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过去的“需求侧”管理，从“消费、投资、出口”方面刺激性拉动经济增长，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刺激，而中国当前的“供给侧”改革，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与创新”的要素转型配置实现经济平稳增长，也不是“新供给主义”的减税增资。从马克思主义社会总生产“供需平衡”或“供需共振”视阈来看，社会生产领域，遵循市场价值规律作用，需在“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引导之间寻求平衡，且“需求侧”引导≠“需求侧”管理。“供需共振”畛域下，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可优化人才使用机制，培育市场“需求侧”的“有效需求”，改善产业转型布局，推动市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并以电子政务创新作为“两端”之间的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市场“供需端”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供需共振；地方政府；“供给侧”改革；“需求侧”引导；新型城镇化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既面临着人口红利、出口红利、炒楼红利、造城红利等消退的经济问题，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庞大、金融资产泡沫、就业环境困局、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等社会风险。问题倒逼改革，文章合为时而著，“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因应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问题而著写的“大文章”。中国城镇化建设尚未结束，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建设也就不会结束，中国经济增长也并没有达到自己的“增长极限”。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只是部分行业的局部过剩、相对过剩，只有依靠新型城镇化政策创新“去库存去产能”、“挖掘新的内需”，才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社会总生产“供需平衡”或“供需共振”。而地方政府则在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供需共振”视阈下，研究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的政策创新问题，对于避免“地方发展短板”效应、从整体上推动中国城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供给侧”改革、“需求侧”引导与新型城镇化
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价值规律”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社会生产“市场供给”与社会消费“市场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从供需共振的视角，来研究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政策创新问题，有必要先厘清“供给侧”改革、“需求侧”引导与“新型城镇化”这三个概念，在中国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发展形势下的语义。具体简论如下：
（一）“供给侧”改革
自2015年下半年，“十三五”规划提出政府“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战略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学界“热词”。“供给侧”改革（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是指政府运用政策创新，包括税费调整、行政许可、规划引导等多种方式，针对市场供给侧的企业生产端入手，整合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创新等要素配置，扩大“市场需求”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得生产“供给结构”对市场“多元需求”变化更有灵敏性和适应性。“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主要基于四方面的问题：（1）中国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过去十多年，中国依靠“刺激需求侧”，不断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增加出口的方式来发展经济，造成市场“供给”和“需求”之间出现了结构性错位或不平衡，典型的表现就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2）中国消化“过剩产能”减弱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钢铁、水泥、煤炭、石油、石化、玻璃、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的净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相当严重，有的亏损面已经达到80%，而截至2015年12月，中国钢铁、煤炭、水泥等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对整个中国的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1]，这表明中国消化“过剩产能”正在减弱，已凸显了产业发展的传统行业与科技行业结构性失衡问题；（3）中国产业“技术创新”增速的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支持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巨大引擎。而中国产业的“技术创新”增速，客观上要求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完善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城镇区域布局、整合要素投入结构、规约企业排放结构、改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从而提高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全要素生产率”；（4）中国“服务业空间”拓展的问题。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迅速，迫切需要“服务业空间”的拓展，而第二产业中的部分“低效要素配置”的工业，在“供给侧”改革的“产业剥离”与“产业再生”中可以给中国服务业提供发展空间。
（二）“需求侧”引导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2]。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总是以人们的“消费需求”，与人们所从事生产活动产生的使用价值“生产供给”相关，通过市场交易“无形之手”完成“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交换，调节着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也逃脱不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的“价值规律”作用之手，而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特点，又使得政府行政干预具有了存在的合法性和科学性。政府可以推进“供给侧”改革，优化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通过培育公民的消费方式和提高公民的消费支付能力，来强化对人们的“需求侧”管理。但是，学界和实践层面所讲的“需求侧”管理，不能代替“需求侧”引导。“需求侧”管理≠“需求侧”引导，“需求侧”管理的主体是政府，靠的是“有形之手”的经济手段、法律规约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而“需求侧”引导的主体却是市场，靠的是“无形之手”价格、竞争、需求变化引起的“市场调节”[3]。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所指出的“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由过去政策性提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转变，表明政府意识到遵循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是“最优的选择”。作为市场调节的“需求侧引导”，从人们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侧，引导着社会生产领域的资本、技术、土地、管理、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要素集聚、要素升级和要素分流，实现着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着人们的生产性消费需求和生活性消费需求的总供给平衡。因此，在政府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切莫悖离需求侧引导，不论是补经济短板、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去产能问题、产业结构调整等，其最终指向还是因为市场上人们的消费需求“饱和”或“转变”，才使得“需求侧引导”倒逼“供给侧改革”。
（三）新型城镇化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但“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4]“亨廷顿悖论”也适用于“城镇化”和“城镇性”之间的关系，“城镇性”是一种城市建设达到的理性状态，具有较强的社会稳定性和现代性，而“城镇化”过程中则可能因为不合理的“征地拆迁”引发群体性事件等，具有社会不稳定性和现代化特性。中国在近十年的城镇化过程中，既取得了城市高楼大厦和园区产业布局的“政绩”工程，也存在过快城镇化造成的土地资源浪费、征地拆迁冲突、失地农民转型的“政疾”问题[5]。科学布局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而“十三五”规划则指出，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以城带乡、以乡促城，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为选择、互为服务，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6]。从“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引导的“双轨振动”作用来看，新型城镇化需要实现：（1）城市人口比重提升，培育人们消费结构转型。新型城镇化，化的不仅是农村的“土地”，更是化的农村的“农民”，实现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型，一方面，“农民”变“市民”增加了城市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政府也在渐进式培育“失地农民”的“消费结构”转型；（2）农村向城市转型，非农产业城镇集聚。新型城镇化，可以通过“供给侧”改革，提供“互联网+”的经济转型发展空间，引导农村向城市变迁，通过“需求侧”引导，调配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创新等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从而也吸引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实现城乡经济共享发展；（3）“优质”投资需求促产业结构转型，“优质”消费需求引导企业创新。新型城镇化中的产业结构转型，需要“供给侧”改革，让投资者不再“作死”于“僵尸企业”，顺应“需求侧”引导，“市场性的选择”能够带给投资者较高“投入—回报”收益率的“优质”投资需求，进行精准投资，同时，“优质”消费需求，即能给消费者带来较高的边际效用的消费需求，也会变成具有购买欲望和支付能力的有效“市场需求”，产生“需求侧”引导企业创新的作用。
二、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的政策权责与“供需平衡”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社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人力资本结构性改善变慢，过度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严重，低级生产要素向高级生产要素升级，技术创新突破有待增速等问题，不仅中央层面的政府组织及干部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公共职责，地方政府也应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理清自己的政策权责，实现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社会供给创新，达到社会需求的“供需平衡”。
（一）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的政策权责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7]任何政府的运作均是汲取财政收入与规划财政支出的活动综合，其规划财政支出的导向即是履行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策权责的体现，比如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引导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等。政府的政策权责指向是一种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理性的选择”，而不是排他性、私人性的“市场理性的选择”，它一方面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来权威性的分配“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也必须保证社会资源分配的“社会公正”或“成果共享”。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一次社会经济领域的重大变迁，既涉及农村和城市资源的“权威分配”，也涉及城镇生产要素的集聚分流和生产要素的转型升级“增值发展”。中国政府是新型城镇化这场“发展大戏”的导演，而理清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的政策权责问题，无疑对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的政策创新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研究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的政策权责，需了解三点：（1）地方政府的级别。目前，中国政府的级别构成，主要“自上而下”形成“权力科层制”的“金字塔”结构，即中央人民政府→省级（直辖市）人民政府→地级市（自治州）政府→县区级政府→乡镇（街道）政府。其中，对于新型城镇化有着至关重要建设作用的“地方政府”是地级市政府。（2）地级市政府的职能。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政府职能界定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而地级市实际上不具备“经济调节”职能，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及部门才能制定类似于利率调整、房地产调控政策等对经济进行调节，地级市政府可以配合中央政府执行“市场监管”职能[8]。地级市政府的职能，可依据《宪法》（2004）第107条和《地方组织法》（2004）第59条规定，概括为两点，一是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发展各项行政工作，二是管理本级政府系统内部各项工作。（3）地方政府的权限。新型城镇化中，地方政府的权限，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规划好市政建设，履行好市场监管职责，维护好社会治安，净化好文化氛围，保护好生态环境，执行好“自上而下”上级政府的“决策意志”，满足好“自下而上”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
（二）地方政府实现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供需平衡”
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9]“十三五”规划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指出政府应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狭义上，“公共服务”是指直接让公民受益或享受，满足公民在生活、生存与发展中某种直接需求的政府服务，如政府财政支出支持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等；广义上，“公共服务”是指政府一切运作活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因其政府最终职责均是“为人民服务”的性质。这里及本文采用广义上的“公共服务”语境。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理应供给人民需求的优质“公共服务”，实现公共服务“供需平衡”，既防止“过分”依赖“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强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又能运用“供给侧改革”淘汰低附加值产业、高污染、高排放、高消耗产业，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10]。经济发展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问题，只会在两方面出问题，一方面是处在“需求侧”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另一方面是处在“供给侧”的产业发展的“四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创新。新型城镇化就是一把激活社会总生产中“总供给”和“总需求”动态平衡的“安全匙”，主要表现为：（1）新型城镇化有效嫁接“供给侧”投资需求和“需求侧”消费需求。新型城镇化过程，会有两个“大创造”，一是，从需求侧来看，城镇化过程创造了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二是，从供给侧来看，城镇化要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转型、培育了现代产业工人、倒逼了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等，从而创造了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条件和环境，使得资本、技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在“需求侧”引导下，实现市场化的动态流动与动态平衡，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2）新型城镇化实现经济发展所需“公共服务”的“供需平衡”。发展经济的公共服务是政府提供直接民生需求公共服务的基础。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给企业自由竞争发展创造一个商品和要素平等交换的环境，也就同时拉动了人的就业，获取收入又会提高人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即培育了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有效需求”，从而满足市场经济健康运作的要素配置“供需平衡”。
三、“供需共振”对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政策创新的启示
新型城镇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运作离不开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方面，通过“供给侧”改革更好的去“过剩”库存、丢“僵尸”企业、补“经济”短板、促“智能”制造，实现低端生产要素向高级生产要素转换，完成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布局科学化；另一方面，通过“需求侧”引导更好的让“优质市场投资”嫁接到“优质市场需求”，让市场通过价格、竞争、交换等方式实现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生产要素的集聚与分流，更好的生产出人们需要的“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资料或使用价值。“供需共振”或“供需平衡”，主要是“供给侧”和“需求侧”通过价值规律的“调节”，实现动态的生产要素配置及要素升级，让“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围绕着商品价格波动“共振”起来。“供需共振”对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的启示，即通过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既当好市场的“守夜人”角色，通过法治建设让企业自由、平等、负责的竞争，又当好社会的“服务者”角色，通过政策创新让公民在新型城镇化中“创造价值、共享价值”。“供需共振”视阈下，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创新，具体可从如下几点入手：
（一）优化新型城镇化的人才使用机制，培育市场“需求侧”的“有效需求”
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政策创新，首先在于发展“以人为核心”，必须遵循马克思所指的“生产实践第一性”，即调动人才的生产积极性。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其中，按劳动、管理、技术、土地、资金等要素分配社会财富的方式，在市场竞争中，造成了中国当前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特别是社会阶层固化呈现出碎片化、断裂化、层理化的特征[11]。按照人们所从事的行业来看，中国社会阶层大致上可划分为基层——农民阶层、中层——工人阶层、上层——知创阶层。从“供需共振”视角看，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要通过政策创新解决这“三个阶层的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激发他们的“工匠精神”和“创新活力”，培育“需求侧”的消费需求、提升“需求侧”的消费能力。具体而言：（1）农民阶层问题。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需要通过公共服务创新和公共服务增量，解决好农民“进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配套问题，理顺好农民“转型”职业身份“受尊重”的经济问题，维护好农民“子女”城市发展“可持续”的机会问题[12]，促进改革开放成果由“农民参与共享”。（2）工人阶层问题。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要通过政策创新与执行着手解决工人阶层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工人工资增长问题，实现由“最低工资”熔断机制到“更高工资”稳增机制转变；二是工人社保必缴问题，实现由“漏缴社保”属企业“耍无赖”行为到“覆盖社保”属企业“守法治”行为的转变；三是工人安全生产问题，实现由企业“安全检测”虚置到企业“安全监测”必检转变，如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事件，即为企业平常“安全监测”虚置的典型，其堆积的过量易燃易爆品严重超过国家安检标准，系引发火灾及“大爆炸”重要原因之一。（3）知创阶层问题。“知创”并非中国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客”，“知创”作为特定的社会阶层，主要是指掌握着知识、用知识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的特定人群，它包括知识分子、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从事创业活动的大学生、企业里的技术骨干与管理人员等。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可以通过公共服务创新，给社会知创阶层提供更宽松的环境、更可靠的保障、更优秀的平台，促进其合理发展。
（二）改善新型城镇化的产业转型布局，推动市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
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政策创新，需要改善新型城镇化的产业转型布局，推动市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在全球生产率普降的背景下，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种解放社会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方式。推进制度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生产要素升级是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三大发动机”，而改善新型城镇化的产业转型布局，推动市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恰好有效链接和启动了这三大发动机。地方政府在城镇化产业发展模式与产业转型布局中，走过了“人造式”城镇化、“自生式”城镇化、“规划式”城镇化三个阶段，逐步科学布局城市发达产业中心、城市服务集聚中心、城市生活商业中心，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引导社会人才、资本、技术、管理、土地、创新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升级、分流，形成了城镇化产业布局的一般范式[13]。“供需共振”视阈下，改善新型城镇化的产业转型布局，推动市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实现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政策创新，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1）产业规划布局应防止产业创值“空心化”。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从“政府端”供给的“城市规划”政策来看，应不搞拿来主义，产业布局要精准调研，不搞照搬其他城市的发展模式，不搞盲目招商，产业投资须精准，实现剥离僵尸企业、去无效产能，并通过降低市场壁垒，助力企业创新，实现产业供给侧改革。如南京市江北新区产业布局创新、无锡市新吴区新兴产业建设、苏州市工业园区等，均是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独特发展典型。（2）产业规划布局应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从市场“供给侧”的结构改革来看，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应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实现企业品牌发展的主导效应、示范效应，协调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的三大产业布局，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效应、扩散效应，并“推进”企业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实现经济低碳发展的生态效应、综治效应。（3）产业规划布局应实现产业用地“集约化”。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中的产业规划布局中，应科学布局城市开发区的产、商、居，提高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度，实行产业用地“负面清单制”，提高城市用地的集约效应，逐年减少建设用地增量，有效防治乱征地的“城市病”。
（三）整合新型城镇化的电子服务资源，实现市场“供需端”的“动态平衡”
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政策创新，需要整合新型城镇化的电子服务资源，实现市场“供需端”的“动态平衡”。“互联网+”是大数据时代政府给企业发展、众创众筹搭建的一个分享信息、交互使用、增强效率的公共服务平台。“互联网+”或“+互联网”正开启中国“人人乐于分享、人人参与分享”的“分享经济”时代到来，包括劳务分享、房屋出租分享、汽车拼车分享、技能分享、知识分享、经验分享等。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提供电子政务、政务APP、政府上网等电子服务资源，其最大的效用在于链接了市场的“供需端”，减少了“供给侧”——“需求侧”之间的交易成本和交易时间，顺利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从商品到货币过程”的“惊险一跃”，促成了供需实现动态平衡的物联网、互联网、触联网模式。具体而言，供需共振畛域下，整合新型城镇化的电子服务资源，实现市场“供需端”的动态平衡，推动地方政府新型城镇化政策创新，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实施简政放权。从政府政策供给端来看，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一方面，应精简政府机构及无效功能、下放权力于社会和市场，更高效且更公平地配置资源，与“互联网思维”高度契合促进行政权力法治化；另一方面，应有效利用公共服务电子化，防止权力寻租、营造便利创业创新的营商环境、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14]。（2）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中，应有序推进政务公开包含政府信息、政府职能、行政权利、政务流程等内容，让公民均可进入网上城市服务平台查询，同时，应利用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府App、政府平台推进“政务公开”，缩小“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之间的差距，让信息共享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15]。（3）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提高服务能力。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政府公职人员是联系公民的主力军，而热心服务群众就是落实群众路线最有力的武器。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及公职人员，应该用“法治思维”和“网络思维”，提高服务公民的“服务行动”能力，以优质的公共服务供给，满足公民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公共服务”需求，实现公共服务和政策创新的“供需”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略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回流农民工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6ASH006)。
【作者简介】王华华，男，湖北襄阳市人，中共江苏省无锡市委党校讲师、副主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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