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思考
【摘要】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国农村研究本土化和主体性缺失的回应，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农村社会变革的回应。然而由于社会化小农在伦理关怀、政治关怀以及小农形态解释上存在的缺陷，使得这一分析范式在农村治理研究中存在争议。同时，社会化小农对于农村市场化进程中消费膨胀压力的过于掩饰，导致其与农村市场化逻辑的不断脱离。而对于私人生活变迁的过多关注也导致其研究的公共性的严重不足。相对而言，消费小农发展了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的优势，并能够还原农民的真实形态，同农村市场化进程本身相契合。伴随着农民由个体消费向公共消费的延伸，消费小农也不断从私人的生活领域走向公共的治理领域，消费小农同国家之间的互动也由此产生。
【关键词】农村市场化；社会化小农；消费小农
一、农村市场化与社会化小农的提出
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是当前我国农村治理研究中应用最普遍的分析框架。然而，受20世纪以来我国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渗透与变革的影响，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在具体运用中并没有一直延续框架本身对于农村社会主位与农民主体的现实关怀，而是过多的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建设的单向度背景考察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逐渐屏蔽了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因素与主体特性，尤其是无法从乡村社会的主位来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中，对于农民主体与农村主位的忽视，也进一步引发了我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困境。如何在研究中突出农民主体与农村主位，这是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无法做到的。因此，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必须找到农民主体确立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者分析范式。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就是在这种研究背景下出现的。
除了弥补国家政权建设分析框架的不足外，社会化小农的提出亦更加贴合农村社会变迁的基本事实。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思想观念、行为动机与关系网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发生的根本诱导因素便是农村市场化进程。国家政权建设改变的只是农村治理的外部结构，而农村市场化则从内在机理上改变了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农村市场化浪潮及其农民的“理性化”，给村庄共同体带来的致命的一击，并结束了80年代中期以后村庄传统文化与组织网络的复兴。在市场化的冲击下，中国村庄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进而促成新的农村政治运行逻辑。农村内部的权力结构被卷入市场经济乃至消费社会的建构过程。于是一种新的小农形态被提炼出来，这就是社会化小农。徐勇、邓大才通过社会化替代市场化的方式，将当前农民的行为动机概括为对现金收入的追求，而这一动机来源于农村市场化过程中消费膨胀导致的货币支出压力，并对社会化小农的定义、形态、计量标准、理论假设以及分析框架进行了界定和阐述。邓大才认为社会化小农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农村治理的基础、资源与条件，而且重塑了农村的治理空间、治理权威以及治理话语体系。社会化小农提出以来，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它不断从经济生活层面拓展到社会生活层面与政治生活层面，成为中国农村本土化研究中少有的重要研究范式创新之一。
二、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的局限及其借鉴
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试图冲破经典小农理论的解释局限，发展本土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它的提出为我们开展当前农户动机与行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视角。首先，它客观地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普遍的、真实的。这种普遍性与真实性，确实需要我国农村研究发展出新的研究范式。如关于当前农民行为基本的背景的分析，“农民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更不稳定、风险更大、更不有确定性、更具挑战的社会之中”。另外，关于农村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生活方式的社会化、交往方式的社会化分析，进一步指出了农村社会变化的微观事实。可以说，徐勇关于农村流动、不确定性、外部风险的分析，深刻地体现了现代性对我国农村的冲击。其次，关于货币化压力的分析，为我们开展农民行为分析提供一个本土化视角。社会化小农理论，将小农行为目标概括为货币压力之下的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化。这是该分析范式最为成功的部分，也是该范式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核心部分。再次，社会化小农对于治理领域的尝试性延伸，为我们研究当前乡村治理基础与结构变化提供视角。
然而，在具体研究和运用过程中，这一分析范式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缺少伦理层面的价值关怀。作为一种小农形态，社会化小农在农民价值观念方面缺少学理性的研究，虽然该理论提出了“货币伦理”，但什么是货币伦理？一直没有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得以阐述，并由此导致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在农村社会关系、价值规范、权威秩序中的解释缺陷。二是缺少治理与政治层面的关怀。社会化小农依然延续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分析模式，其直接的理论指向是对农民经济行为与动机的分析，并拓展到对农村社会的研究。虽然在后来的研究中，邓大才一直试图将社会化小农理论引入乡村治理领域，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社会化小农与农村政治和治理的对接是不成熟与不完整的。这进一步导致社会化小农范式研究的局限。三是社会化小农能否作为一种小农形态，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道社会化如同市场化一样，主要标识的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或形态。这就使得社会化小农在学界缺少共识的基础。而如经典的理性小农、生存小农、商品小农，往往代表着一种一定阶段和历史时段上的小农形态。这几个方面的局限，使得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在解释能力、解释范围与解释合法性方面存在争议与不足。
总体来说，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解释了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变迁，但是却停留于外在形式的单纯概括，没有深入分析如货币化压力的根源，以及这种根源对于乡村权威结构、权力关系、治理资源以及政治认同的变革与影响，更没有将国家这一要素引入到范式本身的分析框架内部。由此，导致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有限的解释力。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只发现了表层，却没有发现本质。从当前村庄内部的变迁来看，社会化过程，其实就是市场化的过程与现代性的滋生过程。这种过程将传统生产型的农村社会带进一个消费型的农村社会。在这种消费型的农村社会内部，产品消费逐渐被商品消费取代，生产所衍生出来的权威与权力结构，逐渐被消费衍生出来的权威与权力结构所替代。传统稳定的、确定的、安全的共同体网络逐渐被流动的、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个体消费所打破。在这里，身份、权力、地位、威望等都与个体消费、家庭消费密切相关。伴随着农村消费欲望的扩张，消费也从单纯的商品消费发展成为一种符号消费。这种符号具有现代性的话语体系特征。符号消费的出现，意味着消费的频率、层次、规模与个体的身份、威望、村庄内部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同时，商品消费扩大导致的消费垃圾（如农村卫生、环境），个体消费的膨胀导致的公共事务的失败（村庄道路、水利设施、村庄合作），将消费与乡村治理连为一体。同时，个体消费的盛行导致的农民个体化、乡村空壳化以及集体行动失败，将农户的个体消费引入到公共消费的层面上。公共消费的集中表现为国家对乡村治理的介入以及对乡村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消费成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一种符号象征。从整体的思路来看，充分利用社会化小农的成熟研究，通过建构消费小农范式可以实现对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的发展与超越；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农村的消费逻辑解释当今我国农村社会内部的权力与治理结构变迁，并延伸到农户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的基本标准上。
三、消费小农的产生及发展方向
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的乡村嵌入一直试图摆脱同农村传统治理结构的联系，导致村庄内部的“权力文化网络”。对乡村精英的作用能力逐渐式微——传统文化与组织体系在正式的乡村治理中一直处于被弱化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乡村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逐渐发展成为乡村社会内部隐匿的秩序力量，并一直是维系乡村内部关系的重要纽带与机制。即使是在人民公社时期，传统仍在革命的表象下展示其多样性与复杂性。正是基于传统文化网络同农村治理之间存在的某种适应性结构，面对现代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步履维艰，农村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利用或复兴农村传统文化网络资源，以促进现代农村治理的实现。20世纪90年代，关于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争论与磨合，更加强了这种研究取向。尤其是社会转型期间，农村原子化、空壳化以及治理的失败，进一步催化了学界在农村治理研究中对于传统文化网络资源的追捧。
然而，这种“追捧”至少在当下是错误的。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与商品对于农村社会逐渐地全面地嵌入，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农村文化网络资源赖以生存的基本时空观与价值观。从进程上来看，传统乡村的文化网络一直延续到乡村社会内部市场化的开始。在此之前，农村社会是一个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生产者社会，一个家庭的几乎全部消费往往来源于家庭与农村社会内部的自我生产，阶级、身份、地位往往是固化的，稳定的。时间和空间相对来说是静止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处于这个状态。农民一直扮演着生产小农的角色。生存小农、理性小农、剥夺小农等理论都是对这一生产小农的反映。然而，伴随着农村市场化带来的乡村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商品消费对自足经济的全面取代，现代性的流动与消费，打破了传统农村社会赖以生存的时空观念。正如鲍曼所言，流动与消费使得“原有的稳定的等级被侵蚀化解掉了”“而新的等级又太容易变并且稍纵即逝，不可能固化为可以辨认的形态，也不可能将这种形态保留足够长的时间，好被接受为身份建构的一种安全参照系”。传统农村文化网络资源建立在静态的封闭的稳定的时空结构中。而现代农村则处于一个开放的、流动的、不确定性的时空秩序中。同时，经济生活的变革，迫使农民从主动的小农生产者演变成为被动的小农消费者，农民的价值观不再是伦理的秩序逻辑，而是消费的个体化逻辑。经济生活的变革，也最终导致农村社会内部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陆续变革，而这种变革在内在逻辑上是反传统的。其二，伴随着市场经济物质的丰盈与交往的开放，农村社会不仅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更面临着后现代的问题。现代化与后现代的时代叠加效应在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中十分明显，农村“消费社会”的凸显，正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就说明，我们不能再以传统与现代交互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农村。农村的文化网络基础正在或者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必须在新的视角下探索当前中国农村文化网络结构的基本事实，从而发现农村研究与治理中新的权力与政治逻辑。
进入21世纪以后，农村社会开始从生产时代快速进入消费的时代，其标志是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几乎全部来源于的市场供给，包括食品、粮食、衣服、生产过程、劳动力需求等，进而出现农村社会家庭内部对货币收入的强大需求。农村社会内部逐渐发育出一种消费社会学中所描述的“消费者社会”，小农被迫成为消费的小农。消费小农的真实追求在于流动背后不确定性带来的身份与地位的符号象征，而不是表面的货币需求。货币需求最终转化为一种符号象征，这种符号象征是不确定的身份、地位与威望的标识。而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市场化的流动效应，并由此转化为对于身份与地位的不确定的风险与恐惧预期。“‘身份’变成了某种主要是自我确立与自我归属之物，成了个体费心努力所带来的结果：这种结果被公认是暂时的”。在这种不确定的暂时的身份与地位预期下，人们逐渐放弃传统的道德、伦理与生活观念，而选择一种疲于奔命的货币追求并转化为象征性的符号消费。同时，这种不确定又给农村社会内部带来了形式上的平等与民主。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与民主在小农个体心理上却真实的体现为一种因消费能力所标识的身份与地位差异而呈现出的实质上的不平等与不民主。由此，村庄内部的文化网络基础开始发生变化，传统因等级、血缘、道德、伦理维系起来的文化网络逐渐被符号化的消费所取代，权力和权威来源于消费层面的符号象征，而且这种符号象征是不确定的、变化着的。
流动的不确定性、消费的替代性以及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共同培育出现代乡村个体消费的出现。传统的文化权力网络逐渐被个体的符号化的消费型权力所代替，并真正地肢解着乡村社会内部的共同体网络。在乡村治理领域，这种个体消费的出现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一方面它导致村庄内部公共链接的消失与传统依靠个体自觉的村庄公共事业的废弃（集体行动的失败）；另一方面这种个体消费的膨胀导致的公共治理（包括公共卫生、环境、水利设施、救济以及互助等）的困境日益突出，将个体消费引向公共消费。在个体消费的膨胀时代，一方面通过村庄内部自发的共同体培育来建构公共秩序已经无法实现，进而转向国家的力量；另一方面，个体化的膨胀导致公共消费需求的极具膨胀，小农个体开始逐渐关注国家公共服务能力在乡村社会的表现，但是又不愿通过集体合作来实现这种公共需求的满足。在农民价值观念体系中，公共治理完全变为乡村社会外部力量的一种应然的行为。而这种外部力量就是代表国家的政府。以上的这些变迁至少预示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１．乡村社会内部的文化网络资源与权威的生成基础已经发生变化，意味着农村研究与乡村治理的基本背景、基础与资源的转变。
２．试图通过建构传统文化网络来增强村庄或者社区的治理能力或者共同体能力的企图必将失败，除非农村消费的基本条件发生改变。
３．农户消费的膨胀一方面导致公共事务治理的失败，另一方面导致农民个体对村庄公共消费的需求增加。农民个体公共消费的成长将自然而然的培育出农民对于国家公共服务能力的关注，农民的权利意识与政治意识必将随着个体消费的发展而快速发展起来，但是这种权利意识与政治意识具有偏执的明显特征。
４．个体消费的膨胀与公共消费的膨胀之间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张力，这种张力一方面标志着我国农民个体公民意识与公共能力的匮乏，另一方面标志着乡村公共治理的压力的主要来自于农民公民意识匮乏与农民公共需求的增加之间的矛盾。乡村社会内部的公共需求开始直接指向对国家公共服务能力的考验。
５．在此基础上，我国农村治理的着力点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如何满足农村社会的内部膨胀起来的公共消费；二是如何培育消费小农的现代公民意识与公民能力。
四、结语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变迁同农村市场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农村市场化进程催生的农村社会变迁为中国农村研究的范式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社会化小农的出现正是理论研究对这一现实状态的很好回应。然而，由于农村市场化进程对农村社会的根本变革在于通过消费层面的整体嵌入，不断地塑造了一个农村消费社会与消费小农形态，不断地重构着农民的日常生活形态、互动仪式形态以及权力网络形态。因此，社会化小农本身具有很大的理论局限性。正相反，消费小农可以很好地反映市场化过程中农村消费膨胀孕育的农民形态，而当农民消费需求由个体消费向公共消费延伸时，消费小农在治理层面的需求将得到完整的体现。相对而言，社会化小农在治理层面的延伸则显得十分牵强。当然，消费小农的提出也只是基于当前农民生活交往逻辑的一种概括，它建立在对社会化小农分析范式的完善与发展的理论追求之上。从消费小农未来的方法论建构来看，可以将新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理论与西方消费主义政治学引入到我国乡村政治研究领域，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建构以消费小农为基本行动单位，以揭示农村权力结构变迁和乡村底层政治逻辑为基本目标的分析范式。而其基本的结论预设是我国农村社会内部权力生成与政治运行的逻辑基础是消费型文化权力网络，以区别于过去生产型文化权力网络。消费小农是一个崭新的解释概念与分析工具，其基本结构将在作者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呈现。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4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