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欧各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的农业集体化进程、特点及各阶段的改革情况等，我国国内已有大量著述，但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探讨农业集体化及其给东欧国家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国内论著则着墨不多。本文在梳理国内既有论著与英文论著资料的基础上，力求从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的角度，探讨农业集体化运动对东欧社会稳定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东欧农业集体化的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东欧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破坏，各国经济几近于瘫痪，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国民经济百废待兴。在二战中及战后登上东欧政治舞台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普遍认为，东欧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面对严峻的形势，东欧各国开始实行土地改革并采取了工业国有化措施，逐步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二战结束前斯大林曾想把东欧纳入自己势力范围，但战后他并没有急于把苏联模式强加给东欧，对东欧的人民民主道路也表示支持。其中的原因在于，战后苏联国内经济有待恢复，国力较弱，需要一个相对缓和的国际环境。同时，苏联希望维持与英美等国的战时盟国关系，因此没有在东欧采取过激行为。早在1948年前的土地改革时期，东欧的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就已经在农村组建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此时集体化的发展范围比较小，审慎且缓慢，不存在行政命令式的强迫行为，基本上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正如南共领导人卡德尔所说，不尊重农民的习惯和意愿，“我们就会犯宗派主义的大错误，我们就会冒进，走到农民的觉悟跟不上的地方，我们就会脱离农民群众”。
1947年马歇尔计划的出台，使东西方联盟破裂，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发生了大转折，针对美国“控制西欧、分化拉拢东欧、遏制苏联”的战略，苏联开始实行与美国对抗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牢牢控制东欧，将其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增加与美国对抗的力量。而要使东欧国家与苏联变成铁板一块，就必须把苏联模式强加给东欧各国，使之在政治经济上与苏联保持一致。1947年9 月， 欧洲九国CP情报局成立。苏联要求东欧各国立即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容许东欧各国采取多种道路通向社会主义，否则一律视为“民族主义道路”。人民民主的概念被更换了，改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道路被终止。1948年，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东欧各国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后，东欧国家完全按照苏联模式确立了政治上的一党高度集权，经济上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突击进行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资本主义私营经济，逐步建立起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二、东欧农业集体化的发展脉络及其特点
东欧各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大体遵循了以下发展脉络：1948—1949年发动集体化运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有所缓和，甚至出现倒退；1955年左右再度开始，中间也为一些事件所打断，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通常采取不太强制的措施； 到1962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宣布完成农业集体化。波兰和南斯拉夫也进行了集体化，但没有进行到第二阶段仍然保留了大量的私人占有土地。保加利亚的集体化最快，也最暴力，严格以苏联为师，到1958年就宣布完成，最慢的是罗马尼亚，1962年才宣布完成（官方宣布完成，但当时仍有大量农户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组织）。
与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相比，东欧农业集体化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
第一，集体化道路的差别化。整体而言，东欧各国农业集体化道路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波兰和南斯拉夫是一类，在农业发展中放弃苏联式道路，不强制推行集体化，重视发挥个体生产者的潜力；2.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一类，实行苏联式的完全集体化；3.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是一类，他们虽然完成了集体化，但与苏联的集体化有所区别，是一种经过“修正”的集体化。
东欧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出现差别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力大都很薄弱，各国政府对苏联、对本国农民的依赖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在集体化运动中农民与政府间讨价还价的“余地”各不相同。正是这种“余地”，造成东欧各国农业集体化的千差万别。二是斯大林去世前，所有东欧国家都严格仿效苏联的社会主义农业模式。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各国农业政策“基本原则”虽未发生变化，但实施情况却千差万别。为克服本国农业的不良运作局面，东欧各国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直接或是间接地改善贸易条件，如对农业进行补贴，提高农业工人工资，对合作社和国营农场进行一定限度的微调等等。这样一来，原本整齐划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景象”就变得更加多样化了。
第二，集体化的实施难度远大于苏联。总体而言，东欧农业集体化要比苏联的难度大，主要原因大致有三：1.东欧领导人既要贯彻落实农业集体化，还得时时揣摩苏联领导人的意图。斯大林曾告诫保加利亚领导人不要盲目照搬苏联经验，人为地加重农村的紧张局势。为了避免受到斯大林的批评，各国领导人有意放慢了集体化的步伐，而这一放， 原来的局面就出现了混乱。因此，东欧各国领导人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既要完成集体化，又不能把农村局势搞乱，难度可想而知。2.东欧农民土地私有历史由来已久，不像苏联的农民有村社传统，不太容易撼动。东欧农民对于自家农田的投入要比俄国农民多得多。在苏联，苏维埃积极分子在村社代表大会上可以用一票就把整个村社集体化，而在东欧，积极分子必须挨村挨户甚至逐一去做每个人的工作，耗时费力，还未必有结果。这也说明了东欧的农业集体化何以进行了10 多年才得以完成。3.斯大林去世后政治氛围的明显变化，包括1955年赫鲁晓夫与铁托的再度修好，使东欧国家误认为从此以后，每个国家皆可以自己的方式搞农业集体化。但1956年匈牙利事件表明，东欧国家想要甩开苏联走自己的路是不太可能的。
第三，东欧农业集体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各国农业政策一直处在不断调整中。
自20 世纪50年代下半期和60年代初开始，东欧国家开始调整农业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如减少下达指令性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废除义务交售制，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富农加入合作社等等，不断探索合作化的新途径。20 世纪60年代至末70年代初，东欧国家的农业开始朝着专业化和农工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农业的经营规模也不断扩大。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等国纷纷建立起具有生产、经营性质的农工综合体，农业生产也朝着集中化、专门化方向发展。
三、东欧农业集体化对东欧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
在个体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中实行财产所有权的转变，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东欧的农业集体化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对东欧的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集体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东欧的农业集体化为东欧各国迅速实现工业化提供了资金和劳动力支持，通过集体化方式对农业生产进行计划管理，对组织起来的农民进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通过实践为农村培养了一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但从社会持续稳定的长远角度来看， 东欧农业集体化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农业产能，一直到剧变之前，东欧国家都在为粮食增产做出种种努力但结果并不理想。
第一，恩格斯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所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集体化运动伊始，虽然东欧各国都强调要本着自觉自愿的原则，不能搞行政命令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但在实际执行中，在急躁情绪和冒进思想的影响下，大都犯了“急性病”，违反自愿原则， 采取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 严重违背了个体农民的意愿，伤害了农民的感情。罗马尼亚基什拉特斯（Kisiratos）村的一位妇女回忆说，在集体化之初她父亲因“不想在充斥着谎言的文件上签字”，被拔掉了一根手指甲，还被囚禁了3年。在民主德国，由于地方干部的过激行为，一位村民甚至在1953年6 月把合作社和集中营联系起来。
入社使农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东欧各国在进行集体化的时候，虽然强调财产所有权不变，但实际上只是停留在名义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书记乌布利希曾强调说，合作社的财产享有特殊的保护，成员的土地、房屋等财产都是有保证的。捷克斯洛伐克新的宪法草案规定把土地联合起来进行社会化使用。按照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的解释，建立合作社的过程中，土地所有权不会发生变化。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强调合作社成员的财产所有权都是可以继承的（继承权不变）。但实际上， 农民一旦入社，就会丧失经济独立性，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他们丧失与自己土地的传统联系。农民是连人带地一块儿被“集中”了。集体化是来自上层的社会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种国家控制农民的廉价方式。财产所有权或许不会发生改变，但社会关系，包括劳动关系却变了。
集体化的推行与抵制、反抗、破坏、消极怠工等行为相伴相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集体化运动也是一场农民的反抗运动。过火的行为必然引起农民的抵制和反抗，自集体化开始，一直到各国宣布完成集体化，农民的反抗行为就没有停止过。总体而言，农民的抵制和反抗分为暴力抵制、破坏行为和消极不合作态度。
在南斯拉夫，当农民知道加入合作社后不能继续保留自己的牲畜和葡萄园时，便开始屠宰牲畜。泽蒙（Zemun）地区发生了五起集体稻草火灾事件， 两起向集体牲畜投毒事件。在布里恩贾（Brinj）地区3 万千克干草被人纵火烧掉，科雷尼察（Korenica） 地区合作社的办公建筑被烧毁。在罗马尼亚，有些地区农民反抗集体化的行为非常严重，就连尝试建立集体农庄都行不通。人们对宣传队的宣传充耳不闻，派往各村的干部受到人身威胁并被轰出村子，在某些地区，威胁已是迫在眉睫；农民“袭击、殴打积极分子，手持草叉、长柄镰刀、锄头、手枪和斧头等待‘劝说’工作组，写请愿书、抗议书，对党要驱逐的富农加以保护，破坏积极分子召开的劝说他们入社的集会等等”。在匈牙利，1956年事件发生后合作社中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在拉科西五星农场（RákosiStar Farm），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抗议集会并成立了委员会，委员会中竟然有6 人是匈共党员，他们摧毁了农场中的苏联雕像并将农场重新命名为“红星农场”。艾吉哈佐什豪劳斯蒂（Egyházasharaszti） 的组织向合作社成员讲述拉科西集团的“邪恶本质”。面对一系列的破坏行为，合作社的领导也是无计可施，因为农民已经不听他们的话了。除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外农民也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但更多的是进行合作社的内部破坏。
在进行暴力破坏的同时农民的消极态度也严重阻碍了集体化的发展。农民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对集体工作漠不关心，不愿意从事合作社的劳动。匈牙利公开承认，集体化初期有12% 的合作社社员根本不参加日常劳动1961—1964年，全匈牙利有将近1/4 的合作社成员拒绝参加合作社劳动至少有一半的成员没有尽其全力为合作社劳动，他们宁愿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在自家地块上劳动。年复一年，合作社不得不招募士兵和小学生来帮助收割作物。波兰在集体化停止之前， 有将近100 万公顷耕地被弃种。民主德国的情况更为严重，有些农民干脆放弃土地逃往联邦德国。1953年，有1 802 户农民逃往联邦德国，其中76% 的农户拥有的土地都超过了20 公顷。突变引发了农民对其经济资源丧失的不满和对强迫和专制的抱怨。他们认为农业劳动者应该留在“容克地主”的庄园内劳动，而不是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农民在纳粹专制时期的抵制和反抗记忆，也使得他们对集体化进行抵制，甚至有时直接把集体化等同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压迫。20 世纪50年代，农民认为民主德国政府宣传的合作社如何优越，都是靠不住的，已经加入合作社的人抱怨说他们并不是自愿放弃私人财产，拒绝在自愿入社的声明上签字。有些人还恶作剧地画掉了合作社章程中的“自愿”一词。许多地方的农民暂停或是取消了对《自由农民报》的订阅，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不是自由的农民了，也就不需要再看什么《自由农民报》了。
行政命令式的集体化运动虽然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组织起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进行生产，但如果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不能实现公平公正，那些已经组建的合作社、集体农庄等等，也只能是一架架缺乏动力的蒸汽机车，动力不足又能跑多远呢？对集体化而言，这个动力就是民心！依赖极端的行政措施，或许能解决农业面临的人手问题，但“只要农民既不愿意把财产入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心加入合作社的话，生产计划就难以完成”。
第二，剧变前，东欧国家都在为粮食增产做出种种努力，但结果并不理想。
1.东欧农业集体化并没有真正提高农业产能。东欧国家片面追求集体化速度，追求合作社数量， 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规律，揠苗助长，采用行政手段、暴力手段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结果合作社的数量增加了，但合作社的产能却下降了。限于篇幅，下面仅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为例来看看东欧农业集体化对生产力的破坏情况。
1948年情报局事件后，南共被迫大搞农民劳动合作化。数据显示1949年的合作社比1948年（1948年为1 217 个）增加了4 倍，农民劳动合作社被视为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形式。但是，这种违背农民自愿原则办社的方式导致严重的后果，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业合作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在1953年放弃集体化之前，南斯拉夫的数据显示，就生产能力来说，合作社部分是领先于私营部分的。然而，考虑到合作社部分在资金投入方面的特权（1952年，南斯拉夫农业投资额为100 亿第纳尔，其中拨给私营农场的资金不到20 亿第纳尔），它的生产能力是低于私营农场的。
在集体化初期，匈牙利也实行了强迫集体化，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表1 给出了集体化期间农业生产情况的对照情况。
通过表1 可以看出，与1936—1940年这个时段相比，1952—1956年匈牙利的马铃薯产量有所改善，但细粮、粗粮和甜菜的产量明显减少。再比较一下不同时期的人均收获量会发现情况更加糟糕（只有甜菜的人均收获量略有提高），具体见表2。
2.农业集体化拉大了东欧在农业生产方面与西欧的差距。以匈牙利为例，早在20 世纪30年代， 人们就普遍认为，要提高匈牙利的国家收入和生活水平，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促进劳动密集型耕作，匈牙利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蔬菜、水果、经济作物、乳制品和牲畜生产方面，这个计划意在按照丹麦模式发展匈牙利农业发挥小型农场占优势以及农业人口高度密集的特点。然而，政治上的考虑却把发展道路引到了不同的方向，集约化农业不得不让位于集体化，强调粗放农业。通过表3 可以看出，二战之后，随着作物种植技术的改进，西欧国家在细粮产量上有了显著提高，而匈牙利却几乎停步不前，甚至有所倒退，与西欧国家的差距呈增大趋势匈牙利在作物种植方面的情况已经大大恶化。
3.农业对外贸易处于负平衡状态，加剧了东欧国家的外债负担。“在这四年当中，集体化终止了农业的进步。”由于农业不能向居民提供足够的粮食和食品，也无法保障轻工业的原料供应， 迫使南斯拉夫每年花大量的外汇从国外进口粮食。据统计，1951—1954年间，食品进口占南斯拉夫整个进口总额的26%，国家外债负担沉重。而这几乎是所有东欧国家在1989年前都无法逃避的梦魇。自20 世纪70年代起，由于居民对肉类和畜产品的需求量迅速增长，东欧国家开始大力发展牲畜饲养业。70年代，东欧各国按人口平均的肉类消费量大约增长了1/4，1979年和1965年相比，平均肉类消费量由43 千克上升到67 千克，增长了67%。到1989年东欧大多数国家的畜产品生产超过了粮食和饲料生产，家禽和猪肉的生产发展尤为明显（见表4）为满足需求，必须增加牲畜生产而饲喂牲畜势必需要更多的饲料。但东欧国家的农业生产发展缓慢，难以提供充足的饲料粮，因此只能靠进口来解决。尽管粮食自给水平也在提高，但在农业对外贸易中，大多数东欧国家始终处于负平衡状态（见表4）。
通过表5 可以看出，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属于净进口国，而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属于净出口国。农产品的贸易和出口的外汇支出回报，对所有国家的支出平衡而言都非常重要。因此，东欧国家纷纷向西方举债，从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国家内外交困。为偿付债务，又不得不依靠出口农产品换取外汇。而农业的产能又不足以应付，因此只能牺牲国内消费，尽可能多地出口农产品，这就使得已经捉襟见肘的国内供应问题雪上加霜。
民以食为天。东欧发生剧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的低水平徘徊，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就在于这些国家僵化守旧的集体化农业发展思路。东欧各国虽然也曾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改革，但都没能彻底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注释：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俄罗斯学刊》201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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