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2017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现状，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研究人口结构特征、家庭资本和政治资本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从基层到高层依次递增，且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政治身份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呈正向关系，即党员和村干部身份的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对更高。家庭年收入对政府满意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家庭年收入越高，其对政府满意度就会越高；但家庭负债与政府满意度呈现出负相关性，即家庭越负债，其对政府满意度越低。农民对政策的满意度以及农民的政治认同感也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尤其是保障性政策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度越高，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会越高。
关键词:政府满意度；农村政策；家庭资本；政治资本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假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就说明政府的绩效评价不再局限在政府的内部评价，外部独立的第三方评价尤其是人民参与评价亦被凸显出来。有网络调查显示，从2012年至2016年这四年间，网民对政府工作较为满意，政府满意度整体呈上升趋势[1]。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2]，农民问题一直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因此，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更是成为评判政府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尺”。尤其是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农民问题关乎基层乃至整个国家的稳定。准确把握住农民对政府满意度的现状以及当下影响这种现状的关键性要素，显得极为必要。因此，本文以2017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项目的样本数据为基础，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家庭资本和政治资本两个维度出发对农民的政府满意度进行系统研究。通过深入分析家庭资本与政治资本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为政府振兴乡村、提升工作绩效提供参考。
政府满意度是指民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在某种层面上体现了政府工作绩效的好坏[1]。目前国外对于政府满意度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Daniel R.Ilgen为代表的“期望失验论”，该理论认为政府工作的实际绩效与民众的预期绩效存在偏差[3]。Gregg在研究美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影响因素时同样发现期望和绩效之间的差距对政府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4]。另一类则是以Jr.Joseph S.Nye等为代表的“政治冲突论”。他指出今天的美国人对联邦政府的信心相对于1964年大幅度下降，其罪魁祸首是由日益腐蚀的新闻媒体所引起的文化与政治冲突[5]。不过，这两类研究均发现民生现状与公民的个体遭遇对政府满意度或多或少都有影响。除此之外，近年来还有西方学者从其他角度来研究政府满意度，如Sune Welling Hansen研究民主规模成本发现人口规模的增加对公民的政府满意度有负面影响[6]。
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延伸拓展。尉建文、谢镇荣认为“政府满意度是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依据，是现代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并发现“国家治理中合法性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各级政府的行为和群众满意度”[7]。赵大海、胡伟指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公众满意度总体水平的提高不应过度依赖于公共服务提供的满意度，应优先提高公众对政府效能、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满意度的政策建议[8]。若从测量工具和统计学方法去看，国内对政府满意度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不乏少数（如表1所示）。
这些研究对于加深认识政府满意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民生问题（收入、公共服务等）影响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但是不难发现已有的研究尚未有以农民为研究对象，且多数从社会学视角而较少有从政治学视角去研究政府满意度。蒋叶莎、罗教讲[16]从政治资本的角度研究过政治资本对公民的政府信任问题，但是很明显政府信任与政府满意度实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话域。基于以上梳理，本文拟结合家庭资本因素和政治资本因素提出两个研究假设，这两种假设构成了家庭资本与个体政治资本影响农民对政府满意度的可能路径（参见图1）。
H1：农民的家庭资本对政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假定认为农户的家庭资本越好，其对政府的满意度就会越高；反之，家庭资本越差，其对政府的满意度越低。
H2：农民的政治资本对政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假定认为农民的政治资本越丰厚，其对政府的满意度亦会越高；反之，政治资本越薄弱，其对政府的满意度亦会越低。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项目组2017年对全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3844位农户的调查数据。
在此次调查的3844位农民中，分布于北方地区农村的占比为43.78%、南方地区的占比为56.22%；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看，农户占比分别为26.12%、46.41%和27.47%。从个体性别差异性分析，男性农民占比为73.05%、女性农民占比为26.95%；汉族和少数民族农民分别占比86.29%和13.71%；从年龄分布看，60岁及以上的农民占比41.31%，50~59岁的占比31.76%，40~49岁的占比20.06%，30~39岁及30岁以下的农民累计占比6.86%；从农民身份分析，党员农民占比23.39%、非党员占比76.61%，担任村干部的农民占比12.98%、普通农民占比87.02%；从婚姻状况与宗教信仰看，已婚农民占比89.78%、其他占比为10.22%，有宗教信仰的农民占比7.36%、无宗教信仰的农民占比92.64%；从受教育水平分析，小学和初中学历的农民比重最多，占比分别为38.80%和36.72%。总体来看，根据农户的个体差异和地区差异进行抽样相对来说较为科学有效，符合统计学分析要求。
（二）变量设置与概念化操作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问卷对测量指标分为四类：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县政府和乡镇政府，答案根据里克特量表设置为五个等级，分别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通过对其进行1~5分的赋值，计算发现农民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均值为4.6233、省级政府满意度均值为4.4260、市县两级政府的满意度均值是4.1119，而乡镇政府满意度均值为3.9319，接近比较满意。为了回归研究的科学性和便利性，笔者运用SPSS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四级政府满意度进行因子分析（均符合统计学要求，如表3所示），共提取出一个公因子，命名为“政府满意度因子”。
2.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包括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两部分，其中核心变量为家庭资本与政治资本。首先是家庭资本。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科尔曼就学生的学业成就影响因素提出了“家庭资本”的分析框架[17]，后来对此进一步发展，指出影响未成年学业成就的家庭资本至少包含3种要素：一是社会资本要素，二是人力资本要素，三是财务资本要素[18]。国内学者在引进这一概念的同时，结合本土实际，认为家庭资本包含着父母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核心要素[19]。根据以上界定，本文结合“百村观察”调研问卷将“家庭年收入”和“家庭负债情况”作为核心自变量的具体操作化指标，设置题项为“您家上一年家庭总收入是多少”，此为数值型变量（取对数）；以及“您家上一年是否负债”，回答设有“是”和“否”，并对其进行虚拟化处理，是=1，否=0。
其次是政治资本。从狭义的角度看，有学者将政治资本看作政治资源或政治关系[20]，但从宏观的角度去看，Kenneth Newton将政治资本看作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信任、政治宽容、公众兴趣、公民义务和对政治制度的信心等[21]，这种观点将政治资本看成是民众在政治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关系与政治态度。而公民所形成的政治态度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政策是政府与绝大多数人相关的一个方面[22]，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政策结果[23]。因此，文章从Newton的界定出发，拟采用农民对政策的满意度和对政治的认同度两大变量代表政治资本。政策满意度的题项共有9项（见表4），答案设置分别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并依次编码赋值为“1~5”；同理，政治认同度的题项共有11项（见表5），答案设置分别为“很不满意（很不好）、不太满意（不太好）、一般、比较满意（比较好）和非常满意（非常好）”，并依次编码赋值为“1~5”。鉴于变量选取较多，笔者运用SPSS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分别对政策满意度和政治认同度提取公因子（均符合统计学要求，详见表4和表5）。农民对国家的政策满意度提取出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综合性政策满意度因子”和“保障性政策满意度因子”；农民的政治认同度提取出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国家认同度因子”、“社会认同度因子”和“村庄认同度因子”，以因子得分为政治资本的核心自变量。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的定量研究经验，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有：性别（男性=1，女性=0）、年龄（连续变量）、民族（汉族=1，少数民族=0）、政治面貌（党员=1，非党员=0）、村干部身份（干部=1，非干部=0）、婚姻状况（已婚=1，其他=0）、宗教信仰（无=1，有=0）、健康状况（好=1，差=0）、职业（农业劳动者=1，非农劳动者=0）和教育水平（连续变量）。
（三）模型建构
由于自变量属于二分类变量和连续变量，同时因变量为政府满意度的因子得分，属于连续变量，因此研究拟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1）。为了验证研究假设，将建立以下纳入各变量后的线性回归模型方程：
以上Y代表因变量农民对政府满意度，a为常数，X1-X7依次代表核心自变量家庭年收入取对数、负债情况、综合性政策满意度、保障性政策满意度、村庄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β1-β7相应表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Wi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βn表示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三、农民对政府满意度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农民对政府满意度的现状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中有专门针对农民对政府满意度的量表。由表6可以发现，从时间序列来看，2013年（1）样本农民对中央政府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累占比为92.33%，2017年样本农民对其表示满意的累计占比为96.74%，高出2013年4.41%；2013年样本农民对省级政府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累占比为82.27%，2017年样本农民对其表示满意的累计占比为91.89%，高出2013年9.62%；同样地，2017年样本农民对市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表示满意的累计占比分别为78.88%和70.57%，分别高于2013年21.92%和20.93%。可见，从2013年至2017年五年间，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乡镇政府和市县级政府五年间农民对其满意度增幅明显。
从纵向上看，在我国，政府获得了较高的满意度，但这个满意度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满意度逐渐下降[14]。从数据可以看出，不论是2013年还是2017年，农民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一直保持最高，其次是省级政府，再次是市县级政府，最后为乡镇政府。2013年各级政府间的满意度差值分别为10.06%、25.31%、7.32%，而2017年各级政府间的满意度差值分别为4.85%、13.01%、8.31%。由此可见，从2013年到2017年，农民对各级政府间的满意度差异逐渐缩小，但满意度值仍是从基层向高层递增，这与托尼·赛其[24]的研究也是一致。从东中西地域分析，三大地区农民对同一级别政府的满意度差异不大（因篇幅限制不再附表）。综上所述，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总体呈现上升态势。
（二）农民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借助SPSS分析软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首先利用VIF（方差膨胀因子）方法对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VIF均小于2（根据统计学要求，当0 我们首先考察了人口学变量对农民的政府满意度的影响（见模型1）。结果表明，性别变量在三个模型中对农民的政府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年龄变量在模型1和模型2中都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长者农民相对于青年农民而言对政府满意度更高。从农民的政治身份看，政治面貌与干部身份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较之非党员和非干部农民而言，党员、干部农民对我国政府的满意度相对更高。但是，年龄、政治面貌和干部身份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之间的显著性在模型3中消失，说明这三个变量对政府满意度的解释力并不稳定，可能受政治资本变量影响，以中介变量的形式作用于政府满意度。另外，农民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健康状况、职业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均不具有显著性。 在模型2中，我们引入了家庭年收入对数和家庭负债两个变量。结果表明，家庭年收入对提高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家庭年收入越多，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越高；从家庭的负债情况看，模型显示其对农民的政府满意度回归系数为-0.095，表明家庭负债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呈负相关性，负债家庭的农民相对于无负债家庭的农民来说对政府满意度较低。这也验证了假设H1：家庭资本越雄厚，具体而言，家庭年收入越高、越无负债，农民对政府满意度也就越高。 模型3则进一步增加了政治资本变量对农民的政府满意度影响。一方面，从农民对政策满意度的自变量来看，综合性政策满意度与保障性政策满意度对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均有显著性正面影响，农民对综合性政策满意度每增加1个单位，其对政府满意度就会相应增加0.186个单位；农民对保障性政策满意度每增加1个单位，其对政府满意度就会增加0.227个单位。可以看见，相对于综合性政策而言，农民对保障性政策更加关注。另一方面，从农民的政治认同度去看，农民的村庄认同、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数据表明：农民对村庄认同度、国家认同度和社会认同度每增加1个单位，相应地政府满意度就会增加0.240、0.321和0.095个单位，说明对三者的认同感越强烈，其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就会越高。这也验证了假设H2。 总体而言，通过3个回归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农民的年龄、政治面貌、干部身份、家庭年收入、是否负债、政策满意度和政治认同度等因素对其政府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另外，模型3中政府满意度的拟合度要明显高于模型1和模型2政府满意度的拟合度，说明模型3的自变量对农民的政府满意度影响要大于模型2和模型1。 注：1.*P≤0.05，**P≤0.01，***P≤0.001；2.abcdefghi参照系分别对应女性、少数民族、非党员、非干部、未婚、有宗教信仰、健康状况差、非农劳动者和无负债；3.括号外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四、结论与启示 政府满意度是农民在一定时期内对政府态度的反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以问卷调查的方法，利用2017年“百村观察”数据，运用统计软件对农民的政府满意度进行详细分析，并重点研究了家庭资本与政治资本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农民对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的满意度依次下降，但相对于2013年而言，总体满意度呈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较大。第二，农民的家庭经济状况与其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关系。家庭年收入高、无负债，则政府满意度高，反之则低。第三，农民对政策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尤其是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具有保障性的政策对其影响更大。从数据来看，2017年农民对综合性政策满意度均值为3.98254分，而对保障性政策满意度均值为4.10815分，说明当前农民对国家的保障性政策更为满意。第四，农民的政治认同感对农民的政府满意度也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政治认同内含有情感要素[25]，政治认同如果高，则相应的情感就会浓厚，对政府的满意度就会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农民的政治认同不是虚化的，而是主观的、直接的感受，这种感受直接关系到对政府的评价。此外，农民对村庄、国家和社会的认同度与其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差异。 根据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一是我国农村地区应尽快制定出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规划和方案，推动农村农业农民转型升级，让农村成为“富地”、“宝地”，使家户小农成为“现代化的职业农民”，进而保障并提高农户的家庭收入。二是要继续大力实施民生工程，尤其是针对农村地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减少农民的“所虑”、“所忧”。三是要提高农民对党和政府、社会和村庄的认同。从村庄层面看，应提高党员和村干部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强化干群、党群“心连心”；从社会层面看，应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高社会和谐指数、增进农民在社会中的地位；从国家层面看，国家认同可以将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政治团结[16]，因此，应强化村民自治的“五个民主”，尤其是贯彻落实十九大最新提出的“民主协商”，让农民参与政治生活，增强农民对党和国家的信心。 作者简介：方帅，男，汉族，安徽安庆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基层治理与农村问题研究。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扫一扫，更多精彩内容！)
