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很重要，人们都知道，但很多人不在乎。就像老婆很重要，而很多人也不怎么在乎。
中国很多次革命，都是以土地为起点的。只有在土地上做文章，给予农民土地的承诺，才能赢得农民的支持。这一点，洪秀全等革命家是有共识的。革命家们一贯打着分土地的口号，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一直在种地，而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完全拥有过土地。
近十年来，房地产事业的蓬勃发展，激发了各种征地矛盾。我曾经想过，如果农民拥有土地的完全产权，这些问题不就都不存在了吗？按法律办就是了，老百姓自己的地，想要多少钱都无可厚非。征地矛盾的原因，主要就是产权、使用权的分离，造成了利益分配不清晰和不统一。
毫无疑问，这种想法是幼稚的。
最近，我的老家G省某市在搞农村土地的市场化创新，农民可以把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贷款，在城里买房或创业。笔者父母如今居住在城里，大部分地都借给乡邻耕种，宅基地上的房子也无人居住，但他也并不愿意把地拿去抵押贷款。我觉得很奇怪，一文不值的土地现在可以变现二三十万了，为什么不愿意。父亲说，二三十万够你用好久？现在经济越来越差，要是到了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土地有多重要了。
听了父亲的话，我恍然大悟。父亲这一辈的老农民，经历过社会若干风雨动荡起伏，普遍有强烈的居安思危心理，对幸福始终抱有一种惶恐的态度，生怕再遇上社会的什么重大变故。一座破房子，几亩薄地，就是他们居安思危的根本依靠。
农地和宅基地抵押贷款，是当地政府下的一盘好棋。当前去库存是最大的经济任务，城市化是经济目标。农民把土地承包权转出去，用钱在城里买房子置业，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房地产库存消化了，农民进城的“城市化”目标实现了，农民手里有钱又拉动消费了，农村土地集中经营也可以实现了。真乃一石多鸟。
但这个政策潜在酝酿一个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
当前的经济形势尚可，城市还能为进城的农民提供不少就业岗位，在城里打工赚钱总比在家种地赚得多。但不能忽视一个经济风险：当经济形势走进谷底，城市可能连原有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都无法保障，进城的农民们就成了失业者，那就是大麻烦了。这些数目庞大的群体，没有工作，只有一文不值的房产。在农村的土地卖掉了，再也回不去了，会闹出什么事情来，简直难以想象。
笔者故乡附近有一个镇，依托附近一座大煤矿而生，聚集了很多外地的工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资源经济很不景气时，工人们一年半载都发不上工资，吃喝都成了问题。到了玉米、小麦、土豆等收获季节，工人们就到农民的土地里，碰运气，捡农民没注意落下的粮食。有的甚至直接偷窃，更有甚者，到村子里偷牛盗肉，成了村民们“人人喊打”的不稳定分子。
如果农民舍弃土地来到城里，他们的命运，便如同这些工人一样，随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的波动，陷入幸福和痛苦的交替之中。
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普遍很高，大部分人没有可耕种的土地，在城市就业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失业者历来都是西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他们的政府、政客，极其重视就业率。中国为何百年来不存在这个问题呢？正是因为最庞大的农民群体，是依托农村土地生产生存的。农民只要有地种，就温饱不愁，就不会闹事。如果经济真的糟糕透顶了，进城的农民大可以回到农村种地，几亿农民温饱无忧，社会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
三亩薄田虽少，却是几亿农民生活最基础的保障，也是中国这个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这也就是为何不能让农民自由拥有土地使用权的缘由。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很多朝代之初，农民是拥有自己的土地的，越往后，土地兼并越厉害，农民丧失土地，成为佃农，被地主剥削。
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资产，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但与其他资产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土地的功能不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而是让农民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能有温饱的基本保障。正确处置土地资产，需要农民能够从长远的意义上看到土地的价值，不能轻易将土地出卖。但农民往往缺乏这种长远的见识，或许急于用钱，迫于形势，或许只是贪图一时享受，常常很轻易就以低价出卖自己的土地。
回家休假和父亲聊天，谈到对现在经济的忧虑，父亲就说，怕什么，家里还有地，大不了回农村去。
土地的这种长远价值意义决定了我们的土地政策。要让农民始终有地可种，但不能容许农民自由地买卖土地，这便是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
而城市化正在打破土地的这种功能。
城市化让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数以亿计原本依靠土地生产为生的人，变成了城市里的就业人群。这些人离开农村进了城，失去了土地，也丧失了土地生产的能力，并且习惯了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也很难再回到农村。这些城市里的“新人”，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在城市里真正扎下根来。而他们的命运，也就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陷入幸福和痛苦的交替之中。
而在农村，这些被进城农民“扔掉”的土地会被一些人低价囤积起来，这些人逐渐就成了新的农场主。这种城乡格局，也就是西方国家百年以前就形成的格局。
当前很多地方政府急躁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加快了这一进程，但也加剧了其中的风险。在笔者家乡，户籍迁出农村去的，就再也迁不回去了。政府在鼓励农民拿出自己积蓄、甚至变卖自己的土地和宅基地进城买房。从户籍上和居住地看，农村人口减少了，城市化的经济目标实现了。但这些“被逼”进城的农民，其实并没有在城市长期生存的能力，他们的本质还是农民。一旦经济形势不好，他们是第一批无法在城市里生存下去的人，却又回不去农村种地，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当然，对于地方决策者而言，这些不良后果是其升迁之后许多年才会发生的事情，他们在乎的是当下的政绩。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社会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城乡贫富差距。城市居民充分享受着城市化的福利，逐渐富裕起来。依靠土地生产的农民，却依然贫困。很多人认为，通过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让农民拥有一项可变现的重大资产，出卖土地，从而富起来。不过，我们可以看看那些通过征地获得大笔现金的农民，有没有富起来，便可见一斑。
北京这些征地拆迁的农民，赔偿的往往是几套甚至十几套房子，就算出租房子，也都是富裕家庭了。赔几百万上千万，这是极少数，不具代表性。三四线城市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征地拆迁，也有一两套房子，或几十万上百万现金，但他们大部分并没有因此而持续性地富起来。不少人拿到现金赔偿后，要不赌场里几晚上输光，要不及时行乐。使用这些资金，创业致富，绝大多数农民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土地交易，一下子获得一大笔现金，让他们只能富一时，不能富一世。更何况，大部分农民的地值不了几个钱，全部卖掉恐怕只够在县城买个房子，就一无所有了，何谈长久致富？
中国的农民，想依靠土地实现长久致富，是不可能的。《窃听风云3》中，很多年轻人几十万卖掉自己的丁权，就没有然后了。剧中有一句台词，或许是对土地最好的注解：地是拿来种的，不是拿来卖来卖去的。
城市化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应当充分尊重我们的传统。中国和西方国家差异极大，西方国家如此发达的城市经济，养一两亿城市人，社会保障都不堪重负，常常有就业危机，在经济危机之时更是惨不堪言。而我们城市化的未来，或许是养活十亿人，这是不可想象的。
农村的衰落已经开始了，但传统的力量依然强大。如果在我们城市化进程中，加快农村小城镇的建设，借传统的力量，让更多农村人留在家乡安居乐业，而不是盲目地进入城市，或许这个国家的经济会有更多转圜的余地，这个国家也能更从容地面对各种危机。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凤凰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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