在抓不住什么把柄，倒没把父亲怎么样。有一次受牵连较大的是原泗水老家的本家亲戚，好像上过黄埔军校，济南解放前夕到过我家，交代过将一本黄埔军校同学录放在我家了，对此，造反派非常重视，认为我父亲是私藏了国民党特务联络图，而我父亲,在济南战役前夕并不在济南，对此毫无印象。后来被查迫无奈，只好到济南解放前租住过的地方去寻找。济南青龙桥附近租住过的房屋，房东早就不见了，更是经过战乱，老物件已无处可寻。没有钱住旅店，只在浴室的床上睡了一夜就回来了，事情也不了了之。在父亲挨整最厉害的时候，有朋友知道，张春桥是父亲的学生，就劝他是否给当时红得发紫的张春桥写封求救信。父亲说，虽然在正谊中学当过他的老师，与他伯父也是同事，但是并无交往。以他不侍权贵的性格，决不会给他写信。也幸好未写信，否则与”四人帮“牵连上，也是麻烦。
文革开始后，院里又增加了一位老人，即刘珍女士的夫君魏中俊先生，因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从北京被遣返回来，是文革初期被扫地出门的人员。后来落实政策，原单位发给了一些退职费，按退职处理。印象中他60岁左右，还很有些干部派头，与我父亲和史海秋先生也很谈得来，并给我们讲一些北京的好玩的地方，故宫、颐和园等名胜。他虽被遣返回来，但并未受多少批斗，最可怜的还是他有名无实的妻子，魏大娘，每天天不亮就去扫街，常年累月也，还常常挨批斗。好在我们的街道小组长王大娘，她丈夫是建筑工人，根正苗红，好像是偷偷信过天主教，心地比较善良，尽可能地对魏大娘进行保护，使她艰难的地熬过了文革。
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标志第一阶段打倒刘少奇的任务已经完成，天下大乱的形势也已渐渐稳定。作为红卫兵主体的中学生，大部分被发配到”广阔天地“，到农村去锻炼，工厂开始复工，小学生复课。虽然高层仍然权斗不断，但基层那种大规模的武斗、批斗会已经很少，老百姓总算过上了比较安定的日子。史家大院的几个老人总算是劫后余生，但个个都脱了一层皮，以往那种闲适交流，每天吟诗奕棋、写字作画的士绅生活已不复存在，人们颤颤惊惊，小心翼翼地活着。
1968年，三姐高中毕业，由于大学停止招生，她这个学习尖子也只能望学兴叹，下放到大安公社农村去插队落户。1970年，四姐去了生产建设兵团。1972年，林彪爆炸后邓小平复出，开始对科技教育、铁路等领域进行整顿，自己初中毕业后无学可上，后来走后门进入铁路中学上了高中。1974年高中毕业后也下乡插队，去了道沟公社冠庄铺大队当了知青。
1974年，父亲罹患癌症，在兖州手术后去济南肿瘤医院放化疗，次年肿瘤扩散，不治身故。1975年前后，原在史家大院生活的几位老先生，包括史海秋先生、魏中俊先生也先后病故。刘珍女士在兖州无依无靠，后被妹妹刘婷接到济南，于80年代初病故。父亲病故时，兖州县农委和农业局的领导出席了追悼会，对他的一生给予了比较公正的评价。
1975年底，我被招工到山东拖拉机厂工作，1978年，考入曲阜师范学院政治系学习，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无锡市委宣传部工作。于1990年调回山东社会科学院工作。80年代末期，为父亲在老家泗水泉林修建了墓碑，自己撰写了如下碑文：父亲生于1901年，逝于1975年。自幼求学，立志报国，几经播迁，生涯坎壈。半世教育，为人师表，桃李盈门；半世农技，呕心沥血，造福桑梓。坚持科学救国，保持独立人格。学贯中西，书追汉魏。一生正直、清廉、宽厚、勤谨。特刻石纪念，以垂永久。
(本文写于2018年6一7月)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 山东大明研究 微信公众号（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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