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1959—1961年，安徽政治生态环境调查。
采访对象：安徽省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相关人员。
采访人：刘学尧——大学教授、经济学者，原安徽省委书记机要秘书，素称“江淮第一笔”。
范 泓——历史百人会成员，文史学者，著有《风雨前行——雷震传》，《党内觉醒者》等。
苏 南——记者、电视编导，摄制百集文化系列片《金陵文脉》《芥子园艺谭》等。
采访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省人大主任王光宇先生
一、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同全国一样深受“左”的灾难，最终导致全省经济社会出现严重危机。农村问题尤为突出，饿、病、逃、荒、死现象普遍存在。早期，省委主要领导对实际情况不了解，搞“大跃进”，不相信已饿死人。下面也是浮夸成风，隐瞒实情。因为“反右”运动刚刚过去，各级干部怕遭受打击，都不敢讲真话。王光宇先生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
二、从1960年开始，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就想方设法在困境中找出路，提出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简称“责任田”。1961年2月，派工作组在合肥南新庄开始搞试点，随后安徽全省推行“责任田”，当年粮食获得大增产。毛泽东曾说：安徽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了。但这年安徽实际增产粮食近50亿斤，除保证安徽自身渡过难关，还支援河南、山东、苏北等地粮食约5亿多斤。
三、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安徽“责任田”被批判为路线性错误，刘少奇蹲点安徽组，动员“揭盖子”，“责任田”夭折。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安徽给我们省解决粮食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应该为“责任田”恢复名誉。中央许多领导人如陈云、邓子恢等对“责任田”也持肯定和支持态度。邓小平“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言论也是针对“责任田”的。
四、1982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安徽视察时说：我那时对“责任田”是不赞成的，曾向毛主席和中央写了一个考察报告，说搞不好会带来严重后果。我这次到安徽来是还债的，如果当时全国都采取曾希圣的办法，我们的国家早就富起来了。曾希圣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
采访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郑锐先生
一、1957年的“反右”与1959年的“反右倾”严重伤害了一些干部，安徽如李世龙、杨效椿、李锐；张凯凡、陆学斌等。许多人明哲保身，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不敢忠言直谏、禁若寒蝉。由于强劳力都“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去了，田地荒芜。本来还是风调雨顺的1958年和1959年，反而变成了缺粮严重的灾年，为“饿、病、逃、荒、死”埋下了祸根。
二、当时，郑锐先生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常委，主要分管全省各项中心工作的信息动态，但从未接到过地、市委关于灾情的报告。他还是从老家来人的口中听到一些反映，但不敢相信，于是便去定远和凤阳两县调查。县乡干部虚报成绩，隐瞒实情，经深入调查后真相暴露，灾情十分严重。1960年冬，安徽省委在蚌埠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市如实反映农村存在的问题，并由郑锐、张祚荫面报曾希圣。
三、曾希圣说：“农村经济的衰退，饿、病、逃、荒、死现象的严重出现，证明我们过去的工作方针是错误的，是对人民犯了罪。”1961年，曾希圣采取了两条办法。一是组建农村生活安排办公室，进行救济，每人每天半斤口粮。同时停办公社食堂，把粮食发放到家庭。二是推行“责任田”，改革公社管理体制，激活农村生产力。直到1962年8月，曾希圣因推行“责任田”被免职并去上海担任华东局第二书记，由此淡出政治舞台。“文革”中，曾希圣再次受到冲击并被批斗，于1968年7月15日去世，时年66岁。
采访原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李守璋先生
当时，安徽饿死人的现象很严重。开始下面都瞒报，政府并不知情。待瞒不住了，省委派工作组下去调查，情形比想象的还要糟糕。我就去过一些农村，都是些死绝村，整个村子看不到一户人家，蒿草长得比房顶还要高，这些村子以后就消失了。在路上也能看到，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再也没起来。
（今日忙于拍照，没做记录，李守璋先生谈了很多，包括他的夫人。）
采访安徽省国资委主任桂建平先生
一、曾希圣在红军中是搞情报工作的，1932年参与创建中共中央军委二局（情报局）并出任局长。毛泽东说：“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对曾希圣颇为倚重。曾希圣任安徽省委书记时提出了农业生产三项改革，绩效明显。“三改”即：改变夏秋两季收成的比重，扩大夏季作物面积；改种耐水作物和高产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耕作习惯，实行精耕细作。毛泽东夸他是“农业专家”。到了“大跃进”时期，曾希圣强力推行，更为激进。1958年9月19日，曾希圣陪毛泽东同乘敞篷车巡行，从金寨路、长江路、胜利路一直开到合肥火车站，沿途组织了20万市民夹道恭迎。1960年，安徽经济全线崩溃，曾希圣开始反思并于次年始在全省推广“责任田”，此举遭毛泽东严厉批判。
二、桂林栖是湖北省黄梅县人，对黄梅戏情有独钟。1949年4月，时任安庆地委书记的桂林栖在入城主政第二天便组织黄梅戏艺人在民众剧场演出，轰动全城。1952年2月，桂林栖调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同年8月，他在合肥举办“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并安排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人组团去上海演出，声震沪上。1953年，桂林栖领导组建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著名演员和主创人员先后调入，为黄梅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跃进时期，在张凯帆无为放粮和解散食堂事件中，时任省常务副书记的桂林栖也曾表示支持。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亦从保持缄默到改变态度。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桂林栖调离安徽，任唐山铁道学院副院长，直到1971年8月逝世，时年58岁。
三、1957年“反右派”斗争，曾希圣把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不同看法的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副检察长李锐等定性为“反党集团”。
1958年1月27日，安徽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曾希圣主持批判了对大跃进持异议的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省委宣传部部长陆学斌，定性为“反党联盟”。9月19日，安徽省委通过《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这两次斗争对安徽政治环境的破坏极为严重，直到李葆华出任安徽省委书记才有所改观。安徽人说“曾桂派”系指省委书记曾希圣与副省长桂林栖。桂建平先生是桂林栖的三公子。
采访安徽省高级农业经济师、关工委秘书长江鲲池先生
一、安徽“责任田”形式缘起农民自发。宿县褚兰公社73岁老农刘庆兰因儿子有病，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大跃进”，便在山里开垦荒地十多亩，不仅全家吃得饱，还向队里交了3000多斤粮，影响很大。老农说：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只挣工分没有责任心。当时安徽普遍缺粮，曾希圣知道此事后持肯定态度，树为典型并调研推广。农民说“责任田”是“救命田”。
二、曾希圣搞“责任田”也是迫于无奈，饿死的人太多了。搞“责任田”后粮食产量大幅增长，还援助河南等省。按说安徽是有粮的，但全国粮荒形势严峻，已开始大批地饿死人了。华东局向安徽调粮，曾希圣不答应。1960年9月25日，周恩来飞到安徽哭着对曾希圣说：北京不能死人，上海不能死人，酒泉不能死人。你看该怎么办？言下之意安徽可以死人，曾希圣默然。另，国库里其实也有粮，但要保障军粮，一粒也不能动。结果，三年时间仅安徽一省就饿死了五六百万人。
三、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因推行“责任田”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2年6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责任田”时辩解：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到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不管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办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办法，并主张包产到户合法化。同年8月，毛泽东批判“单干风”，说曾希圣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从政治上判了曾希圣的刑。
四、1978年12月，凤阳小岗村农民“包干到户”声震全国，尤其是那份按有十八个血红手印的生死契约，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其实，那份契约是假的。1983年2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编导来到小岗村拍摄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采访中闻知契约的事，要拍却无实物。因编导需要，小岗村的副队长严宏昌重新搞了一份并补摁手印。画面有了，却是复制品，如同现在电视里的“情景再现”。其时江鲲池先生在省农委工作，单位的一位同事是陪同人员，亲眼所见。
采访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作家尹曙生先生
一、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1289起。“特殊案”即指“人相食”的案件，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各地对此类案件，一般都当成政治破坏案件处理。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达70％以上。
二、安徽省公安厅的这份报告写的清楚明白。有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坏有意破坏政治影响”等。不是饿极了，谁愿意吃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尸体呢?报告没有说明的是，其中有多少案例是杀害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快要死去的亲人而食其肉充饥的，指报告上说的“杀人犯”。据尹曙生先生主编安徽公安志时的典型调查，这部分约占5％至8％。
三、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县委书记赵玉书动用专政工具镇压人民群众，他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另：整个安徽省三年减少了多少人口？据省公安厅报告，第一次为300多万，后又追加100多万，共计近600万，况统计数字尚且保守。
四、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销毁有关档案。但这份报告的发现，使这一历史惨案有据可查。“人相食”并非个案，全国许多省份都发生过。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说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其时，尹曙生先生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2年夏，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与刘少奇就“三面红旗”问题争执。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果然。
采访安徽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宋霖先生
一、1959年1月24日，安徽省委通过决议：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继续鼓足干劲，为实现比1958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2月7日，省委批转《关于〈桐城县闹粮问题的真相〉的报告》，指出：叫喊粮食紧张，实质上是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省委号召进行“反瞒产斗争”，同时，提出了更高的农业生产指标。会后张凯帆到含山、和县农村调查，看到农村已经饿死了人，他要求向省委常委会议汇报。曾希圣说：“你不要汇报了。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是有点右，要注意。”
二、7月４日，张恺帆到无为调查。农民说：我们现在还不如以前的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发二两原粮，发到我们手里才好。如果发到公共食堂，层层克扣，我们连一点也见不到了。农民还说：把自留地还给我们吧，我们种点瓜菜也好度命。更有人下跪：张省长，救命。县粮食局局长向张恺帆反映，县委姚书记叫弄了两本账，一本真账收7亿斤粮食，另一本假账收13亿斤粮食。张恺帆决定：将原粮直接发给群众，每人每天不得少于１斤；公共食堂暂时停办；自留地归还群众。
三、中央庐山会议上曾希圣打电话要张恺帆回合肥。7月24日，省委组织对张恺帆的批判，并写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送上庐山。8月10日，毛泽东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等等。
四、9月19日，安徽省委通过《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将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等职务，责令其交代包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要问题。12月12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检察院提请“依法批准逮捕张恺帆”。张恺帆在被囚禁207天后释放回家，而他的亲友也都遭受株连，有6人惨死。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的7月20日，经中央监委批准，安徽省委宣布撤销《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安徽省委政治上跟风，经济上盲动且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是造成安徽大饥荒的根本原因。首先，因想在“大跃进”中有大表现，为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抽掉了大量民工，引起种植业劳动力的严重匮乏，导致了1958年和1959年粮食全面减产。1958年，安徽在水利工程上开始计划搞8亿土石方，后改成16亿，几天后变成32亿，最后上报的竟是64亿。就这样荒唐的决定，居然得到毛泽东的赞扬，说要学习曾希圣。再者，追求高指标和高产量的浮夸风造成了1959年安徽粮食的过度征购，导致农民口粮不足，引发全省大饥荒爆发。1958年安徽实际产粮167.9亿斤，被浮夸报成了450亿斤。1959年指标浮夸成720亿斤，实际产粮140.2亿斤。高指标必然带来高征购，虽然征购70.94亿斤还不到浮夸指标的10%，却占实际产量的50.6%。1959年2月，曾希圣已从汇报中了解到安徽各地的饥荒情况，但同时他也收到了毛泽东关于“农民瞒产瞒粮导致粮食紧张”的指示信。在此种情况下，曾希圣仍然违背客观事实，在全省范围内强制推行了“反瞒产”运动，并演变为农村里一场广泛的抄家搜粮运动，导致大饥荒迅速加剧。曾希圣拒不承认大饥荒的发生，亦不采取任何救灾措施，任由农民大规模死亡的恶性蔓延。还有，安徽省委政治上独裁，严厉打击讲实情，说真话，持不同意见的各级干部。通过了《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议》和《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由此牵连了大批的干部和群众，人人自危，处处噤声，一片红色恐怖。
1960年开始，尝到恶果的曾希圣在安徽全境试点并推行责任田，情形有所好转。如1960年9月周恩来安徽强制调粮是事实，那曾希圣实际上就成了中央政府在安徽的替罪羊和政治上的牺牲品。到了1962年初，曾希圣因“责任田”遭到了毛泽东的批判并调离安徽，毛泽东认为把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便能够解决粮食问题，而“责任田”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可调和。1962年3月29日，安徽省委通过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称：我省绝大部分地区实行的“责任田”办法，与中央“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这个办法是调动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必然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办法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的，必须坚决地把它改正过来。“责任田”被认为是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决议”历数了“责任田”的六大罪状：1、出现了严重的单干倾向。2、产生了两极分化的苗头。3、削弱和瓦解了集体经济。4 、影响国家征购和生活安排。5、影响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6、对基层组织起了腐蚀和瓦解的作用。安徽省委作出这样的决议，似乎也是在中央的高压下不得已而为之。此时，已是政治上比较温和的李葆华来安徽主政了。
1978年，以凤阳小岗村为典型的安徽农民搞起了包产到户，得到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1979年9月，中央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基层干部和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的自主权，发挥其主动性。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肯定了包产到户这种形式并认为它不会影响中国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在肯定了集体经济是中国农村“不可动摇的基础”的同时，认为包产到户“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自此，近三十年来关于农村责任田问题的是是非非，终于有了明确的结论。而这一切，已是在推行“责任田”的始作俑者曾希圣去世后十多年的事了。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作者的新浪博客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