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我国要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家发改委最近印发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各地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面临着许多挑战。
准确预测我国未来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向和流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难点之一。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城镇化融资模式，形成稳定、长期、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资来源，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破解的难题之一。面对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难题，政府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以新思路，解决老问题。
原文：《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新思路解决老问题》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市社会融合
为适应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我国首先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手“做减法”。即把原先附着在户籍上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权益，逐渐从户籍中剥离，恢复户籍作为人口登记管理的功能。另一手是“做加法”。即通过实施居住证制度，赋予城镇非户籍人员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益，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最终形成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要求，到2020年我国要努力实现一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为加快落实这一目标，最近国家发改委印发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要求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II型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I型大城市的落户条件，超大特大城市也要完善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大幅增加落户规模。这种政策改变了以往一味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思路，进一步扩大了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开放度，这对保持城市的活力和竞争力是有利的。
2、“多规合一”促进“人”与“物”的空间匹配
城市财富蕴藏在城市合理的空间结构之中。城市空间结构是否合理，不仅会直接影响城市经济的效率，而且也会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决定着城市发展的前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关键是要实现城市里“人”与“物”的空间匹配。只有城市里的“人”与“物”匹配得当了，整个城市才能高效运行，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并创造出美好的人居环境，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
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的自主性显著增强，政府不可能再像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那样，用行政指令的方式，来对“人”与“物”的空间分布进行控制，只能顺应城市发展的规律、顺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的趋势，通过前瞻性的、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来指引。以往我国城市的各项规划体制分割，各项规划之间往往出现相互矛盾、互相“打架”的现象。而且，各类规划主要侧重合理配置土地、基础设施和产业等“物”的要素，忽视“人”的因素，更少关注“人”与“物”的空间匹配。
推进我国的新型城镇化，需要进行规划体制改革、落实“多规合一”，科学编制详细规划，尤其要重视城市人口规划。编制城市人口规划时，不仅规划城市人口的总量，还要加强对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文化结构、职业结构、性别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的研究，了解城市各种类型人口的空间分布，准确掌握城市人口对学校、医院、体育设施、就业岗位等的需求，这样才能实现城市里“人”与“物”的空间匹配，实现城市产城融合、职住平衡。
3、构建可持续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
到2020年，我国要努力实现一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关键的一点是让农业转移人口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些城市公共服务大多属于公共品，政府理当承担起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这将给地方财政带来较大的压力。这也是一些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进展不大的主要原因。
为了加大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推进力度，推动未落户城镇的常住人口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除了落实对落户较多地区的中央财政资金奖励政策外，政府应进行城镇投融资体制创新，构建起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探索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首先，政府应探索发行市政债券,摆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其次，要按照政府“掌舵”，私人部门“划桨”的模式，建立起公私伙伴关系，鼓励、引导外资和民间投资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通过市场采购、特许经营、委托管理等方式，向民间开放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与私人部门合作，共同提供公共品，充分发挥政府在保障公共服务公平和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效率方面的优势。
再次，要全面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打破经营垄断，引进竞争机制，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
作者：武汉大学“两型社会”研究院副院长 成德宁 ；程冉。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会科学报第1664期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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